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准备出门时,遇到梁漱溟。父子俩谈起一则关于欧战的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到。三天后,这位忽必烈第五子的后代在敬业湖投湖自尽。

1980年代,孙子梁钦宁学会迪斯科后跳给梁漱溟看,当时很多人对这种西方舞蹈很反感。“您喜欢吗?”他有些忐忑地问。90岁的老人扶了扶眼镜,露出一贯的微笑:“你喜欢就好。”

“梁先生一生都是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在研究了40多年梁漱溟后,美国汉学家艾恺如是总结道。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内,正是借助艾恺所写的《最后的儒家》,以及后来为梁漱溟做的口述实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大多数中国人才了解到梁漱溟晚年的所思所言。

他哈哈大笑,这一面的性格很少展露

第一财经:在和梁漱溟的面对面谈话中,他给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艾恺: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现他与认识前是一致的。当时我为了做梁先生的研究,全世界找认识他的人访问,也看了他的全部著作。不过,写历史的人总是会怀疑,到底了解不了解这个事件、人物、运动或现象?所以当我终于在北京见到他以后,心里好高兴啊,发现嘿,(我的判断)还不错啊!

梁先生的座右铭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我有几次问他,书里的解释对不对,他说,这是你的事情,我不干涉,你是历史学家,按照中国传统,历史学家是要客观衡量历史上的人。他就是很诚恳地讲,我这辈子没有认识第二个他这样的人,非常诚恳。而且更可贵的是,也许因为我写过他的书,梁先生可以和我真正无所不谈。

第一财经:谈话中有哪些是以前他对外界没有讲过,或是很少披露的?

艾凯:这次访谈,我发现《最后的儒家》里有两个事实错误。一个是他文革的经历,一个是和第一任太太的关系。梁先生文革的事情,我在香港访问了好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同事牟宗三等。他们都说,梁先生在文革时没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因为那时大陆非常神秘,连他们在香港的亲戚都很难知道真实遭遇,大陆的很多情况也传不出去。不说别的,就是一直到我和他通信之前,我也不敢说他是否还活着。

第一财经:你曾经问他有没有伤心的事情,他最先说没有。后来又追问过一次,他就提到了第一任太太的去世。这也是他很少谈过的内容吗?

艾凯:对。特别是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他在邹平的事情后才知道,1935年他太太难产时,那时在济南其实有一个北欧的西医。如果早点送到那里,她可能不会去世。但是却耽误了,他多多少少觉得第一任太太的去世,自己是有点愧疚的。

第一财经:很多对梁漱溟的记录中,他都非常严肃。但是在和你访谈时,他展现了性格的另外一面?

艾恺:梁先生那时是出名的严肃,有人还批评他过分认真。他最忠实的学生胡应汉,一举一动、包括思想都在追随梁漱溟。我在香港和胡应汉接触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见过他笑。胡应汉说,1948年梁先生退出民主政团同盟后和他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才第一次看到他笑。

我和梁先生见面时,他常常哈哈大笑,这一面的性格确实是很少展露的。不过,多多少少我觉得他年纪大了,觉得自己去世不会造成多大影响,所以放松了。尤其是1953年(和毛泽东发生公开争执)以后,他其实已经不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所以从这个立场来看,回顾自己一生可以哈哈大笑。要是年轻时去访谈,可能他也笑不出来。

梁漱溟和第一任妻子黄靖贤1921年成婚时的合影

真正的表里如一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认为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

艾恺: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取了这么一个标题,也不是说他是最后的有儒家思想的人。这个标题取了之后,很多人也来问我,我们又算什么呢?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我为什么把梁漱溟评为最后的儒者、最后的儒家呢?我指的是梁先生的行为、一辈子的表现是代表中国学者的传统。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梁先生是最后的圣贤,因为并不是只有儒家有圣贤,儒家人只是中国学者的代表。究其一生可以发现,梁先生不是一个什么主义者。他的行为、性格、秉直就是真正的儒家君子。尤其是五十年代,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喊口号而已,没有保持学者应有的立场。只有梁先生一个人(不是)。依我看,他的行为、他的理念,是二十世纪中国前半段唯一的知识分子。

第一财经:从这一点来说,你觉得梁漱溟的始终坚持的表里如一,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有哪些启迪?

