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36年的美国外交家卜励德(NicholasPlatt)曾在亚洲和非洲多国出任大使,通晓中文、德文、法文和日文。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卜励德表示,他从1964年起就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而自己的观点也是基于过去50年外交经历的观察。

卜励德曾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后出任当时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亲历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2013年,卜励德以《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为书名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阐述了自己作为亲历者对中美关系演变的看法。

在访谈中,卜励德谈到了对于两国关系不同层次的判断;经贸往来和年轻企业家对两国关系的推动以及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认知等。总体来说,卜励德对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乐观。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拥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官,你曾见证过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你也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那么,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在你看来经历了哪些重要的转折点?未来趋势如何?

卜利德:从1973年开始,中美关系在规模、复杂性和关注程度上都得到了稳定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在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中美两国社会和经济正日益交融,这也是增进双边关系稳定的因素之一。坦率地说,两国关系确实有很多互相纠结的地方,双方也越来越少地能够深思针对彼此的危险行为。

尽管世界大国之间的平衡出现了一些重大转变——稳步地向亚洲转移,而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但是稳步发展的模式仍然持续。如果中国的改革取得成功,并且一个由服务和消费驱动的经济得到崛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两国私营部门之间互动的增加而获益。

日报:对“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的定义,你如何看待?

卜利德:两国政府正在开创“新型大国关系”,是因为它们发现每天面临的事务都是来自不同层面的各种不同情况:在一些寒风凛冽的“高海拔地区”,两国政府要处理的事情就是网络安全、互联网主权、气候变化等。

在海拔稍低一点的“温暖地带”,两国民众正越来越多地扩大贸易、旅游、投资、人文交流。在诸如贸易、投资、文化、教育和科学交流方面,中美间的接触和活动稳步增长。

“私下一面”形成了中美关系重要的“压舱石”,防止两国关系偏离轨道。学术界和媒体往往忽略了对“私下一面”的分析,而实践者则把它视为连接两国的重要粘合剂。

一些时事评论所强调的缺乏“战略信任”就是针对“高海拔”事务的管理状况。他们忽略了“战术信任”,这种信任要求双方驱动“低海拔区域”的发展。

日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美关系一直有很多敏感点,但似乎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之下,两国都在试图维持一种平衡,通过更多的高层对话和交流化解一些争议,例如,两国领导人互访时都安排了非正式的私人谈话时间。在如何改善两国关系的方法上,似乎有了更多选项。

卜利德:是的,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在“高海拔”和“低海拔”事务上都取得了进展,尤其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法律执行、反恐、军事关系以及人文交流。两国领导人同意共同努力,富有建设性地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并决定在双边、区域和日益增加的全球治理活动中扩大合作。

此外,中国正在扩大的影响力也鼓舞了它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包括维和、公共卫生、反恐、气候变化、核安全、反盗版、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等。而且,这种影响力的扩大为两国提供了更多合作的机会,而非竞争。

日报:美国政策精英的对华认知现状如何?

卜利德:现在有很多美国政策精英持不同观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喜欢抨击中国,目前的竞选也不例外。民主党则显得更为实际,但是他们试图找到和奥巴马政策拉开距离的方法。不过,一旦选出新总统,他(她)将会面对此前8位总统所面对的现实,所做的决定也将基于现实之上。

学术界精英则分为两边,一边认为中国正在持续地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另一边则认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和变化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

商业精英则努力从变革中实现资本积累。比如,资金从中国流向美国;中国不断扩张的私营领域呈现新的开放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带来的挑战等。看多的投资者下注中国在服务领域的扩张;看空的投资者则把筹码押在制造业的下滑。但每个人都希望减缓全球变暖。总而言之,分歧造就了市场。

日报:此前,你反复提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创业热潮,那么中美年轻一代所呈现出来的相近的企业家精神,是否能够成为拉近中美关系的创新力量?

卜利德: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至关重要。我在中美的多家大学里做过演讲,发现年轻的听众都充满好奇心,见多识广,并且对两国持积极态度。最近皮尤研究所的调查也证实了我的这个感觉,调查发现,比起上一代人,中美两国年轻一代对于彼此持更积极的态度。

但是,比起积极态度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在一起共事的能力。一位曾在麦肯锡公司工作过的年轻分析员曾经做出这样的报告,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创造力,以及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持续拓展的实实在在的企业家精神。这个分析师的中国朋友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部分要么开了自己的公司,要么加盟了创业公司。更重要的是,这个趋势是中美两国年轻人希望看到彼此做的事,一个他们能据此互相评价的规范化标准。

因此,中国的新公司注册数量激增。年轻的创业者们正在开创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壮大的公司。如此具有抱负心的创业现象也是直到最近才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现在,有了从大学里输出的大量人才,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年轻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显示出野心勃勃的企业家精神,而且群体数量(非常)庞大。他们的触角甚至从商业领域延伸到了艺术,例如,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就是最富成果而创新的一次。

中美关系长期的未来掌握在两国的年轻企业家和投资人手中。通过自由的合作,他们能创造的东西没有局限。

目前,中美之间的分歧依旧存在,挑战隐现。比如,2016年美国要举行大选,知识产权保护,互联网政策和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法草案等。双方未来几年都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

但是,如果能以史为鉴,那么,受到中美两国私营部门发展的推动,未来十年将会看到两国间相互依存度的持续增长。今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580亿美元,并创造了8.5万个工作机会。专家认为,这个水平会在未来5~6年里达到2000亿美元。从2013年两国领导人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开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工作就一直在进行之中。对奥巴马政府在任期结束之前达成协定的压力也在增加,但我认为这项工作将会持续更久。上海自贸区已经在运行之中,正在寻找拓展双边商业机会的方法。我的希望是,最近的TPP谈判能够在美国得到通过,而且有一天中国也能加入。

目前为止,双边政府都在通过努力和务实的态度让两国得以避免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令两国人民得以自由寻求他们的相互利益,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让两个社会能够“共同进化”。

尽管中美关系也曾因一些悲观主义者的批评而濒临危机,但从中美建交开始,我一直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事实证明我的判断从未失准。我始终相信,中国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牵制,而且,通过观察它过去几年在全球体系中所崛起的力量和的影响力,它从美国得到的是帮助而不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