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后,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与美国政府就司法和隐私保护争议的拉锯战还没有落幕,近日,一起新的案件又使得这对“老冤家”再聚首,非要把隐私保护与信息共享这对矛盾关系辩个明白。

4月8日解锁的法院文件显示,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要求苹果公司帮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锁黑帮案件嫌疑人的iPhone,美国司法部也要求苹果公司在纽约毒品案件中帮助追踪一部毒贩嫌疑人的iPhone,但苹果仍旧拒不接受。

法律与隐私如何权衡?

这显然已经不是美国政府与苹果公司的首次“开撕”。2015年12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枪案的主犯法鲁克与妻子射杀14人后遭警方击毙,仅存完好的一部iPhone 5c手机成为执法机构关键线索来源。因担心多次输错开机密码就会触发安全防护程序,危及手机内的关键信息,FBI希望获得苹果公司的配合,但却始终未能如愿,最终诉诸联邦法院。

可是,即便诉诸法院,苹果公司依旧不予配合。苹果公司认为,认为如果研发出强行解锁iPhone的程序,就好像开了一扇“后门”,届时所有iPhone用户的隐私都将受到潜在的威胁。但戏剧性的是,最终,在神秘的“第三方”帮助下,FBI破解了这部手机,从而也终结了苹果公司与FBI旷日持久的拉锯战。2016年3月21日,FBI方面宣布获得“第三方”的帮助,有可能不再需要苹果公司的协助破解手机,因此司法部向法庭请求推迟举行听证会。3月28日,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表示:“政府已成功访问存储在法鲁克iPhone上的数据,因此不再需要苹果公司提供协助。” 至于神秘的第三方公司是谁,有媒体指出,总部在以色列的网络安全公司Cellebrite参与其中。

不过,到底法律行为与加密设备间应该如何互相协作,在用户个人隐私和安全问题之间如何权衡——这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4月8日,美国网站上公开的文件显示,今年2月,波士顿一位法官要求苹果公司帮助警方从一位黑帮成员的iPhone中提取数据。 苹果公司回复法庭的理由是:由于iOS 9软件的安全性得到升级,苹果无法解锁这部手机。

苹果律师:美国政府目的是设定先例

在这起发生在纽约的贩毒案件中,美国政府也是不依不饶。根据法院的文件显示,美国药品执法局和FBI走进了纽约的法庭,要求苹果公司帮助其破解2014年6月一名冰毒毒贩嫌疑人的iPhone。

就此,苹果公司的律师表示,他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感到失望,并再次宣称:美国政府只是希望为一个颇具争议的法律先例盖棺定论,而不是真心想为抓捕犯罪寻求关键信息。因为在纽约案件中,受到指控的毒贩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准备好接受刑罚。但苹果公司仍被要求提取额外的数据,从而为刑罚的目的提供证据。

今年2月,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发表在苹果官网上的一封公开信就曾广为流传,信中苹果公开叫板美国政府机构,并亮明自己的态度:并非苹果不愿意协助反恐行动。相反,库克在公开信中反复强调,苹果公司自圣伯纳蒂诺惨案发生以来,一直在积极配合FBI的相关调查工作,甚至派出工程师团队进行技术协助。苹果之所以不服从法院判决的原因在于:FBI的要求已经超出了苹果所接受的配合反恐行动的底线,将使得用户数据和信息隐私的安全在未来遭到进一步威胁,这有违苹果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用户隐私至上的原则。

基于此,苹果的律师团坚持认为美国政府的要求并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并计划在纽约毒贩案件中拒绝政府的要求。苹果公司希望在法庭中迫使美国政府澄清:政府是否真的已经竭尽全力、尝试了所有可能方法去获取数据,而不得不在最后寻求苹果公司的协助。

国会:法律博弈的最终战场

事实上,美国政府寻求让苹果帮助破解iPhone的依据是1789年的“All Writs Act”。在圣贝纳迪诺案件中,美国政府的要求同样是依据这一法律。当时,美国政府要求苹果公司创立一个新工具、绕开iPhone的安全系统,并攻入枪手法鲁克的手机。

但即便法律界人士也并不都站在美国政府这一边。今年年初,纽约的一位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James Orenstein)表示,法院让苹果公司服从的执法行为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其核心原因在于:政府的要求不可取,因为国会已经考虑过可能产生相同结果的法案,但并没有采用。

显然,在美国的体制中,国会的博弈对法案的通过拥有决定性的作用。苹果公司也已经在国会听证中与FBI进行过多次交锋。

当下,的确有部分美国国会的声音希望技术公司保留“钥匙”、在法庭要求下可以在犯罪调查中检索数据立法。但在苹果公司之外,一大批技术公司和活动家都联和反对执法介入的“特许权”。在商界看来,这一法案造成的脆弱性一旦被黑客或者政府所利用,将直接威胁到银行、电子商务和贸易相关秘密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