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寿司师傅藤本健二人生里的11年,都是金正日的御用厨师、密友和“宫廷小丑”。如果你问为金家服务的感觉如何?那是一场掺杂了奇诡和险象的演出:樽中酒不空,陪侍皆处子,而你永远别想放下悬着的心。

美国版《GQ》杂志派出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Adam Johnson赴日本专访这个曾经长随金正日、相伴金正恩的日本寿司师傅。

多年以来,只要在公共场合,藤本健二都会坚持用太阳镜和头巾遮住面部,甚至连“藤本健二”也只是他的化名,真实姓名从未公开。

这位做寿司的师傅刚从家里出来就注意到了门外的陌生人。他可以从来者制作粗糙的黑色制服看出来他是朝鲜人。一瞬间,寿司师傅紧张起来。尽管已六十多岁,他看起来仍让人生畏:厚实的肩膀,宽阔的胸膛;他有力的双手上的戒指有天会被摘下。但他已经很久没穿过防弹衣了,上次有从朝鲜远道而来日本的访客是十年前了,而那次访客是被派来杀他的。

师傅只用化名,叫做藤本健二,他生命中的11年都是金正日的私人厨师、“宫廷小丑”和开心果。他看过宫殿、骑了骏马、品尝了古巴雪茄,也看着金正日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消失。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飞往世界各地为晚宴搜寻食材,去伊朗买鱼子酱,去日本买鱼,丹麦买啤酒。也是藤本飞去法国,每年花费70万美金为敬爱的领袖买回他最爱的法国白兰地。而当敬爱的领袖想要一尝麦当劳时,也是藤本飞到北京,点了一份巨无霸套餐外卖。

当他最终脱逃后,据维基解密透露,他成了日本情报机构了解金氏家族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因为人们一直都对朝鲜知之甚少。

我们从卫星照片和脱北者口中了解朝鲜,但这些故事其实和藤本的故事一样无从考证。很多脱北者都是曾住在朝鲜乡下的人们,很少有住在首都的人出逃,所以平壤的真实情况就成了一个谜。这也是为什么藤本成了一个少有的案例。

我在冬天飞往佐久采访藤本。这之前为了写一本小说,我花了6年时间研究朝鲜,和很多人交谈过。12月我到了佐久,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过这座小城的停车场和树枝光秃的苹果园。藤本的朋友在当地开着一家破旧不堪的卡拉ok酒吧。就是室内也冷得可以让你看见自己呼吸的白汽。

藤本为我们泡了咖啡,这才好一点,通过一名翻译,我问他,在他1982年签下去平壤教年轻厨师做寿司的1年合约时对朝鲜了解多少。

“我知道的并不多。”藤本说。“我知道金日成是他们国家领导人。我知道三八线。就这些。”

他不记得之前和任何朝鲜人打过交道。可他在家里也呆不住,对方开的薪酬也不低。所以他就带上衣服和刀具,离开日本的妻子和女儿们飞往平壤。

接着,那一整晚,这男人都一直喊着,“再来一份金枪鱼膘!”

他在8月到了平壤,这是首都特别热闹的时节。人们合家在万寿台上野餐,情侣们在大同江边散步。藤本白天要在厨师学校里工作10个小时,向年轻好学的学徒们展示做寿司的艺术。晚上他返回平壤大酒店和其他外聘人员住在一起——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国技师和工程师——他会在从平壤第一百货公司买回的吉他上拨弹一曲日本小调。

秋天的时候,他开始在东部的海滨城市元山训练厨师。有一天,几辆黑色梅赛德斯开到了厨师学校,第一辆的车牌号是2-16,金正日的生日。藤本被请上了第三辆车。

在一间奢华的元山小旅馆,藤本为即将坐游艇到来的长官们准备寿司。“长官”是藤本对将军们、党内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们的尊称。换句话说,就是金正日的随从们。

凌晨2点,游艇终于靠岸了。藤本为这些显然已经过一夜狂欢的人们端上寿司。他最终意识到这些派对一个接一个,有时一连4场,持续数天。

所有人都穿着军装,只有一个态度傲慢的人穿着运动服。这人对鱼很好奇。他问藤本他正在做的带着大理石般纹理的新鲜鱼片是什么。

“那是金枪鱼膘,”藤本告诉他。

接着,那一整晚,这男人都一直喊着,“再来一份金枪鱼膘!”

