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后,正值江淮地区秧苗初插之时,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的油菜花依然烂漫。
在“当年农家”景区里,游人如织,清脆的凤阳花鼓声不绝于耳,而其中几间以泥土拌和稻草砌垒的茅草房和错综排布的瓦房,正向游客们昭示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包干”前后,安徽农民生活的跃迁——42年前,在这里,18户小岗村农民在“分田到户”契约书上按下了鲜红手印,打响了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第一枪。
1978年,因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让安徽许多地方的农民被迫乞讨为生。穷则思变,从“包产到户”到“大包干”,一场农村人地关系的变革在安徽小井庄村、小岗村悄然展开,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邓小平曾如是说。
1978年以来,安徽一直走在探索中国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道路上,从首倡“大包干”到率先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从响应土地确权颁证到探索“股田”经营,从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到治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保护粮食安全……而今的安徽农村已面貌一新,并在现代农业转型中为“大包干”精神“造新血”。
穷则思变
至今仍在“当年农家”登台表演的75岁老人邓凡兰唱了一辈子《凤阳歌》,不过歌词却是随着凤阳的改革变迁一改再改。在这位从大饥荒年代一路走来的“花鼓老艺人”看来,“凤阳花鼓”曾经是村里人外出乞讨、卖艺谋生的手段,承载着贫穷和饥饿的记忆。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致使当地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
屋漏偏逢连夜雨。1978年秋,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多地河流断流,塘坝干涸,这让粮食产量本就低下的农村地区,陷入更严重的饥馑之中。
公开资料显示,在当年大旱中,仅肥西县全县100万亩农田就有70%受灾,中晚稻绝收,72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
为度荒年,当年秋冬时节,肥西县山南镇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率先实施“包产到户”,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到农户。无独有偶,在凤阳县小岗村,“18个红手印”又催生出 “大包干”(又称“包干到户”),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不过,对于当年的那批亲历者而言,改革最初,是“悄悄搞起来的”。“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只要能增产,让村民吃饱肚子,就值得一试。”时任小井庄生产队副队长、如今66岁的何家贵在向第一财经记者谈及当年那段经历时,仍心有余悸,“幸好得到当时安徽省委的支持”。
在被地方政府认可后,“双包到户”在安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1979年底,安徽全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65.9%,而这些生产队都实现大幅度增产。
到了198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出台,明确为包产(包干)到户正名。两年后,中国基本完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自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正式确立。
“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小岗村时,再次对当年的改革予以肯定。
42年来,“大包干”精神被当地村民践行于方方面面,不断变革农村人地关系,发展现代农业、文旅产业,走向乡村振兴。
“小岗村既有红色资源,又有农业景观,这些都是小岗振兴的新动力。”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杨永强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称,现如今,“大包干”精神已发展为一种文旅品牌,而组建成的红色旅游矩阵成为当地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小岗村景区游客总量达到115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2.6亿元。“十三五”期间,小岗村累计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亿元。
转型:从“包产到户”到“股田”经营
进入新世纪,安徽农村又开启了“新土改”。
为应对土地撂荒、低效经营等新问题,在小岗村和小井庄村,当年“分”到每家每户的田地逐渐被重新“合”起来,并由村“两委”牵头,租赁给当地种粮大户和外来企业,进行规模化经营,而这一“土地流转”的方式在当地还有个颇具历史演变色彩的提法,叫做“反租倒包”。
2000年,小岗村开始了第一宗土地流转。当年全村十几户人家流转了80亩地,用来发展葡萄种植。流转合同写着,“充分利用本地土地资源,加快经济发展”。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并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从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小岗村的“新土改”步伐依然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不过,“转型”又成了排头兵,这个概念在当地人眼中却是模糊的。
