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什么?艺术不是一种思想,艺术是带给人的一种能量。我认为,那么多人唱《忐忑》觉得‘给力’,就是感觉到艺术了。艺术是精神产品,不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忐忑》激发了那么多人的创造力,它的艺术性已经得到渗透了。”

身材娇小的龚琳娜坐在沙发上,眉飞色舞,以不由分说的语速申明着自己的观点——尽管人们以娱乐的方式将没有一句歌词的《忐忑》奉为“网络神曲”,也不影响这首艺术歌曲的艺术性。

《忐忑》里的龚琳娜,与媒体面前的龚琳娜,都有一种戏剧感十足的完全投入。《忐忑》里的她,瞪眼、皱眉、翻飞眼珠,以丰富唱腔和喜剧表情拽着人们穿越各种情绪;媒体面前的她,面对数轮连轴采访没有丝毫倦态,总是笑眯眯侃侃而谈,表现欲极强。甚至她说话时的神态,也是一连串夸张的表情符号。

“我是贵州人。这注定了我的声音有种山野味儿,有一种韧劲和灵性。”龚琳娜熟悉自己的声音,她喜欢用声音玩各种游戏,指挥自己的声音往前、往后、往左、往右寻找方向感,训练声音的速度感、穿透力与厚度。事实上,无论是她的声音还是她的人,都有一种无拘无束的乡野趣味,开放、自如、童真。

没有《忐忑》,龚琳娜还只是小有名气的歌者。没有她的德国丈夫老锣(Robert Zollitsch),也不会有《忐忑》这首惊人之曲。

2002年,龚琳娜认识了在中国玩古筝的老锣和他的“五行乐队”。那时的她,拿着青歌赛银奖的殊荣,在中央民族乐团工作,却对未来茫然无措——中国音乐学院7年科班训练,无法告诉她如何面对国际舞台,无法告诉她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中国性。

因为老锣,她去了德国旅行,在德国一个小镇参加了每年一届的世界音乐节。“那时是7月初的周末。整个小镇三天三夜、从早到晚都是音乐,从山上的城堡到山下的教堂,再到公园,都是舞台。每个舞台都很简单,没有豪华灯光,音乐家们都穿得很朴素,享受着音乐。台下的观众基本没椅子,老人小孩都躺在草地上,完全没有身份、性别和年纪之分。”

那一次,龚琳娜深受触动,“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世界各族音乐家的声音。那时我就定下理想,一定要走这条路,跟老锣一起奋斗。”她不想在晚会舞台上做一个笑肌僵硬的歌手,也不想继续在民族乐团让未来的路越来越窄,于是辞职离开。

在德国生活的八年,龚琳娜一直跟老锣创作中国音乐,她想用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音乐与纯粹的中文唱词吸引西方人。他们在国外演出,台下观众从寥寥几个到几十个,再到成百上千。2008年,她受邀到德国小镇的世界音乐节上演出专场,主办方告诉她,亚洲音乐人很少出现在这个舞台,但这一次,观众们很喜欢她带来的中国音乐。

她与老锣相互给予能量,也相互改变对方命运。“夫妻关系会让我们的音乐融合得更好。有时也会很难,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会互相责怪。但我们会保持互相尊重、不互相控制。我觉得我们像两个勇士,一直在坚持我们的音乐理想。”2010年,当《忐忑》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之后,龚琳娜带着丈夫和两个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定居。“回来之后,我们一起面对群访的记者。有时候我们手拉着手,互相给对方力量。我们一起面对所有问题,包括经济上的困难,包括音乐家的理想的破灭。”

在德国,龚琳娜租了巴伐利亚森林边的房子,过着只有音乐和家庭的慢生活。“前几年的积累让我充满精力,现在回到中国就像在释放。但我不会一直住在城市里,一直面对媒体。一旦觉得精力被消耗太多,讲得差不多了,我也会离开。”所以,她面对媒体面对中国观众少见的亢奋状态,也算是多年静态之后的爆发。“我要把这几年积累的在音乐里释放,传递给观众,一直有收有放,才会平衡。”

对于一夜成名,龚琳娜曾在博客中形容自己的心情“紧张、忐忑、高兴”。忐忑之余,她与老锣的中国音乐之路并未受到影响。“老锣有个理想,希望把编钟音乐写起来。他想把中国最老的乐器搬上舞台。”她不仅在做汇聚传统唱法的“声音行动”,也正跟老锣创作一部独角歌剧,演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

“我们俩最大的不同是,我是中国人,他是德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是,我们都在做中国音乐。”龚琳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