第二天,藤本和旅馆的老板娘闲聊。她正拿着一份《劳动新闻》,头版上正是那个穿运动装的男人的照片。藤本告诉她,他在晚宴上给这人做寿司。

“她开始颤抖,”藤本回忆他意识到这人真实身份的瞬间。“紧接着我也开始颤抖。”

穿运动装的男人再次邀请藤本去做寿司。藤本不会说朝鲜语,所以他有一个官方指定的贴身翻译。晚宴结束时,一名服务生给了翻译一个信封。

“大将军给的。”服务生说。

或许藤本之前一直不知道他在为金正日服务是因为“从没人直呼其名,”藤本说。“从来没有。”

藤本也不敢以其他方式称呼他。人们因为更不足为道的原因消失。

藤本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有5张100美金钞票。

很快又有了另一场寿司宴会,“再来一份金枪鱼膘!”的喊声此起彼伏。宴会结束时,大将军朝藤本扔过去一个信封,正好落在他脚边。没人知道金正日是本想让信封落在藤本面前的桌上,还是故意想让藤本蹲下捡信封。

“我很生气,”藤本说。“我拒绝去捡。”

金正日也瞪着藤本。

藤本的翻译凑到藤本耳边小声用日语说,他们俩可能因为这样的冒犯送命。

但藤本也是个固执的人。他的脾气,他说,“在我DNA里。”

最终,翻译捡起了信封递给藤本。

这次是1000美金。

接下来的一周,藤本都思忖着他当时离死亡有多近。

再一场寿司宴会,藤本事先准备好了道歉,但金正日先开口了,“我对我上次的行为感到抱歉。”

之后的多年,藤本再也没见过金正日向谁道歉。

金正日请他一起玩yut nori, 一个传统的棋盘游戏。通过翻译,大将军和藤本一边游戏一边聊天。金正日对日本的生活很好奇;他特别对电影和饮食感兴趣。他问藤本饮食是不是能带来长寿。他问藤本相不相信鱼翅可以防癌,鲨鱼鞭是否可以壮阳,藤本是不是也在周日喝狗崽汤。

藤本开始定期地被接去小旅馆和金正日玩yut nori。藤本将他和金正日的友谊归于当初拒绝捡起那个信封。“大将军觉得我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总是彬彬有礼。他身边都是赞美他的人。”

藤本局外人的身份制造了很多便利:他不懂朝鲜语,所以他不会背叛金正日的信任。藤本对平壤政局的复杂情况也一无所知。也因为他对朝鲜完全不了解,他更容易接受大将军描述的现实,是妒忌的敌对者扭曲了金氏家族仁慈的领导者形象。

这些都是藤本的好日子。白天教学徒做寿司,晚上做晚宴。推杯换盏间,他和金正日一起悠哉地享用波尔多葡萄酒,谈论大将军喜欢的施瓦辛格的电影。

藤本显然对残酷的现实一无所知。

金正日的真性情直到5年后藤本重返朝鲜才显现出来。以为自己完成了一次有趣的探险,寿司师傅整理行装回到了日本,完全不知道他之后会放弃所有再次回到朝鲜。

金正日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长寿研究会。200多名工作人员把控着金正日饮食的所有细节。金正日吃的每一粒米都被仔细检查过,只有在朝鲜种植的颗粒饱满的米才能使用。

藤本谈到了钱的问题。自从数年前逃离朝鲜后,他就没再工作。他靠着媒体采访给他的酬金度日。在日本,给采访对象酬金是惯例。但我们的杂志(指美国版《GQ》)并不提供这样报酬,藤本提出要去一家高级会所接受采访,因为这样更加私密。我得知这家会所的消费是每小时150美金。

现在我在日本。在这高级会所里。我打开录音笔。

藤本回到日本家中4年后再次收到了金正日请他回平壤的邀请。这次是做大将军的私人厨师,藤本会全天呆在大将军的住处。

如果敬爱的领袖也会害怕什么,那他怕的是这个:被抛弃。4岁那年,金正日的弟弟溺水而死,而且他很可能目击了这一幕发生。2年后,他的母亲死于不明疾病,之后父亲金日成再婚,他的继母并不疼爱他和他妹妹,一直偏心她自己的孩子。

