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被称为经世致用之学。那么,是不是说学了经济学就能治国经邦,发财致富呢?其实不然。如果抱着这样的目的学习经济学,肯定会令人失望。因为治国经邦不仅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而个人发财致富需要的是情商、机遇、胆略等,学习一些经济学理论或公式不可能使你成功。事实上,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主要教授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经济学的“致用”就在于掌握这些思维方式或分析问题的工具,提高个人综合素养,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问题,理解政府政策的实质。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重要的不是学到多少具体的理论和知识,而是学习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帮助自己正确全面地思考问题,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什么是经济学思维方式呢?经济学思维方式到底有哪些?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在学习经济学的基础上,总结概况出三种经济学思维方式,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方式、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新制度经济学思维方式,每一种思维方式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方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源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创立的研究范式,发端于19世纪的边际主义革命,于20世纪60、70年代形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并主导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和稀缺性等假设下,运用理性预期和数理模型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和利用,虽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但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和思维方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分析方式。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分析和解释许多经济和非经济问题。例如,我国目前“大学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大学扩招后,每年大学生毕业人数也由几十万增加到如今一千万多人,加上经济结构中吸收技术工人的制造业占主导地位,致使大学生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从而使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又如,个人的任何行为,可以说都是有意和无意地权衡成本与收益后的结果,人们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思维方式除注重生产营销成本与收益外,更注重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和复利、折现收益。机会成本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因为选择某东西而放弃的另外的东西。它告诉我们做决策时要多思考可能造成的其他损失,或失去其他收益。例如,山姆·奥特曼选择继续就读斯坦福大学而放弃辍学创业的机会成本,是成功开发出ChatGPT带来的收益。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的不可收回的成本。它告诉我们遇到损失时要及时止损,不要因纠结无法回收的成本而影响未来的决策。例如,新东方在遭遇教培寒冬后,决定关校区、裁员工、捐桌椅,毅然转型“直播带货”,从而很快地在一个新的领域重新起飞。复利又称“息上息”“利滚利”,指将未支取利息按照本金的利率赚取新的利息。这样不仅能获得本金产生的利息,而且使利息也产生利息。复利的本质是指数型的增长,时间越久增长越快。例如,往银行存入100元钱,在年利率是5%的前提下,第一、第二年按单利计算本息总额分别是105元和110元,按复利计算本息总额分别是105元和110.25元,第二年复利比单利计算多了0.25元。复利计算公式是:本金乘以(1+利率)n,n为年份。本金和利率越大,年限越长,单利和复利收益的差距也就越大。例如,存款利率5%按复利计算,存10年相当于银行单利6.2%,存50年相当于银行单利利率21%、存70年相当于银行单利42%。可见,复利是一种利用时间赚钱的利器,著名投资家巴菲特因此将自己投资秘诀概括为“复利+时间”。折现(贴现)是将未来的收益折合为现在的收益,其中的折现率是一种利率。例如,如果利率是5%,那么5年后100元按复利计算为127.6元。也就是说,在利率(折现率)5%的情况下,现在的100元和5年后的127.6元在价值是相等的。反过来就是说,5年后的127.6在当下值100元是合理的。运用这种折现思维可以评估投资机会是否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如果投资100元5年后得到127.6元,年化回报率就是5%。如果投资120元5年后得到127.6元,投资回报率就低于利率(折现率)5%。这显然是不划算的。投资就是从未来看现在,这就是折现思维。

西方主流经济学其他的思维方式还有边际思维、均衡思维和数学模型思维。“边际”本意是边缘、边界、额外、追加之意,在经济学中指某个变量每增加(或减少)一单位的量,在数学上是微积分中的导数。边际效用就是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得到的新增效用(满意度);边际成本指增加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边际收益指增加单位产量得到的新增收益。由于每个边际决策都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和收益,在存在边际效用(收益)递减规律下,理性人决策的原则是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直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比如对航空公司来说,每个航班多一位乘客带来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带来的边际收益却非常高,所以航空公司出售部分廉价机票是理性的决策,因为可以提高乘坐率而增加净利润。边际思维还可以解决著名的“钻石与水价值”悖论。相对于钻石来说,水对生命更加重要,但水资源非常丰富,其边际效用递减。相反,钻石非常稀缺,其边际效用会很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钻石比水要贵很多。