“一切都顺其自然。”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程夕兵对第一财经称,“年轻一辈大都出去打工了,老一辈(农活)也干不动了,很多土地就荒在那里。”目前,程夕兵已拥有近600亩流转得来的农地,是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在回忆自己六七年来流转土地的经历时,他觉得“没有太大阻力”。
但随着流转的土地增多,程夕兵的烦恼也在变多。“2014年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每亩地流转费也就100元,甚至不要钱,到了2018年的时候,每亩流转费就翻了几番。”除了成本压力外,有了地但没拿到确权证、种了田但没人管理、出产了有机大米但没有叫得响的品牌……这些都成了程夕兵等新晋种粮大户们所面临的转型阵痛。
很快,这些阵痛变成了安徽农村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现在全县大概有十几户种粮大户,大多实现了耕种收的机械化。”程夕兵说,靠着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让高标准农田改造治理成为可能。
截至目前,小岗村在先后完成4300亩高标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马家坝水库清淤扩容、“引水上岗”等工程的基础上,投资近3000万元,完成9000亩田园综合体高标准农田改造治理项目,实现“小田变大田、碎田变整田”全覆盖。
然而,以小岗村为代表,安徽农村的“新土改”远不止于此。
为了进一步调动村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集体收入,2016年5月起,小岗村实施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以小岗村将现有经营性资产和部分‘小岗村’品牌折算无形资产打包与创发公司进行股份合作,占股49%参与分红”。
2017年,通过合作经营、品牌入股、招商引资等方式,小岗村集体收入达到820万元,并使用村集体收入免费为村民办理新农合、新农保等三项保险98.9万元。
2018年11月16日,时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为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全国第一证。自该年起,小岗村连续四年分别为每名村民分红350元、520元、580元和600元。
“下一步,关键还是要引导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因为乡村振兴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还是要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严余山对第一财经称。
“小龙虾经济学”
小岗村和小井庄村的农业合作社相继成立,这为集中连片式开发和建设农业产业园带来契机,但此时摆在两地村民们面前的有一个两难问题:如何在确保耕地、维护生态的同时,提升农业经济效益,让产业立起来。
不过,回过头来看,解决之道早已孕育在两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
安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温暖湿润,而凤阳和肥西均位处江淮分水岭的丘陵地带,易于蓄水,这一自然环境特征让两地成为稻虾共作的天然温床。
当第一财经记者来到小岗村小殷村民组的稻虾共养基地上时,殷玉荣正在为夏季投放小龙虾种苗做准备。当地农户中,42岁的她是为数不多的年轻血脉。2018年8月,殷玉荣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整合了500亩土地,其中200亩旱地种薄壳山核桃,300亩水田试点稻虾共作模式。
“合作社成立2年多以来,旱地作物因品质和销路一变再变,而在水田中却始终如一地发展稻虾共作。”殷玉荣回忆说,这500亩地的土壤比较薄,最初曾用农家肥、有机肥培厚土壤,为此还投入了一大笔资金。而采用稻虾共作技术后,利用虾为稻除草、松土、增肥,进而省去了肥料这笔开销。
“合作社选择农作物的时候,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长短结合,稻虾共作无疑是土壤适配性最高、经济效益最好的选择。”她说。
而在200公里外的山南镇小井庄村及周边村落,稻虾共作成了当地“三产融合”的重要推力。
干了5年稻虾共作的60后孙先富,就是山南镇“小龙虾经济学”的亲历者和实践者。2017年,他以500万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合肥万丰生态稻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并以稻虾共作模式,打造出“浮顶山”稻虾米品牌。次年起,“浮顶山”牌稻虾米连续三年获得全国渔米金奖,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蝉联三届全国渔米金奖的稻虾米品牌。
“去年,我们示范片亩产小龙虾160公斤、水稻500公斤,亩产利润在4600元。”孙先富说。
随着稻虾共作和蚕桑、太空莲、精品水果为主导产业的产业园规模的扩大,休闲旅游观光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也在山南镇悄然兴起,“以旅代产”也推动了当地商贸市场的发展。截至去年,山南镇共有商贸企业60家,商贸交易额近1亿元。
事实上,在规模化、生态化农业成长起来后,“三产融合”已成为安徽农村振兴的主要思路,但具体到每个村落,“三产融合”仍是一场没有范本的探索。
2004就定下了“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三步走战略的小岗村,无疑是这场探索中的排头兵。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小岗村的农旅融合发展潜力仍未充分释放。”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小岗研究院陈旭认为,目前,小岗村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有三,一是土地资源潜能尚需进一步开发,部分劳动力流失;二是缺乏特色的休闲农业项目,村民融资受限;三是村民的一些经营发展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进而限制了小岗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方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