金正日给藤本提供了三年的高薪工作合约,一间在平壤的公寓和一辆梅赛德斯。

我问藤本在他回到日本的几年中有没有读过一些相关的书或者文章给他一个对朝鲜更全面的认识。

“没有。”他说。

藤本签下合约,于1988年返回朝鲜,发现金正日已将他的娱乐生活全面升级。比如以前的棋盘游戏变成了高赌注的百家乐纸牌。

金正日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长寿研究会。200多名工作人员把控着金正日饮食的所有细节。金正日吃的每一粒米都被仔细检查过,只有在朝鲜种植的颗粒饱满的米才能使用。藤本说,做米饭用的木柴都来自白头山,金正日出生的地方。而藤本做的是最新鲜的料理,他能从活鱼的身上切下鱼肉或其他部位,这是他在日本筑地鱼市工作时学会的技巧。

某些特殊场合,藤本会长途旅行为盛宴搜寻食材。他先坐朝鲜航空到北京,然后转往莫斯科或者布拉格,这些都是金正日放置私人飞机的地方。从那儿,他会去法国买酒或者去丹麦买火腿。更多的时候他是去日本买鱼,每次去他的第一站都是他的老朋友井上在筑地市场开的面馆。藤本带过很多官员去吃井上的面,包括金正恩的哥哥金正哲。

藤本成了金正日的随从之一,和他一起去打猎,乘坐金正日的防弹火车。他们一起骑马、打保龄球、溜冰、游泳。

金正日很喜欢看烹饪节目,《铁人料理》(译者注:日本富士电视台于1993年10月10日至1999年9月24日期间播出的烹饪节目)是他的最爱。藤本如果去日本出差,会录下最近的剧集,日后和大将军一起谈论。

白天,藤本为晚餐做准备,晚餐之后,他便加入派对。他会祝酒也会讲笑话。最出名的是他常拿着餐巾假装是萨克斯管来演奏。“所有人都大笑,”他说。“70个人参加派对,每个都会开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们喊道。”藤本将工作和娱乐平衡得很好。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怕失败,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因此丢命,但我逐渐知道只要我不出错,就会没事。”

藤本是最完美的派对伴侣——他极具魅力,比他人更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且酒量很好。一天下午,他正和金正日玩着百家乐,金正日凑近他问:“藤本,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呆10年吗?”

金正日答应给藤本他自己的寿司店,就开在平壤高丽酒店里。当天晚些时候,藤本就飞回日本向他的妻子提出分居10年,这样他就可以长住朝鲜。

根据藤本的说法,他的妻子回答:“你说什么呢?你疯了吧?你可以一走3年,孩子们还能接受你不在身边。不过10年?你会忘了日本,忘了我们。”

我问藤本:“为什么不带你家人一起去朝鲜?”

他笑得差点喷出口中的咖啡。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金正日除了寿司店,还答应了藤本其他好处以换取他的10年。这些好处藤本都没有提。

那天夜里,大片柔美的雪花从山中呼啸而来。我走在冰冷的街头,想念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想不明白什么样的人会宁愿抛下自己的家庭去陪伴无常粗暴的独裁者。什么样的人身处极大的未知的风险还会感到如此自如?我决定将第二天早上的采访转向藤本的过去。

藤本是他出生的小镇上最危险的男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刚从与盟军抗战的血淋淋的前线回来。他的父亲上前线时还把自己三个儿子出生时剪下的脐带带在身边。他用椰子壳做了个小容器装着脐带,放在帆布包里,这样就像是他的孩子一直在他身边。

可等到回家时,他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具攻击性的男人,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一拳打掉别人的门牙,包括藤本母亲的。谈论战争会让他对别人动粗。任何批评都会让他跳起来。当他父亲喝多时,藤本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被打,比如吃了糖果、看错了时间。任何提问也会招致拳打脚踢。藤本开始慢慢了解这些规则:他不记得自己向父亲问过任何问题。他父亲闲来无事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醉醺醺地骑着车带着儿子在附近的村落闲逛。当自行车歪向一边时,藤本使劲支撑住自己,对年幼的藤本来说,似乎分分钟他们都会撞车。“那是我生命中最恐惧的时刻,”他回忆。

他人偶尔的一个善举带来了藤本生命中的转折时刻。跟他一起在酒店做回收的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孩认定他们有天也该像来酒店吃饭的客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一直为客人们收酒瓶。于是发工资那天,他请藤本去吃寿司。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的经历,”藤本回忆说。1962年的那天,他默默地念着那些寿司的名字—— "batan ebi, maguro, ika, kohada, tamago, futomaki."