经济学中的均衡一般是指经济系统中相关变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所达到的相对稳定状态,比如供求均衡、纳什均衡等。经济发展始终是一个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均衡思维告诉我们,不均衡状态一定会向均衡状态转变,直到新的均衡出现并再次被打破。而非均衡状态存在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否则大家都只能赚取正常利润。例如,价差的存在提供了套利的机会;创新产品开始由于供给小于需求,可获得超额利润,但竞争会使利润回归到正常水平。所以,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获得超额利润。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通过建构各种经济模型来认识世界。经济学没有公理体系,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很多经济变量难以度量,依靠逻辑演绎难以得出不容置疑的结论,而借助数学模型可以简化研究过程,还可以消除主观干扰,使结论获得确定性。虽然经济模型都是在一定假设前提下构建的,导致其描述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存在差异,但成功的经济模型可以把重点放在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和影响机制上,获得客观现象存在的相关关系(非确定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释现实问题。运用模型思维可以构建不确定世界的拼图,提供看世界的新视角,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新制度经济学思维方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其鼻祖亚当•斯密把利己作为经济学中的根本,指出利己是积累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试图使经济学摆脱了伦理和政治的束缚,按照自身的规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再到凯恩斯革命,形成了倾向于利己主义和“看不见的手”的巨大作用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利己可以利人,利他也可以利己人,利己和利他可以相互转化,可以兼得,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实际上,被成为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关注的重点是政治学和哲学。他在写《国富论》之前写的《道德情操论》才是其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也必须受到伦理学的调节,还讨论了市场之外的其他力量和制度的重要性。笔者强调这些是想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思维方式存在局限性,不能成为解释和指导人类行为的唯一准则。“囚徒困境”博弈均衡也说明,个人自利行为并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自利行为带来的双输结果比比皆是。例如,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和军备竞赛、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公共图书馆占座等,都会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和资源浪费。解决之道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树立和运用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新制度经济学思维方式。

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是指人们在做出决策行为时,不仅要考虑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还要抱有“家国情怀”,研究经济问题不能“重术轻道”,过分追求技术化和数学化,忽视人文与社会关怀和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分析与考量。抱有“家国情怀”就是要有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高度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做人的格局要大,要善于从长远考虑问题。因为格局决定结局。典型的例子是,浙江大学一博士生到一个水果网店买橘子做真菌接种实验,店主得知他的需求后,决定捐出橘子,说自己帮不了国家什么大忙,但可以为科学研究出点力。谁知这一不经意的善举在网上曝光后得到了善意的回应,致使网店的橘子销量出现暴涨。国际社会倡导社会责任、ESG投资、影响力投资等,就是要求企业生产经营不仅要关注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还要关注对环境(E)、社会(S)、治理(G)的影响,实现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又如,笔者基于住房的民生性和消费品功能,提出“房住不炒”和住房限购等政策主张,反对单纯用供求和成本-收益思维制定住房政策,具体内容可参见笔者于2009年3月6日发表在《上海证券报》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和2011年9月7日发表在《上海证券报》的《“限购”为什么成必要》等文章。

新制度经济学思维方式是指要从制度(文化)、产权等方面思考、研究和解释经济社会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构建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只考虑了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投入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也就不能回答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综合美国经济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本名为约瑟夫·尼达姆)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文化决定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在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论(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笔者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主要特征,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也就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人(文化)建立和认同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不同的制度(文化)决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

由于产权制度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础制度,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的绩效及其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新制度经济学思维除了要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最重要的是产权思维。不同的产权制度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同的经济体系统导致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手段不一样。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一种行为规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产权界定清晰是实现公平交易的前提,才能使经济主体权责利相统一,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交易成本, 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思维方式可以解释很多现实经济社会问题。例如,国家之间为什么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异?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的差异这么大?等等。正如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福建武夷山市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张鑫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研究员,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