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下午,97岁艺术史家、牛津大学荣誉退休院士苏立文出现在上海书展“文景艺文季”现场。他满头华发,一身西装,系着领带,在酷热的盛夏,这样的装扮让人联想到一丝不苟的老牌英国绅士。先前,主办方担心老人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长途劳顿并适应上海的天气,在与作家陈子善、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侃侃而谈近一个小时之后,这种担心便释然了。对谈结束后,苏立文又接受媒体采访,面对四面八方抛过来的问题,他一边兴致勃勃作答,一边品尝着卡布基诺与芝士蛋糕。
作为20世纪第一个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艺术的西方人,苏立文与这片土地渊源深厚。今夏来到上海,距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经73年。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他时常来往于中国与西方,从未间断对这片土地上艺术土壤的凝视。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是对谈的主题,也是他的主要研究兴趣。与许多汉学家和美术史家的研究基于实物和文献资料不同的,苏立文的书写还有着另一个独特来源:他本身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是他笔下人物的朋友,他书写的艺术史,一半源于艺术理论,还有一半则来源于他的经历。
早在1959年,苏立文便已经在西方出版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但在当时,“中国现代艺术”被西方学界视作一个伪问题。“西方同行们批评我为一个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浪费时间。”苏立文写到当年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论著在西方世界的冷遇。照苏立文所言:彼时,“苍白的模仿”或“一成不变的传统”,是西方对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流见解。
然而,苏立文却几乎在这个领域倾尽一生精力。他笔下的中国百年现代艺术史囊括了更多维度。也是这种“在场性”,为他的叙述铺成了个人化的底色,于严肃历史的面目之上增添了几笔激扬与哀愁。
今年,苏立文最重要的著作之一《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引进,以60余万字的篇幅,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全景式”考察,其视野包括:西方艺术在中国的流播、艺术家的生活际遇与艺术历程、艺术派别的竞争、政治与艺术的互动、各时期不同流派作品的美学评判等。叙述层面多元,其主线始终不离中国政治环境对艺术的影响,带着鲜明的历史结构意识,带着理性的慎思,也有活泼的语言。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主任谢柏柯将《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评价为“一项异乎寻常的工作,凝聚了作者一生的工作。”另一位艺术史家方闻则将此书称为:“一部对于20世纪中国艺术最富理解之同情和最有帮助的指南。”
变革年代
“本世纪是中国艺术与文化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充满危机与变革的时代”,苏立文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年他所说的“本世纪”即为20世纪。从一种震撼了传统中国艺术的观念诞生,直到西方艺术风格与传统抵达中国。20世纪所传播的一系列观念贯穿于这部历史之中。
苏立文这样认定中国现代艺术的动力源头:“中西艺术在目的与价值上的建设性的对立关系,恰恰为一个世纪的艺术提供了燃料。”借助苏立文的剖析,由个案联系起来的艺术史脉络清晰:艺术家在对本国传统的质疑、抛弃、回归之间纠结折返,也在此过程中不断突破。这个时候的中国艺术史无前例地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也以高昂的姿态与国际艺术界对话。又在生机勃发的20世纪80年代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商业裹挟。
在文化大一统的时代坠入僵硬的梦魇之后,漫长政治禁锢的卸除无疑让中国艺术与现代西方文化建立新的联系,蓬勃创造力发生在了中国艺术界。北京之春、星星美展伴随着当年一大批艺术家如王克平、严力以及徐冰、谷文达等标志着又一个新潮的艺术家群体出现在了苏立文的叙述中。 “80年代是艺术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中国艺术家的很多障碍被破除,艺术家看到了新的世界。”苏立文说。
然而,走过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进入了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体系,“艺术界的商业化元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艺术产生了自我重复的趋向。一些艺术家不断重复自己;但也很高兴地看到,另有一些艺术家始终沿着自己的道路行走。”
