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做文化创意衍生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只是单纯复制,大众不太会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古人看画都是卷轴,打开来摊在桌子上,一尺一尺地欣赏;我们现在没有卷轴,但人人都会用到文件夹。”在近日北京国际设计周举办的第三届民艺生活展开幕论坛上,负责制造故宫纪念品的得意典藏集团紫德宝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尔泽说,他们开发的爆款产品,现在已有几千销售量。

他们从2009年开始成为故宫印刷品、纪念品的供应商,几年下来,连连设计出“大开脑洞”并成为网络热点的优秀衍生品,为故宫2015全年近10亿元文创周边总销量贡献出不小的力量。

面对十多米长的《千里江山图》,设计师选择其中最精彩的一段,然后分成四块设计成一组文件夹。如果把四个文件夹拼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画面,背面则是皇帝题词。

怎样欣赏作品?怎样让它与生活发生关联?这是设计师考虑的两个关键问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原博对整个文创产业的从业者都表示敬佩。从自己多年教学、研究传统工艺和材料的角度来说,他肩负着两个任务,一个是田野考察、研究传统文化现象,另一个则是把这些技术、材料和工匠传授给学生。“年轻人用这些知识来做什么?再往前走,就是生活化,‘活态’,让传统智慧、传统文化活下去。”他说。

怎样活下去?这时就需要做文创的人。“设计的难点,实际上是把艺术、技术转变为产品,这是跨界的工作。”原博说,“他们跳出原有独立手工艺者或是艺术家的范畴。要让大家看到都想买来用,要能批量生产,手工者做不到。设计者同时需要考虑工艺技术,以及市场和经济问题,包括项目组织、平台搭建、人员调动等等。”

原博在工作中会接触大量的民间手艺人,他们现在面临着一种又喜又忧的现状。

近几年整体社会环境变好了,从政府层面、到企业市场、到民间都认可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想方设法地与民间工艺结合。但他们也感到困惑,从手工作坊到产品化需要接触大量的杂事,如果什么都做,会分身乏术。

“我是一个手艺人,我应该在家里好好的做我的手艺,慢慢地做,可是为什么现在总感觉忙不过来?”他认为,诸如在北京坊的“家传”这类社会型企业就可以很好地发挥平台的作用,合理调配资源。“你不是分不了身吗?有人替你分身,有各种的学者、学问家来替你去开会、替你去做宣传、替你去做推广和出场,包括打市场,做其他的事情。这样才能把这些有情怀的人组织在一起,更好地各尽其能,各尽其职向前走。”

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把这样的平台类比为“经纪人”“画商”,帮民艺工匠与自主品牌来做经纪服务的平台,实际上与画廊帮助艺术家做推广、买卖具有差不多的性质。

“北京国际设计周这几年其实也想做这件事。”他说,“以前的情况是政府拿钱,直接种树养花,可是结果养不好、种不好;现在索性改良一下土壤,只提供阳光、空气和水,然后让民艺的树与花自己生长。这样反而可以多样化,符合人们的生活需求、符合市场,更加自然发展。”

不过,在现实工作中,文创产业还要应付很多棘手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侵犯知识产权。当论坛现场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几乎引起所有发言者的共鸣。

可乐马家具(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可乐认为市场上出现“李鬼”这件事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当然会凭借他们的低成本、低质量制造市场压力,但另一方面也散播了知名度,而且会对他们产品有兴趣的客户通常也都是对价格不那么敏感的群体。

参与设计开发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创界资深从业者辜永承分享了自己在2015年遇到的情况。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把某个新产品放在台湾诚品书店销售,刚铺货没多久,书店的店长就告诉他,这批东西的失窃率很高。“我一听就紧张,失窃率很高怎么办?他笑一笑说,那表示你们的业绩会很好,连小偷都喜欢——结果报表出来,真的很棒,直到现在还在卖。”他说。

“好产品就是往前走,你们抄吧,抄表示看得上我的东西,雅俗都喜欢。这个没办法,世界各地走的其实都是这样必经的道路,只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时间缩短,少走弯路。”这种语气几乎可以在大部分同行身上听到,被迫接受现实、也寄望于未来。

曾辉从官方角度表示,最近几年他们与法律专业人士一起在积极推动关于设计版权保护的规范与立法,可想而知,这些工作难度大,需要长时间推进。“侵权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版权可以通过授权模式分享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他说,“批量工业生产可以让过去只有精英阶层使用的好设计走入日常生活。有时候我们甚至都觉得,不怕抄袭,关键你要抄袭得比我好,这样能推动更多人使用好东西;如果是粗制滥造那就是彻底地毁掉了原创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