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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局势扑朔迷离,未未来究竟该如何判断?

来源:互联网

1. 分析国际秩序的五组要素

我们为什么应该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

很多人会觉得国际政治、国际秩序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最大的约束条件。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风口很重要,雷军说,风口上的猪都可以飞得起来。但是这个风又是由什么推动的?风到底往哪儿吹?猪往哪儿飞?风口的背后是有N层约束条件的,而其中最大的一层条件,便是国际政治、国际秩序。

举个例子,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占领了,美国人认为三井、三菱等财阀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驱动力,便把这些财阀全都解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日本转化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在解体的过程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那些即将被解体的财阀,突然之间获得了重生的机会,才有了之后的日本汽车席卷全世界。

日本汽车能够席卷全世界是因为它的质量很好吗?当然,它的质量的确不错,但是如果它都没有机会活下来,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故事呢?所以,对日本企业来说,最大的风口无疑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没有朝鲜战争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当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时期,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对未来的判断

那么,既然国际政治如此重要,究竟该怎么去分析、判断、把握它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话题。

国际政治的分析是有很多具体的方法的,但是在我看来,最核心的是几组要素的对比,接下来,咱们分别来解释一下。

1. 力量与人心

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国际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说法没错,但究竟什么才叫利益?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前推才是利益,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后拉才是利益。谁才是正确的?这取决于这个国家认为自己究竟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它认为理想的、正当的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判断,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人心。

力量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能力,而人心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方向。你如何理解什么才是“利益”,这跟利益本身无关,只跟你所抱持的观念有关。

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有力量的这一面,又要看到有人心的这一面,两者是无法相互替代的。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明确一下:力量的较量是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人心的较量是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当中,两种冲突都存在,二者有一点很大的区别是,利益冲突要的是钱,观念冲突要的是命。

举个例子,19世纪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大军一路杀到了巴黎城下,然后法国赔了一大笔钱,普鲁士人就撤了。在当时这就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是利益冲突,用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只是赔多赔少,这咱们得砍价,但是用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可是在二战当中,战争后期德国曾经有人跟西方提出谈判邀约,不想打了。但是对西方来说,和谈是不可能的,必须不惜代价把纳粹德国弄死,这事儿才算完——这就是观念冲突。利益冲突要的是钱,而观念冲突要的是命。

2. 地缘与观念

大家肯定注意到过一个说法,苏联在后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努力地去配合西方,愿意按照西方的要求来改造自身,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才发现上当了,西方仍然排斥它。于是,今天俄国又重新开始跟西方较劲。

实际上这种说法里面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国际政治上的冲突,既包括地缘冲突,又包括观念冲突,前述说法没能把两种冲突区分开。

当年苏联跟西方之间,彼此之间当然是有观念冲突的,双方意识形态不同。前面说过,观念冲突要的是命,但这并不代表等你死了之后,一切就结束了。苏联死了,俄罗斯站起来了,观念冲突没了,地缘冲突却还在。俄罗斯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力量等等一系列情况,决定了它跟西方之间永远存在着地缘冲突。

没有国家能够选择邻居,无论俄国人怎么表达他的善意,观念变成什么样,波兰人都难以真正信赖俄国人,因为两者的力量差距太大,这就属于地缘冲突。

但是这两种冲突又有着一些重要的质的区别。地缘冲突是永恒的,但是可以交易;而观念冲突是可变的,但却是不可交易的。

仍然以德国为例,二战当中的德国跟英美盟军必须死一个才算完。但是等到二战之后,德国的观念改变了,那么他们又变成非常好的盟友了。这就说明观念冲突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在观察国际政治的时候,要分析清楚究竟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冲突,是地缘冲突还是观念冲突,还是两种兼备。这个东西你不做仔细的话,很可能就会导致误判。

3. 陆地与海洋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二战结束,英国一直是霸主。中间无数个起来挑战它的国家,没有一个能成功的。英国是海洋国家,所有的博弈过程,获胜的始终是海洋国家,陆地国家没有一个挑战成功。

为什么?原因在于,海洋国家在打造一套开放性的秩序,而陆地国家则是在打造一个封闭性的秩序。开放性的秩序让你可以把对手之外的所有人全都拉过来做你的盟友,封闭性秩序则意味着当你自己的家当拼完,就全完了。