1996年,此书付梓,但作为艺术研究命题“20世纪中国艺术”仍处于快速变化中。激增的艺术家数量和中国艺术图景的复杂性让概括变得非常困难,也因为时间间隔较小,很多事件难以看清。正如作者自己意识到的:“这本书并没有覆盖20世纪90年代的装置艺术、概念艺术和人体艺术大发展时的特别事件。”
发乎内心
现在,访问中国的苏立文常常会被美术专业的学生们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够创作好的艺术?怎样算是好的艺术?”苏立文对此的回答是:“画你的感受”、“不要在乎太多的理论,用你的心灵作画,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创作”。
在苏立文看来,艺术史研究者同样不应该将对理论的强调置于心灵的感受之上。“我没有理论,如果是在人文学科中而不是在精确的科学中,理论,远离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发现真相的障碍。”苏立文在书中这样写道。同时,如同他给予年轻艺术家建议一样,他给艺术史家的建议同样是“坚定的让理论待在它自己的地盘,仅将它作为帮助理解艺术史概念的一个援手”。
作为艺术史家和鉴赏家的苏立文也不惮于在书中直率地表露自己的感受,例如他对徐悲鸿的评价:“在相对短暂的生涯中,徐悲鸿走过了从清末一个画祖先肖像的画家,到一位沙龙油画家,再到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转变),在艺术技巧和目的的严肃性方面,为学生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随后,他笔锋一转,写道:“说到底唯一的一件事——绘画本身,他却缺乏刘海粟和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
“我已经如此年迈,不怕公开地说出我的感受,但对艺术的看法来自于自己的感情和感受,是完全主观性的东西。这些都是来源于我内心深处的看法。”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苏立文说。
在场者
对谈现场,耄耋老人身后的幕布上时而映出20世纪40年代苏立文的照片,英俊挺拔,意气风发。两种形象更迭交织之下,岁月流逝的痕迹依稀可见。
那时的苏立文20岁出头,刚完成剑桥大学建筑学学业,便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员来到中国,在贵阳做卡车司机。在那里,他遇见了吴环并结为连理。“遇见吴环是我在贵阳最大的收获。”当时,吴环是一位有前途的细菌学家,但她转而协助苏立文研究中国艺术,并使得他能够结识一批中国画家。“如果没有妻子,后来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苏立文说。
1942年,苏立文来到成都一家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那时,正值一批重要的艺术院校西迁内地,苏立文由此结识了名声赫赫的艺术家吴作人、张安治、丁聪、郁风、关山月等。后来,他又结识了张大千、傅抱石、赵无极、吴冠中等人。
在成都,苏立文亲眼见到这群艺术家在西迁过程中遭遇种种坎坷,而艺术创作力却依旧蓬勃。“艺术家在危机和动荡年代中的经验以及他或她在历史剧中所扮演的拒绝、结合和自我发现的角色,至少与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一样有趣和重要。”苏立文在书中这样写道。
书中,苏立文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抗战结束,一直梦想着返回家乡的艺术家、教师和学生开始打点行装返回沿海城市。决澜社的创立者庞薰?与苏立文在成都道别时,将一卷为纺织品、瓷器和地毯所作的设计图塞到苏立文手中,托付苏立文为他在英国寻找出版者。直到1981年,苏立文还是没有能够在英国找到出版机会,在他交还这批画卷之后,这些东西终于在北京出版。
“当我1973年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时候,这片土地(文化活动)一片死寂。”苏立文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情景。仅仅十年之后,中国艺术涌起层层波澜,艺术家的创造力在屏障解除之后蓬勃生长。当苏立文于1984年再次来到北京晤见他多年老友庞薰?时,这位大画家给了他这样一句带有忠告意味的话:“不要用我们现在的行为来评判我们,这只是个开端。”
有人问起苏立文对当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看法,老人对前几年飙升的价格直呼“惊讶”。“艺术的真正价值和拍卖场上的价值是不相符的。”
其实,在几十年与中国著名画家的往来酬和中,苏立文被赠与许多画作。若将这些画串联在一起,也是《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所载历史的另一重证明,同时,对他本人而言则又意味着友情与回忆。不过,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无从得知这些画作的情况。因为苏立文已经将这批画作整体捐赠给牛津大学Ashmolean艺术与人类学博物馆,也许在他看来,“藏之名山”才是这些艺术作品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