说到这,藤本君开始抽泣。

“这绝对是决定命运的一刻,”他说。

他告诉他的母亲他决定要做一名寿司师傅,16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去给东京银座的寿司大厨芝山千次郎做学徒。叫“学徒”是好听的,接下来的5年,藤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试着满足日本最挑剔的客人,外交官、大佬们还有CEO们。

藤本的父亲教会他永远不要提问永远不要评论。他也给了自己儿子对不确定性、怪异行为、潜在的危险和突发暴力极高的忍耐力。而寿司大厨教会了他如何迎合有权有势的精英阶层,最终奠定了他成为独裁者陪伴者的坚实基础。

藤本每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给芝山擦身。

“我住在饭店楼上,”藤本说。“一件大房间是芝山的,另外一间都是双层床,睡着其他厨师。我就睡在芝山身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跟他睡在一间房。他床边有个沙发床,我就睡在那儿。他想我睡在那因为他想让我给他按摩。每天晚上,按摩。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会喊他,师父,师父。我会小声地喊,师父,师父,当他不回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睡着了,我也可以停下了。”

但5年后,当藤本认为他可以在饭店里做个厨师的时候,芝山却不让他对鱼动刀。盛怒之下,藤本辞职。他在东京南边找到了一份做寿司的工作。在风景胜地汤河原他向一位他称作福生的年轻貌美的女孩求婚。她留着波波头,整整齐齐的刘海,跟藤本最喜欢的日本歌星石川小百合一样。藤本很喜欢留波波头发型的女孩。但和福生结婚没多久,他就开始不耐烦,还打掉了福生的门牙。

20年后,藤本回到日本向福生提出分居10年以保持和金正日的关系。他说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已成人了,他描述着他即将在高丽饭店里开的寿司店,他保证会给家里寄钱。

福生还是提出了离婚。这在日本意味着高昂的代价。

金正日会为他的离婚出钱。在他离开日本前,不论是出于对福生的感情还是愧疚,他把公寓过户给福生;这也表明,不论他是和朝鲜签了3年还是10年的合约,他明白他实际上是签了卖身契,再也没有回头路。

在大将军的小旅馆里,他继续着以前的生活——花大量的时间准备着铺张的宴会,然后喝酒到深夜。但境况还是有所不同。既然藤本已签了10年的服务合约,他再也不能装上刀具说走就走。所以金正日告诉藤本,新寿司店开业恐怕要等等了。事实是,这店永远不会开张。藤本的单身生活也需要陪伴——他们曾谈论过某个留着波波头的年轻女歌手,藤本有些尴尬地向我坦白,其实在他向福生提出分居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安排这些了。

对藤本忠诚度的测试不可避免。金正日出了名地爱做这些测验。当他身边的人的身份发生变化时,金正日需要表明他们忠心的证据。藤本的测试发生在朝中边境的一个湖面上,当时两人都在喷气式滑雪橇上。

“大将军靠近我,‘藤本,’他说。‘我们来比赛。’我们当时可以看到远处一个长着松树的小岛。‘我们比赛(谁先)到那儿,’他说。”

藤本可以看出来金正日是认真的。“你要做到最好,”他说。当金正日一喊“开始”,他们立刻发动引擎。“我看向我的右边。我知道大将军稍落后我一点,我想我大概要惹麻烦了,我也知道我该慢点,但我想起他说,‘你要全力以赴,’所以我高速前进。我们驾着差不多的雪橇,我先到达终点。大将军走过来说,‘你赢了。’但他没说,我输了。”

等回到岸上,其他人却是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责骂了我,说,‘你太傻了。你要死了。你也该死。’”