比如,拿破仑为了对抗英国,索性把整个欧洲大陆都打下来,组建一个封闭的市场,把英国完全排除出去。但结果是,英国反过来代表全世界封锁了欧洲大陆。

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更因为英国的财政基础是海上贸易,它的战争跟它的贸易都从海上走,两者的财政需求是同构的,因而战争成本较低。而对于法国来说,它的战争在陆地上,贸易却尝试从海上走,两者不同构,导致战争成本高,时间长了就熬不下去了。

因此,区分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关键,不在于你究竟是在海上还是在地上,而在于你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秩序,还是一个封闭的秩序。

如果你追求的是封闭秩序的话,那就只能建立起一个小市场。而建立开放体系的那个国家,将建立起一个大市场。大市场的效率要高于小市场,谁能主导那个大市场,谁就更有机会跑到最后。

再举个例子,日本在二战期间试图把整个东亚打造成自己的专属领地,建立一个封闭秩序。而到二战后,它放弃了这个追求,投入到国际开放的秩序中,经济影响力就有了巨大提升。参与的是封闭秩序还是开放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来说,是有巨大区别的。

4. 政治与经济

我们讨论国际政治的时候,经常会停留在政治层面,但政治跟经济其实是紧密捆绑的。

任何一个政策,不管对内还是对外,都要落实为一个财政方案。没有财政方案支持的政策,根本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财政方案来自于你的税收,税收则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能力。

问题是,本国经济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根本不由本国说了算,而是取决于整个全球市场的波动。

举一个远一点的例子,在明朝晚期,经济曾经非常繁荣,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都在感叹说,如果大清没有入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持续发展,后面的历史就截然不同了。可是,为什么经济那么繁荣,明朝晚期财政还会陷入困境呢,为什么会军饷不足以致走向末路呢?

因为明朝晚期的经济繁荣并不仅仅是因为江南地区发展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那个银矿在短短几十年里,开掘出来的白银的数量超过了此前人类历史上开掘出的所有白银。数量巨大的白银流向中国,购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等,需求被迅速激活,于是便有了明朝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非常繁荣。

可到了1618年的时候,欧洲大陆爆发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西班牙人的白银不再流向中国购买奢侈品,而是回到欧洲充作军费。中国的货币供给突然不足,需求也急剧萎缩,经济就陷入了衰败,到了末期拿不出军饷,大清就在1644年入关了。

纵观整个过程,明朝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控制的,而是受制于整个大的国际市场的波动。而世界市场怎么波动,又跟其他国家的政治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大家是互相影响的。

世界市场因此构成一个传导机制,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政治政策是有可能发生联动关系的。而整个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仅仅就政治论政治,就经济论经济,所有东西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5. 大国与小国

在国际政治当中,大国跟小国的博弈地位以及博弈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大国?可以依靠力量来博弈的,这个是大国。而小国就只能靠规则博弈。

那问题来了,大国为什么有时会不遵守规则呀?因为没有人能强迫它遵守规则。什么叫大国?在你违规的时候是否有人能强迫你。如果有人能强迫你必须守规则,那么此时你就不是大国。

就比如萨达姆当年觉得伊拉克是个大国了,打了科威特,结果马上被收拾了,那么伊拉克就根本不是大国。俄罗斯认为克里米亚是它的核心利益,于是就收复了克里米亚,而西方一通臭骂,但是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说明没人能强迫俄罗斯,它就是大国。

小国只能靠规则博弈,而规则的执行力则有赖于大国的配合,如果大国不愿意配合,那规则本身就死了。多数时候,大国愿意配合,那是为了让更多的小国觉得它能主持公道,愿意与它结盟,从而打造一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有了这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它再去跟别的大国博弈的时候,力量就会更足。但是大国一旦进入一些非常状态,它完全可以甩开规则不理。

比如,经常有些博流量的自媒体说,美国被什么什么事情吓倒了,美国要崩溃了,我们都可以放到这几组要素里来分析一下。

美国是个大国,没人能强迫它,它不会被吓倒。如果你认为美国要崩溃了,是因为美国在转向一个封闭性系统吗?如果你认为美国不会崩溃,是因为它仍然会坚持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吗?怎么去判断它是坚持开放性的,还是打造一个封闭性的?判断指标是什么?

同样,中国也是个大国,也没人能够强迫中国。中美之间的摩擦、竞争甚至对抗,究竟是地缘层面的还是观念层面的?双方各自力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所能够争取的人心是什么?

