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鸭舌帽,一身户外装束的王勇峰沉默地蜷缩在白色沙发里,眼神有些游离。十几天前,他还在乞力马扎罗山上艰难地对抗着暴风雪的肆虐,整个世界只有狂风呼啸的声音。此刻,他却坐在上百家户外品牌扎堆的国家会议中心会场里,坐在低处,看无数双腿从眼前晃过,听着远近的各种现场音乐交织为刺耳杂音。在户外品牌圣弗莱的广告牌上,他仰望阳光,豪迈平静地笑着,背景是皑皑雪山。只有在那种大山大河的气场中,他的神情才是开阔的。

“这次从山上下来,感觉十多天都没恢复,体力明显不如从前了。”51岁的王勇峰从沙发里挺起身体,面色略有疲惫。从1983年首次登山算起,他的登山生涯已有31年。在最初的11年里,他与校友李致新一起登遍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徒步抵达南极、北极两个极点。在中国登山界,只要说起“队长”,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指王勇峰。他是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也是带领王石、王秋杨、黄怒波等企业家进入登山界的引路人。

“我以前说过,登山这件事要做到60岁。但这次登下来,感觉55岁以后就不能再在第一线了。”王勇峰咧嘴一笑,才让人注意到他那标志性的浓密络腮胡已经花白。

乞力马扎罗的雪

当地时间2月9日,中坦联合登山队的6名队员在王勇峰的带领下成功登顶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这座被非洲人称为“上帝殿堂”的雪山,是非洲平原上的最高峰。为庆祝中坦建交50周年,王勇峰以中方领队兼队长的身份带领66名队员集体登山,整个队伍中最小的仅8岁。“我本来没打算登顶,带队到海拔5681米的营地时,突然遇到暴风雪,是当地20年不遇的恶劣天气。考虑到队员安全问题,我们临时决定组织5名冲顶队员登顶。”

“风估计有十级左右,四周什么都看不见。风里裹着雪,扎着脸,人都站不稳。”王勇峰说起这些可以想见的严酷镜头,语气是云淡风轻的。在他30多年的登山生涯中,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风雪肆虐,“我登过五六十座山,基本都是雪山。”

熟悉王勇峰的人都知道,队长并不是一个喜欢描述诗情画意的人。他的登山经历里都是大喜大悲,没有花花草草。但王勇峰说,1998年第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时,他曾经想得非常浪漫。“这座山不高,我们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难度。”他建议老搭档李致新在登顶后面对镜头朗读一段海明威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开头,为此他们还特地复印了书。

登顶乞力马扎罗有不成文的规定,凌晨1时出发,6点到达5681米的吉尔曼峰顶看日出,再用两个小时登顶。结果,由于刚刚经历40多小时长途飞行和跋涉,又在登山途中淋雨受冻、休息不好,凌晨出发的队伍完全陷入混沌的黑梦,需要极大毅力才能征服疲惫。王勇峰在到达5681米时甚至困得直接倒在雪地里。待到筋疲力尽终于登顶时,一场暴风雪突然袭来,走几步,高山眼镜里就塞满雪,摘下眼镜抖落雪的队员立刻雪盲,整队人千辛万苦才突破暴风雪寻找到下山路。这场毫无诗意和浪漫的登山之后,王勇峰听说,当天有德国人在峰顶附近遇难。

乞力马扎罗山的暴风雪对王勇峰来说已不陌生,但这次的挑战在于要带66名队员集体登山,“这可能是乞力马扎罗山的登山史上从没有过的。”

只有在那种大山大河的气场中,王勇峰的神情才是开阔的。

南极之巅

1988年征服南极最高峰文森峰时,那种冰寒更加严酷。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在文森峰遇难前曾在日记中描述:“我们无法忍受这可怕的寒冷,也无法走出这帐篷。假如我们走出去,暴风雪一定会把我们卷走并埋葬。”