在朝鲜对领袖不敬是很有可能被处死的。但藤本通过了他的测试——他的确与众不同,但他的特立独行有时是可以被大将军在某些场合拿来娱乐的。

测试通过后就有奖励。金正日邀请波波头女歌手来为藤本表演。她的名字叫欧正友。在他平壤的住处的地下仓库里,金正日拥有一个藏着一万瓶红酒的酒窖和一个内置的卡拉OK吧。就在这里,正友唱了一首《濑户新娘》。在这之前,藤本曾无数次看到她在KCNA电视台的表演。他只需向大将军提一句,她就在这里为他唱歌了。这就是和独裁者们厮混的好处。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藤本说。“大将军发现了,然后说,‘哦,看来你真的喜欢她’。”

他们再次见面是在金正日元山的小旅馆,金正日安排他们坐在一起。看到他们相处愉快,金正日宣布他们将在他的生日2月16日结婚。藤本说他抗争了一下,因为正友年纪比他小了20岁,而且2月16日不是什么结婚的好日子。金正日最终妥协,将婚礼改到2月26日。很快,他们就在婚礼上对唱了《濑户新娘》,婚礼上金正日灌了藤本很多酒,喝到最后藤本晕了过去。婚礼上金正日还恶作剧了一把,他趁藤本不省人事,让人剃了他的阴毛。

婚礼一个月后,藤本和正友溜出去见她的家人。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歌星,正友也没能让她家里的条件改善多少。藤本发现她全家六口人住在一居室里。他们中的4个最终窒息而死——一个寒冷的夜晚因为没有暖气,他们拿了一桶热碳进屋取暖。

这场婚姻对正友来说或许是情感上的煎熬。她不说日语;他不说朝鲜语。尽管藤本说他从打掉他前妻的牙齿那件事吸取了教训,发誓再也不会对女人动手,他也不是个心思细腻的男人。当提到正友,藤本一直夸赞她的年轻貌美和漂亮的头发。他喜欢她从不批评他,总是很听话,还有“当我冲她吼叫的时候,她会立刻道歉,说,‘对不起,先生,我再也不会那样了,请不要发火。”

这次联姻也给藤本带来了一些后果。金正日的随从们一直以来都忍耐着藤本,将他视为一个临时的或许有点搞笑的,会做好吃的寿司但也可能随时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外国人。但一旦他娶了朝鲜的著名歌星,还让敬爱的领袖言听计从,他就成了一个威胁。

“很多人都嫉妒我因为我是金正日的最爱。在宴会上,我为大将军倒清酒,但大将军也会为我斟酒,这很少见。每次大将军问我,’你喜欢我吗?’ 我回答,‘当然了,我非常喜爱您。’我想着的是开个玩笑,说,‘我不喜欢你,我鄙视你。’我想把这话玩笑一般说出口,但我没那个勇气。大将军会说,‘如果你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在我脸上亲下?’我不记得我亲吻过他多少次。100次?100个吻。我们一起蒸桑拿,都全裸着。大将军说,‘哦,你身材不错啊,很魁梧。’我说,‘运动是我强项。’不用说我是金正日的玩伴。而且每次我亲吻他的面颊时,他都会对我说,‘如果你背叛我,你就……’然后他就会沉默不语,用手做个拿刀捅进我腹部的样子。”

1991年,金正日和其他党内领导人以及藤本健二(后排右起第一位)合影留念。

藤本和正友在平壤有了一间新公寓。他们搬进去没多久,那栋楼里一个六口之家就不见了。虽然他们语言不通,藤本说他和正友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理解彼此。她是第一个给藤本解释古拉格(集中营)的人,“当一个人消失的时候,他是被送去了劳教农场。他有天会被送回来。当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就是被送进了劳动营。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回得来。”

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场合,曾试图暗杀金正日一直都是个谜,最担忧这件事的是金正日本人,而藤本是金正日将性命在每日每餐中相托的人。那年年底,藤本被介绍给金正日的儿子们,年长温良的正哲和年幼好斗的正恩。孩子们基本都不会和随从有关联。藤本还记得正恩死死瞪着他,尽管当时才7岁,但他已被教会日本人是敌人。

“孩子们正在放风筝,”藤本回忆。“那是一个日本风筝,上面画着一个歌舞伎。但风筝没有尾部。所以我立刻要来纸、胶水和剪刀做了一个。我把风筝递给金正恩,他瞪着我。我说,拿着这个,等我给你个信号你就放手。”

