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汽车,也卖过番薯,在亲人眼中他从小耐吃苦,从未向困难低头,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历练,如今成为了中国最大食品饮料企业的掌门人,他就是宗庆后。

宗庆后出生在旧中国,幼时随父母颠沛流离,成长于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青年时期又赶上“上山下乡”,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

苦难是一种财富

尽管宗庆后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但初中毕业后,迫于家境困窘,作为家中老大的他不得不辍学,干起了谋生的小买卖。他曾走街串巷叫卖爆米花,也曾在寒冷的冬夜到火车站卖煮红薯,虽然挣到了一些钱补贴家用,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他本打算报考不要学费还能发给津贴的师范学校,无奈因出身被拒之门外。

直到1963年,宗庆后听到消息,说舟山马目农场正在杭州招收知识青年,不论家庭成分,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对于当时的宗庆后来说,这几乎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紧紧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主动报名“上山下乡”。

马目农场是一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地方,本是关押犯人的劳改所,被称为“舟山西伯利亚”。农场里的日常工作就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不是挖沟修坝,就是拉土堆石,大多数城里来的年轻人都难以承受,有人晚上偷偷躲在被窝里哭,还有人索性当了“逃兵”。18岁的宗庆后却选择了默默忍耐,以一颗倔强的心坚持了下来,还时常给同伴鼓劲,积极参加劳动竞赛,被评为舟山地区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

一年后,马目农场收缩,宗庆后辗转来到绍兴茶场,一样的高强度体力劳动,种茶、割稻、造地,甚至开山打石,他一干就是14年。

日复一日的重体力劳动,宗庆后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他将《毛选》翻来覆去读了很多遍,这是当时他能找到的仅有的读物。这一段经历,造就了宗庆后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个性,使他在后来能坚强面对创业的种种艰辛。谈起那段艰苦的岁月,宗庆后认为这段经历于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不安分的“而立之年”

1978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也是宗庆后人生的转折点。在经历了15年的下乡劳动之后,这一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宗庆后回到杭州,接替退休教师的母亲,进了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做校工。从此在校办工厂工作了10年,正是这段经历的磨练,为他以后创办娃哈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宗庆后自己的话说,他是个“不安分”的人,总想“做点事情”。在校办工厂的10年间,他做过推销员,也办过电扇厂、电表厂。他曾蹬着三轮车到处送货,背着几台落地电扇挤在绿皮火车上,在天涯海角斗智斗勇追款讨债,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打地铺,在广交会大门外摆地摊。“我用脚来丈量中国的市场,深入到穷乡僻壤、犄角旮旯,‘中国市场地图’就是这样在水里火里、摸爬滚打中摸透的。”后来,他将之称为创办娃哈哈的“秘密武器”。

娃哈哈的“前世今生”

现今在杭州清泰街160号,立着一座已有些年代感的六层小楼。31年前,这里是娃哈哈的前身——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宗庆后就是在这里起家,投身到改革开放后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中去的。

宗庆后凭借着他在校办工厂第一线摸爬滚打的经验积累,初步掌握了市场规律之后,1987年,在他42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要对下属的校办企业经销部采用承包经营的方式,并公开选拔经销部负责人。宗庆后毛遂自荐,夸下了当年创利10万元的“海口”。而文教局要求的当年创利指标仅为4万元,按人均创利标准计算也已经远超当时国企的人均利润指标。“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我心里是有底的。”这底气,就来自于在校办工厂做推销员、办厂中厂的磨砺与积累。

在当时小学的校办企业,利润微薄,一年可能能赚个一两千、两三千块钱。“我的第一年承包完成了10万元的利润,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搞市场经济,没有人去主动做生意,我们主动去做,当然生意就比较好会做一点。” 宗庆后总结道。

第二年他搞了一个罐头车间,给杭州一家保健品厂代加工灌装营养口服液。这一年,他赚了一百多万。

到了第三年,宗庆后敏锐的市场洞察,让他下定决心推出自己的营养口服液。他瞄准了当时尚未有人涉足的儿童口服液市场,邀请营养专家研制配方,开发产品,在校办企业经销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不久之后娃哈哈的拳头产品——娃哈哈营养液问世了。

如今家喻户晓的“娃哈哈”品牌,从这一年开始,正式进入了中国百姓的视野。“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从此成为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而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料到这间校办厂,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饮料集团。

这一年他已44岁,年过不惑的宗庆后,从此走上了企业家的创业道路。

或许正如宗庆后在自己的传记中这样写道的那样,“我是一个普通人,从底层崛起的凡人。幸运的是,我生于一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