艾凯:梁先生理论和实践是毫无隙裂的,就是说他是真正的表里如一。那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是光说不练,对实践兴趣不大,就在学校里。你看梁先生的生平回顾,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书房,是在行动,在按照他的思想而实践。

我常常说,中国经济增长得这么好这么快当然好事,但是这个过程也带来了好多问题。梁先生原来的意思是要保存中国原有的道德体系,但是现在中国越来越没有道德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出几千万个梁漱溟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一辈子是为了社会,或者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寻求解决所面临问题的答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想他应该做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榜样。

第一财经:对于现在的人,要做到梁漱溟那样“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会遇到哪些困难,或者付出什么代价?

艾凯: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梁先生是唯一这样的人。比如说冯友兰,也算是他的学生,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当然很有名,但他的行为也不是很明显的儒家。梁先生一辈子有几次可以说都是九死一生。1953年那次激烈争执是一次,1974年的“批林批孔”也是这样,他主张批林,并坚持拒绝批评孔子。

可以说,为了理想要冒很多险,还多多少少要和梁先生一样苦修。因为梁先生想把效率提得最高,就把自己生活最大程度简便,他对生活要求并不高,喝白开水不喝茶,也不喝酒,这可以让他专心实现君子的理想,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现在一般的年轻人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怎么改善物质生活、经济条件。

艾恺与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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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为什么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

时至今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艾恺(Guy S. Alitto)仍然认为,1980年夏天与梁漱溟在北京的第一次晤面,是他一生中最为兴奋的时刻。

那是在梁家位于木樨地附近的楼下,为了艾恺的到访,87岁的梁漱溟清早还专门出去理发,“我研究他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握手,实在是太激动了。”8月29日下午,在三联韬奋书店的一场演讲上,如今也是鬓发苍苍的他向上百名年轻读者回忆。

在与书店一条马路之隔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百年红楼的馆藏主题仍是“点燃新文化的火炬”和“吹响新时代的号角”。“五四运动西潮东涌的时候,中国的主流思潮都在批评传统文化,只有梁先生辩护,而且他的文化分析还很精彩,有非常独特的眼光,从那时起我就对他十分感兴趣了。”演讲前,刚刚获得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艾恺接受了第一财经的专访。他说,“以前我觉得梁先生是哲学家,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就像印度的甘地,只是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被人接受。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像梁先生一样走出书房,在行动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来自美国的艾恺(右)在梁漱溟的书房中采访这位东方学者

意外“发现”的梁漱溟

艾恺的演讲题目叫“谁是梁漱溟”。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解释,自从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跟毛泽东就农民、农村问题公开争论后,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发起者、新儒家学者,以及国共和谈的重要人物,就长期受到内部批判,在媒体和社会上被“屏蔽”。“梁漱溟的名字,今天读者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放在30年前问,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翟德芳说,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梁漱溟普遍比较陌生。

正是借助远在大洋彼岸的艾恺所写的《最后的儒家》,以及后来为梁漱溟做的口述实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大多数中国人才在近30多年里,了解到梁漱溟晚年的所思所言。

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

在哈佛,艾恺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五四时,主流思想都在激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实际上并没有读孔子,却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此外,士大夫阶层出身的梁漱溟在建国后,因坚持为农民说话并顶撞毛泽东,被其当众怒斥“我看你满身臭气”等经历,都让艾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把梁漱溟定作博士论文主题。

此时大陆正值“文革”,艾恺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资料,他只好到台湾和香港找梁漱溟的学生,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1973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后的次年,艾恺作为随行翻译获得一次去北京的宝贵机会。不过,他想见梁漱溟的要求却没有得到许可。他还去积水潭(旧称敬业湖)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只看见石碑已被切成方块。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梁先生被限制居住,而且地方很差,房间又黑又窄,当然不许他见我。”艾恺讲着标准普通话,有些无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1979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取名《最后的儒家》出版,旋即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还获得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并辗转被梁漱溟知晓。

不久,艾恺突然接到梁漱溟在北大时的一位学生打来的电话。他说,梁漱溟希望作者可以来当面和他讨论。更巧的是,艾恺偶然得知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竟是梁漱溟邻居。艾恺将书寄到北京后,梁漱溟写信邀请艾恺来访问他。

1980年8月,艾恺终于见到了梁漱溟。10余天里,他带着录音机,每天早上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在一张小桌前对坐,三小时之后,艾恺再离开。“这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艾恺评价。