金正日的随从里没人帮过他的孩子完成没做好的东西。帮助是危险的——帮助是不是在说孩子们无能还是敬爱的领袖是个糟糕的家长?如果风筝飞不起来帮忙的人是不是该被责怪?如果孩子们拒绝帮助呢?但藤本从来没这样的想法。

尾巴果然平衡了风筝,让它徐徐升向空中。一周之后,大将军告诉藤本之前的保姆被开除了:藤本将成为孩子们的新陪护。而这件事他一做就做到金正恩18岁。藤本让他们知道了打游戏、玩遥控汽车,最重要的是,打篮球。藤本在日本的姐姐录下公牛队的比赛寄给他,所以金正恩对篮球的第一瞥就是看到了球场上的乔丹、皮蓬和罗德曼——这些日后成为他的英雄的男人。

这几年里,藤本和正友也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女儿正美和儿子正恩。藤本说自己儿子和金正日的儿子重名完全是个巧合。

他仍然和金正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是偶尔有些小波折。有次他没有打扫自己在小旅馆里的房间,金正日决定杀鸡儆猴,不再给他提供厨房。接下来的6个月,藤本都被迫在健身房里做寿司。

不过这也只是小事。1994年7月8日,敬爱的领袖金正日的父亲,伟大领袖金日成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一夜之间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金正日面对着政敌和军队将领们的挑战。

金正日常被当作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花花公子,却最终证明了他是个狡猾的政治家,扼杀了所有试图颠覆他的企图,也永远都会先发制人。藤本对这些内部敏感斗争毫不知情。他对金正日的了解都来自晚宴、派对和电影。所以,最后是一部电影让他知道自己的老板有生命危险。一天晚上他们一起看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993年的电影《火线狙击》(金正日有着一个存了3万DVD的私人图书馆。)11岁的金正恩、金正日的秘书和一名特工一同观看了电影。

在电影里,伊斯特伍德扮演的是总统的贴身特工。电影里有一幕是伊斯特伍德的特工队跑在总统的车队两侧。8名穿着西装的特工每个都把一只手放在底盘上来保护总统。看到这,大将军突然站前来。“这是这电影里最棒的一幕!”他说。他转身指着他的秘书。你们就该这么保护我,”他说。然后他又对着他的保镖们喊:“你们要像电影里的特工那样来保护我!”

尽管金正日急于成为一个强大的领导者,他的无知和狂妄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饥荒和经济衰退。他刚刚接班时,朝鲜的粮食产量曾被视为小小的胜利。但金正日想要更多。他命令新上任的农业部长砍伐山上的树木以给梯田开发更多的土地。结果就是雨季到来时洪水毁了树林砍伐地带的庄稼,而这最终引发了导致200万人丧生的饥荒。

据朝鲜专家布拉德利·马丁称,金正日最后处决了他的农业部长。

随着饥荒越来越严重,金正日还将死去的农业部长的尸体从爱国者公墓里挖出来又让射击小组扫射了一遍。

藤本却没有成为这场饥荒的见证人。1996年,在去日本筑地市场买鱼时,他在东京成田机场被逮捕。

一天晚上,一个说韩语的人来到寿司店找藤本。从他的口音,藤田可以分辨出他来自朝鲜。这个人说,“有人派我来这里,你结束工作之后,我们去谈些事情吧。”

在他被捕的时候,藤本正和金正日的中文翻译在一起,这个人的多米尼加护照引起了怀疑。这让海关细看了藤本的护照,他们迅速意识到他们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金正日政权内部的人。他们接下来花了18个月审问他。

一支团队专门审问这位寿司师傅。内阁部长密切跟进这件事。当金正日亲自给藤本打电话并且命令他迅速离开日本时,当局明白藤本已经重要到可以在对金正日的暗杀起关键作用。他们把藤本转移到了冲绳岛的南部,在那儿藤本在一间假日酒店的寿司餐馆得到了一份工作。

在审问中,日本当局给了藤本很多关于朝鲜劳改再教育农场和人权压榨的书籍来读。这里面有一本是关于朝鲜的酷刑,它声称朝鲜人喜欢最大限度的伤害罪犯,伤得他们以至于“吐出母亲的乳汁”。