这些就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国际政治分析了,而不是那种国际八卦式的。如今,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太多的分析都是国际八卦分析,对我们做一些关乎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没有帮助,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要素。

在以上这些要素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变量——技术。

技术的进步,会重新定义一系列的东西。比如,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仅仅从国际经济角度来说,不考虑宗教问题的话,中东价值不大,沙特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国。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后,中东突然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关节点,沙特也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大国。同样的道理,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中国大概不会想到能够发展得如此快速,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资源,什么是力量,什么是人心,什么样的叫大国,什么样的叫小国等等一系列东西。

当我们把所有的要素都考虑进去,再加上技术这个维度之后,再来审视中美关系、全球秩序,就可以获得一些比网上国际八卦新闻式的分析更有价值的理解。

3. 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销售

在可预见未来,也就是至少未来十几年内,全球秩序将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在经济上,各国极度相互依赖,且这种依赖不会因为贸易、政治对抗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

但在政治上,又相互不信任,高度对抗。

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跟经济上相互依赖有关联。

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概括: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

先说美国创新和中国生产之间的关系,我有朋友在硅谷那边做投资,他们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资有很多标准,但其中有一条是看这个项目在深圳有没有办公室。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产品有机会、有能力大规模地量产。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硅谷那些新技术、新产品而言,它要想大规模落地量产,就必须得跟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相结合。

还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些跟踪了很久的项目,一直不想在中国这边量产,于是到欧洲、日本等许多地方去寻找机会。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成功,兜兜转转若干年之后,被迫再一次来到中国,迅速地落地量产了,这些全都是案例。

为什么美国有这样到处去寻找合作者的需求?为什么中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我在今年初出版的一本新书《破茧》里,仔细分析了这个过程。

美国之所以有这个需求,根源于上世纪80年代颁布的鼓励创新法案《拜杜法案》,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就不展开了,只是简单说它的客观效果:它使得美国企业对于创新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地高。

如果一家企业想确保创新效率,就必须得把生产环节、生产流程全都甩出去。如果自己来干的话,整条生产线都是自己的成本,一旦创意改变,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转型的成本非常之高。为了确保自己的创新步伐不被生产线局限,只好忍痛把生产线甩掉,让别人给我干,相当于把转型风险全部甩出去,我这边只负责创新。

而承接这个规模巨大的外包工作,需要在效率和弹性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效率不高,人家凭什么把订单给你?弹性不高,你就没能力迅速转型,上游的创意一变,你就活不下去了。

怎样才能有弹性呢?就是不能太专业化,一旦特别专业化,一定会丧失弹性。可是不专业化,又没有效率,那么连订单都拿不着,想死都没有机会。

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本来是很难同时满足的,但中国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演化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适应了这个要求。

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城市生产钓鱼竿特别厉害,钓鱼竿是伸缩的,分成好多节,那里有很多厂家,每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节,同时所有这些厂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在淘宝上开店卖。谁拿到订单了,便去找其他厂家买回另外几节,组装到一起交货。其他厂家拿到订单了,也同样是如此。

每个厂家都非常专业,效率很高,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从而确保了生产的弹性。

中国有太多的领域都是以分工如此之深的方式,形成供应链网络。通过这种供应链网络的方式,中国同时实现了效率和弹性,从而具备了承接大规模外包的能力。

而供应链网络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供应链网络的规模。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里面单个的小企业分工越细、越专门化、效率越高。同时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当中可以互为配套关系的企业、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整个网络弹性越好。

一旦网络规模突破了某个临界值之后,它就会带来一个实质性的变化,整个生产流程当中,综合成本控制能力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对于劳动和土地的价格控制了。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劳动、土地的价格仍然很重要,但对于整个大的网络系统、对于这个生态而言,劳动、土地价格占比在综合成本当中大幅下降,而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它的成本占比大幅上升,从而使得单个企业如果脱离开供应链网络,运营成本会急剧上升。

虽然你脱离开这个网络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和土地,但综合成本当中更大的比例是由整个供应链网络运营效率、运转效率决定的,你如果脱离开这个网络,看上去劳动和土地的价格便宜了,实际上最后成本变得更高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就供应链网络的整体生态而言,丝毫不排除在具体企业的个案中,还是转移出去会更合适一些;整体生态难以转移,和具体个案可能会转移,两者并不冲突。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在21世纪之后,全球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中国集聚,哪怕我们劳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已经不再有优势了。但就大的生产生态系统而言,中国的优势仍然无可撼动。

(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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