这次面对面的访谈,让艾恺发现,87岁的梁漱溟思维清晰,《最后的儒家》中有少数事实与梁漱溟的回忆有出入。访谈记录随后被整理结集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直到今年8月,还由三联书店出了第三版。

此后,艾恺又对梁漱溟有多次访谈或闲谈。1980年的北京之行,也让这位意大利裔汉学家对梁漱溟的佩服和尊敬始终洋溢于表,他谦恭地称其为“梁先生”。在天津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他还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国传统礼数三拜九叩。

“当时梁先生和我谈的一些话是关了录音机说的,等我老了会再把它们整理出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美】艾凯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5年8月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包罗万象

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中,哪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长期以来,海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各执一词。

和艾恺谈话时,梁漱溟说,十六七岁时就想出家为僧,去北大教哲学后,“同知识分子在一起,常常有这种好胜之心”,才在二十九岁时放弃念头结婚了。对儒家思想,他更喜欢王阳明的学生王心斋,这一派里有很多都是农工,很普通的人,“上层讲学问的人容易偏书本,下层的人呢,他读书不多,或者甚至没有什么文化,可是他的生命、生活能够自己体会,这就行了,就合于儒家,合于孔子了”。

政治上,梁漱溟早年相信康梁改良主义,后来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他在北大教书时就认识毛泽东,并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建国后,也经常被邀请到中南海与之畅谈。梁漱溟和蒋介石也有接触,并发起成立了民主团结同盟。此后经年,他一直就内战问题在两党之间斡旋。访谈中,令艾恺颇为惊讶的是,梁漱溟对马歇尔评价也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依我看,梁先生的思想是有一些矛盾的样子。”谈及此,艾恺微蹙双眉,稍作停顿后向记者直言,他曾经很不理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两三千年来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的思想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深谙中国历史,并熟读中国传统典籍的艾恺举例,“从商朝到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有一个别的文化没有的特征,就是综合性非常强,“不说别的,前汉第一次有所谓的儒家学派后,董仲舒的著作里其实什么都有,法家、道家思想等;现存最草的民间宗教文件《太平经》里面,还有墨家的东西。”

艾恺说,刚开始研究梁漱溟时,认为他是哲学家;现在更加愿意强调他是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梁先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社会上活动,就像印度的甘地。”晚年的梁漱溟也多次向艾恺强调,他并非学者,一生为之奋斗的两件大事一是搞社会运动,二是奔走国事。按照李泽厚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的总结,梁漱溟就是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中转换身份。

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认识了毛泽东,并与他建立了良好关系

他的乡村建设并没有失败

1924年,梁漱溟找到一个解决中国问题,或者说解决全人类问题的方案——乡村建设。艾恺说,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社会运动支流,国家的凋敝引发知识分子忧思,进而把疗救乡村作为疗救国家的解药和尝试。

1931年,在广东等地有过实践后,梁漱溟带着太太来到山东邹平。以后七年里,他成立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医院、图书馆、社会调查部和邹平师范学校。每天拂晓,梁漱溟或其他老师都会与学生讲“朝话”,让学生静思。合作社培养出产蛋量高的新鸡,饲养的猪也比本地猪重了50斤。特别是引入先进棉花种植技术后,棉田面积从1932年的不到900亩,跃升到两年后的4万多亩。截至2015年,邹平依然主要藉此跻身全国百富县城之一。

遗憾的是,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随着日本人的入侵,以及军阀韩复渠的逃离戛然而止。“我在邹平访问了400多位村民,他们都把梁先生赞美到天上去了。”自从1986年首次踏上邹平的土地后,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的艾恺坚决认为,当时学术界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失败的观点是不对的。“村里一些80多岁的老太太至今都记得,30年代时的猪养得很大,多吃点小麦,好像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但是抗战以后,生活水平立刻降低。”

“那时乡下很穷,梁先生原来的理想是把城市的科技、生产都带到乡下。这一点和现在的城镇化没有两样。他计划的第二部是把乡村保存的传统、道德思想也带到城市,这是比较难办的。”艾恺说。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持续深入观察亦令他担忧,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不加注意,反而会摧毁农村所保留住的儒家传统道德。“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因此必须让儒家的价值观在整个的社会上大规模的复苏,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参与其中。”

上世纪30年代的全国乡村建设讨论会,梁漱溟、晏阳初等各地乡建团体负责人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