在南极冰原上,白茫茫一片暴风雪中,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能见度只有几米,方向难辨。队员们呼喊彼此的声音全被狼嚎一样的风声所掩盖,一望无际的冰雪世界,他们无数次费劲地搭好帐篷,又被狂风撕碎。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白雪,缓慢移动着,呼吸的每一口气都在帽子上结成一根根冰柱。“那时候去南极洲的人很少,登南极洲最高峰的人更少。”王勇峰记得,出发前他们甚至不知道文森峰长什么样。

“当年我们就25岁,体力特别好。”在突击主峰那一天,王勇峰与李致新甩开美国队员很远,两个年轻人猛走很久,翻上一条长长的冰雪坡后,发现面前有三座山峰,高度仿佛差不多,依靠经验判断一个高峰便继续向前。结果登到山顶才知道登错了。纵然体力消耗过大,再冲击主峰颇有危险,年轻无畏的他们也这么干了。下山路有一段近70度的冰坡,刺目的亮冰闪着寒光。待到再登上文森峰顶,两人激动拥抱,李致新在日记中写到:“站在南极的最高点遥望南极大陆,湛蓝的天空下一片洁白如玉,一侧是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坦荡无比;一侧是埃尔沃斯山脉如银的群峰,雄伟而又神秘,仿佛把我们带进一个神话般的世界。”

那时候他们尚不知道,这趟看似莽撞的登顶经历创造了世界纪录——全世界还没有一名探险队员在一天内接连登上文森峰的两座山峰,他们却只用了七小时零两分钟。

比荣誉更强的驱动

1977年5月至1986年5月,加拿大登山家帕特里克·马罗用9年时间踏遍七大洲最高峰。王勇峰和李致新用了11年完成这一全世界登山者的梦想。

他们是武汉地质大学的校友,相识于学校长跑跑道,最终携手登遍世界所有高峰。在李致新眼里,王勇峰话不多,“山里山外截然不同”。生活里的王勇峰是丢三落四的人,进山里却头脑清晰。他常说,登山者如果带错或少带一件东西,结局可能是致命的,“假如你带错一双袜子,就会导致脚冻伤截肢。”

王勇峰的右脚截去了三根脚趾。1993年,他第一次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险些丧命,最终失去了脚趾。当年,每一位登山队员只有一罐两升的氧气罐,而如今任何登山队员所携带的都是六瓶四升的氧气瓶。攀到8600米时,王勇峰感觉严重缺氧,眼看着蓝天白云群山延绵,却无法吸入一口气。疲劳、缺氧、虚弱,导致他在登顶后的下撤时右眼失明。在珠峰最难行走的第二台阶、一段将近90度的岩壁,他看不清梯子,一脚踩空,倒挂空中,“那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完了,可能回不去了。”人在正常状态下要扭转倒挂在绳子上的姿势都极难,何况一个体力极度衰竭的人在8000米海拔的地方要完成这个动作。“忘了用的什么办法,只觉得上天在帮助我,最后翻了过来。”更幸运的是,他咬着牙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在帐篷里捡到三罐分别剩了一点的氧气,救了自己一命。

在王勇峰失踪的28小时里,大本营已经断定他命丧珠峰,结果他次日爬出突击营地帐篷时被队员发现,奇迹获救。

王勇峰曾写过一段话:“登山对我们来说不是第一次,成功的喜悦和面临死亡威胁的恐惧也不是第一次。我相信在大自然风姿各异的雪山中,一定都有着一种比我们一般所说的成功的荣誉更强大的驱动力。”1992年,他们攀登美国阿拉斯加州境内麦金利峰时,遭遇了这座高峰攀登史上年度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当他和李致新终于登顶时,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

今年春节,在空气稀薄的非洲最高峰上,年过半百的王勇峰头一次觉得力不从心。那些熟悉的缺氧、暴风雪、疲劳,都很难像年轻时那样,来得凶猛去得无痕迹。

“55岁以后,我就不能再攀登最高峰了。”王勇峰说。他的语气里没有一点遗憾,相反,他期望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建立中国户外救援体系上。去年,作为户外界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王勇峰提了一份关于户外救援体系的提案,“最近几年,参与户外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发生的事故也多。我参加过很多国内外的救援行动,希望我们能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户外救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