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众农产品作为融资载体,大豆并不是唯一的杠杆工具,还包括棉花、棕榈油等。而大豆市场是我国开放最早的农产品市场之一,从2001年全面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大量进口大豆,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这也给一些动机不纯的大豆进口贸易商们更多的套利空间。

山东是我国大豆压榨的主要地区,也是融资性大豆进口最为集中的地区。

通常来说,大宗商品融资模式主要是进口信用证融资和仓单质押融资,前者此前在大豆贸易融资中运用颇为广泛。笔者了解到,这主要是由于贸易商们在大量使用信用证融资过程中,发现了另外的赚钱捷径。

这一捷径即是运用商业银行为企业融资提供的信用证,有了这一信用证企业可以选择在海外进行美元融资,再用于进口,货物进口后将其转卖,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人民币资金。在人民币升值时期,这些进口贸易企业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利差和汇差。

据了解,企业用进口信用证融资,一般可以从银行获得90天至180天的延期付款信用证,贸易商缴纳信用证担保合同金额的20%～30%作为保证金,所以哪怕是低价售卖实际的货物,对于熟练操作的企业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反而可以增加进口规模。可观的利差和汇差“养肥”了像山东晨曦这样不以贸易为最主要目的的进口贸易商。

在2013年至2014年人民币升值期间,国内以大豆为载体的贸易融资行为在行业很普遍,当时甚至有些企业彻底放弃主业,转而把大豆进口作为融资工具,通过资本运作大举低价抛售套现,而后再将这些现金投向高利借贷或房地产市场,利用信用证90天甚至180天免息期赚取高额利息收入和人民币升值汇兑收益。

多位业内人士对笔者表示,作为始作俑者的山东晨曦如今破产,是行业内可预见的结果。实体企业过度运用金融“把戏”,从而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2014年随着其他大宗商品如金属进口融资出现问题之后,银行系统对融资进口加强监控,使得融资进口商信用证的开立变得困难,这在当时已经使得一批体量较小,规模不大的企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大豆贸易融资性进口高峰时期曾占据国内大豆进口总量的35%,而大豆还仅仅整个贸易融资链条中的冰山一角。例如,另一贸易融资性进口的主要产品——棕榈油,高峰期其融资性进口量占到总进口量的85%。这样的现象,除了偏离了正常的供求关系,也为真正从事贸易的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

在行业相对景气、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包括大豆、棕榈油这类大宗商品的融资手段风险并未引起外界的注意,但当市场行情发生逆转,为贸易商们提供融资渠道的银行将面临巨大的坏账风险时,向贸易企业“抽血”成为他们选择的方式之一,进口贸易商们缺少了银行这样的输血管道,资金链迅速断裂则纷至沓来。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服务于大宗商品的融资业务并不是国内首创,这一方式在国际市场中被运用超过100年的时间,但是以大宗商品进行融资套利在海外并不常见,这主要是由于欧美发达国家贷款利率比较低,通过信用证进行融资的意义也不大,企业更多是用于纯碎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