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原广州日报社社长、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戴玉庆涉嫌受贿案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起诉书指控,戴玉庆在2006年至2012年间,接受常勇强、梁某某(两人曾任广州日报社广告处副处长)等人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岗位调整、职务提拔、广告业务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共计250.1万元。

戴玉庆在法庭上对多项受贿指控予以否认,提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及证人出庭作证。由于他情绪激动身体不适,庭审在下午中止,将在以后继续审理。

从空降到辞职到涉嫌犯罪

2005年秋,已跨入50岁门槛的戴玉庆从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总编辑调任广州日报社社长和报业集团董事长。自197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后,戴玉庆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先后在经济部、《市场报》、华东分社和华南分社工作。他喜欢读书和研究,通晓英语,翻译的《罗素自选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对戴玉庆到广州日报社任职,当时广东媒体界普遍认为他很幸运,因为《广州日报》从1994年起就位居全国报纸广告收入第一,经济状况很好,边喝早茶边看《广州日报》是广州茶楼一景。而戴玉庆“空降”后,也曾多次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有十年时间好干”。

不曾料想,2011年五六月间,戴玉庆向市委提出辞任广州日报社社长,市委领导挽留无果,8月市委免去其职务。9月戴玉庆调任政协第十二届广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对戴玉庆的离任审计,未发现重大失误及经济问题。

2012年夏,有关方面从与《广州日报》有合作关系的多家广告公司入手,对《广州日报》广告处多名人士进行调查。7月下旬,广州市纪委在上半年反腐倡廉建设情况通报会上称,戴玉庆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正接受组织调查,同时被调查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属下企人员共7人。2012年9月26日,戴玉庆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戴玉庆案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不小震动。曾和戴玉庆同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过的一位报人告诉记者,“戴玉庆受贿我真是想不到,他也没有孩子,生活也比较节俭,广州日报社的待遇应该很好,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原广州日报社广告处副处长常勇强为获得戴玉庆在岗位调整及职务晋升等方面的支持与关照,于2006年至2010年间,先后分10次送给戴玉庆200万元现金,每次都是20万元。

3月28日,在东莞的法庭上,播放了一段戴玉庆接受广州检察机关问询的录像。在录像中,戴玉庆说,这200多万元被花在了学习英语、购买图书及软件等方面。

根据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年穗天法刑初字第2055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常勇强辩称只收取刘某某送的购物卡2万元左右和收取文某送的购物卡1-2千元,否认收受其他贿赂和行贿戴玉庆”。反而是戴玉庆当时的证言显示常永强送钱给戴。

常勇强曾在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封信中说:“戴玉庆的证言表示我送钱给他的原因是他刚到报社时对广告处不满,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副处长的位置和晋升上得到支持而送的。而我2005年3月任副处长,2006年另二位副处长退休,我已是资格最老的副处长和中层业务骨干了。而戴玉庆2006年刚到报社任职,又不分管广告处工作,社委会和人事部门根本没有提出或讨论对广告处现在领导的调整,所以,我行贿保位子没有任何证人和证据的支持。当时,我的收入都低于报社其他部门同级别的中层干部,每月收入8000元左右,而我却每年行贿40万是极不合理的。并且,戴玉庆一直对时任信息时报广告负责人的梁某某较欣赏,将其调入广告处任处长兼大洋网副总裁,以培养他接任处长的位置……”

为何戴玉庆曾经的证言和在法庭上的陈述完全相反?将是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次庭审的一个焦点。

同事部下眼中的戴玉庆

和戴玉庆在人民日报社共事过的一位媒体领导告诉记者:“戴玉庆有才,但性格上比较‘轴’,比较固执,也有些清高和孤傲。在人民日报社这样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是好相处的,你就是固执一点,也能被包容。但到地方工作,要和方方面面打交道,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要是一直留在人民日报社就好了。”

一位长期在电视台当编导的戴玉庆大学同学说,“以前我们班同学聚会,开玩笑说我们中间谁会出经济问题,大家曾认为最不可能的就是戴玉庆。他就是一个书生啊!”

广州日报社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管理者告诉记者:“戴玉庆真的很书生,他有时出差选择随从时,会带一个英语讲得好的部下,路上还可以练练口语。”“从戴玉庆的用人看,他也是喜欢那些爱读书、会写文章、会表达的人,比如,在广告处他就比较喜欢梁某某,而不是常勇强。常勇强不太会说,比较木讷。”

曾经负责《广州日报》华东广告经营、现已离开的一名管理者回忆说,戴玉庆是江苏人,在上海读书和工作过,很喜欢上海,来上海较多。他在和戴玉庆的多次接触中感到,戴玉庆“只爱文艺不爱权术”,出差期间除了工作,就是参观博物馆、画廊、文人故居。戴玉庆不止一次说过他不缺钱也不爱钱,他说在北京有分的房子,广州的房子很早买的,每平方米两三千元,他还是正厅级干部,足够用一辈子了。出差除对方外宴请,戴玉庆一行基本在路边或大排挡就餐,几乎不喝酒,喝也是啤酒,唯一要求就是吃体现当地特色的菜。戴玉庆也从不参与娱乐活动,唱K、足浴等休闲一概不玩,一般吃完饭、聊会天就回房看书睡觉。

一位广州日报社当年的管理者告诉记者:“戴玉庆和上级领导有矛盾,后来是很公开的事。他因为清高,也因为觉得自己很清白,可能从来没有主动和上级领导沟通过。这点上他还是缺点政治智慧,不够成熟。”他说,戴玉庆在广州日报社最后的一段时间,多少有些“不作为”了,出差在外时间比较多,回到报社也经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也不主持开会。“他应该非常痛苦,但具体是因为什么,他又不说。最后主动辞职了。像广州日报社社长这样的位置,当时又没有犯过什么差错,却甘心离开这个位置,一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戴玉庆将广州日报社在琶洲的新大楼工程项目交给广州市重点工程办公室负责时,曾对有关同事说,“我可不想沾工程上的事,我不想成为黎元江。”黎元江曾任广州日报社社长,后因经济问题于2004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戴玉庆辞职决心已定时,曾有同事建议戴玉庆回北京找个地方,省得纷扰。但戴玉庆说,“我又没什么问题,不怕查。”

戴玉庆到广州市政协任职后,曾在给熟人的短信中说,目前在这个位置(指广州日报社)已经做不了什么事,不如清静一下,好好做些研究和翻译。他希望回到他喜欢的罗素式的氛围中。

罗素说过,只有使心灵超越物质浮华的日常束缚,生命才充溢着盎然的趣味,平庸世界的大墙才会轰然倒地。

“对戴玉庆个人来说,锒铛入狱是个人的悲剧,他肯定有很多要反思检讨的地方。如果在接下来的审判中,能够以事实为依据,真正依法办案,不放过他应得的罪,也不冤枉他,那这个案子就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不会是社会的悲剧。”在展望戴玉庆案的下一次开庭时,不止一位他当年的同事部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