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领导力不断受到质疑的当下,刚刚结束的20国集团(G20)汉堡峰会可谓历届峰会中最剑拔弩张的一次。诞生于1999年的G20峰会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通过协调主要经济体的国内政策,降低各种不确定性。但是,如今,国内政策的不断演变又制造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

就好像2014年G20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上,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被孤立一样,在今年的G20汉堡峰会上,美国选择将自己与国际社会孤立。在七国集团(G7)陶尔米纳(Taormina,意大利小城)峰会上语出惊人的表现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作为回应,G7中的法、德、意三国领导人联名发声,谴责特朗普的这一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当时在这一问题上选择默不作声。

作为联合国体系的主要架构者与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者,美英两国如今企图联手推翻之前的遗产。自去年英国公投选择退欧、特朗普又在今年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两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与以往倡导的开放、多边并存的国际秩序背道而驰。

如今,美英两国的政策轨迹尽管飘忽不定,但也不乏相似之处。事实上,许多人将英国的退欧公投视为特朗普胜选的前兆。就好像英国“退欧派”的立场一样,特朗普触及了美国选民对于移民的担忧。同样,类似于公投后英国新政府的举步维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也乏善可陈。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一场漏洞百出的投票最终让胜者付出了代价。随着胜者表现得越来越像个失败者,那些左翼阵营中的传统政客,比如美国的桑德斯与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显然受到了民众更多的欢迎。

特朗普与梅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观点也惊人的相似。两人都希望重谈一些国际协议,比如贸易领域的多边协议。就英国而言,当务之急便是理顺与欧盟的关系。但重谈这些国际协议的基础却是各种自相矛盾的观点。

比如,在全球化浪潮下,美英的工人阶层遭遇到了失业、收入不平等的窘境,美英两国以此呼吁更多的本土保护政策出台。但保护主义通常会抬高消费者的成本,低收入阶层首当其冲。事实上,许多数据已证明,低收入阶层恰恰从贸易全球化中受益最多。

任何企图为扭转贸易全球化而签署的协议,必定会包含更狭隘的交易以及对部分进口产品严厉惩罚的条款。其中的风险就在于,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后,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的恶性循环一触即发。

二次大战后,在政府、行政机构、跨国企业与金融机制的活跃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合作的氛围空前高涨。但如今,与全球化有关的运作机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特别是美国驻外办事处(USForeignService)正遭遇人员裁减;公司、媒体的对外输出被鼓励要时时不忘忠于母国;金融力量在不断被分散与重新国有化中循环;好莱坞、大学等软实力机构也正卷入文化战中。

英美的大学总是在各种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因此,也将自己视为肩负全球责任的国际机构。哈佛大学校长朱·佛斯特总是对学校的国际地位津津乐道;普林斯顿大学最近将校训“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改为“为国家服务、为全人类服务”。

但最近几年来,倡导“四海一家”的世界大同主义与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遭到了反弹。梅在去年10月保守党大会前夕发表的言论令人记忆犹新:“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么你不隶属于任何国家。因为,你不理解‘公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当战后的普世精神不断退却时,之前的全球化需要新的领导力,同时,还需要新的途径实现多边主义,创造软实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欧洲尤其是德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球秩序新的捍卫者。

事实上,中国与德国在越来越多的关键议题上立场趋于一致。两国都重申遵守《巴黎气候协定》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都反对特朗普为维护煤炭行业利益做出的阻挠性举措。此外,中德还以齐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贸易保护主义形容为“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高度评价,称此言“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德国已在探索如何取代美国在促进全球化的努力中发力。但要成为行动上的巨人,德国的力量还太渺小。它在欧元区中的地位依旧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当然,中国在寻求全球领导力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障碍。中国的金融部门仍不发达,危机依旧潜伏其中。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会生新的依附性问题,加剧亚洲地区现有的竞争格局。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全球新型领导力的构成少不了以下因素:中国拥有更多发展迅猛的优秀大学;德国拥有以联邦为原则、以欧洲一体化为导向的强大民主根基。缺乏以上任何一个要素,全球新型领导力就有失完整。美国世纪是基于强大的民主机构、共享的价值观以及极富活力的文化生活。仅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全球化远远行不通。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翻译:潘寅茹。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