一天晚上,一个说韩语的人来到寿司店找藤本。从他的口音,藤田可以分辨出他来自朝鲜。这个人说,“有人派我来这里,你结束工作之后,我们去谈些事情吧。”

藤本一眼就看出他是杀手。但是在结束工作后,这个男人没有回来。事实上,藤本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在经历了那么多在朝鲜的惊险刺激后,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他很抑郁,那些书里的内容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开始酗酒,他感到孤独,想回到平壤和他的妻儿们团聚。1998年7月9日,日本方面同意释放他。但是他们要求给出承诺:如果藤本再次离开朝鲜,他要一定要告知他们。

说在这里,藤本开始描述他返回平壤家里的喜悦。但是我打断了他。“你日本的女儿们怎么办呢?”我问。“你在日本的18个月,你没有联系她们吗?”

“没有。”他说。

我提到了藤本的父亲,这个深爱着他孩子们,到哪都背着孩子们脐带的男人。

藤本站起来,他明显很不安。“时间到了,”他说,然后转身走去小解。

因为怀疑他对自己家人的关心,我似乎惹恼了藤本。为了跟他和好,我请他去吃午饭。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说,没多久他就又兴致勃勃了。他边吃边告诉我回到平壤后情况如何变得更糟。

金正日很快传召了藤本。是的,大将军承认,他的确派了杀手去冲绳,但他劝藤本忘了这事儿。他还活着呢,不是吗?其实他还活着全靠金正日的妻子高英姬,她告诉金正日,他的日本朋友是多么的有趣和可爱。随后,杀手被召回了。

大将军告诉藤本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他将要和金的秘书金昌孙一起去北京采购罐头。

当然,买罐头并不是重要的事。这是新的忠诚测试,藤本却没有通过。

“那一刻我该想到的,”藤本说。“我该怀疑的。”

金昌孙带藤本住进了一间布置了窃听器的宾馆房间。“我在酒店房间里给日本警方打了个电话,‘喂,我是藤本,’我告诉他们。‘没什么大事。我在中国出差。没什么别的事。’”

这看上去是再傻不过的行为,但这就是藤本:不可置疑的服从。

他答应给日本相关部门打电话,所以他就这样做了。

他刚回到平壤,一队军官就把藤本拉到一边给他听了他打给日本方面的电话录音。他被软禁了。他还必须给金正日写道歉信保证和日本脱离关系。

软禁是相对较轻的刑罚,但对藤本来说是个煎熬的时期。“整整18个月我都不被准许外出。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重创。我睡觉的时候一听到风声我的眼睛立马就睁开了。我去窗边看。我想看是不是有吉普车来要把我带去集中营。因为我读过了日本警方当时给我的书,我害怕极了,差点就崩溃了。”

被软禁、等着随时被关入集中营的日子里,他开始细看当初宴会上拍的一张合影。“我看着这张集体照,突然意识到这里面有三四个人都失踪了。我知道一个私人医院里的很好的医生就不见了。他们都因为政治问题消失了。”

藤本更加肯定自己就是下一个要从这张照片里消失的人。

他决定逃跑。

2012年受邀返回朝鲜,藤本健二紧紧拥抱金正恩,泣不成声。看样子,这位新的领导人已经原谅了他昔日的背叛。

藤本健二见到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

软禁结束后,藤本又回到了他厨师和陪护的职位。接下来的一年,他一边制定逃跑计划一边再重新讨好金正日,试图修复关系。2001年3月,藤本随口提到又有一集新的《铁人料理》。他们一起看的时候,金正日发现里面提到了一个他从没品尝过的“神秘食材”,海胆籽。金正日问起藤本,藤本说这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它绵质的口感既有海水清香又有甜美。只有北海道的利尻岛才有,也只有有经验的寿司师傅才能辨别好坏。

尽管自从日本被捕后,金正日已经禁止藤本再出远门。但一道珍馐的诱惑实在太大。大将军说,就这一次,然后让藤本口头承诺一定要回来。就这么简单,大将军就放走了藤本。

那天下午,藤本正要去房间收拾行李,就遇到了18岁的金正恩和他的随从。他们刚刚打完篮球,大汗淋漓的站在阳光下喝着小杯的伏特加。金正恩也让藤本喝了几杯,然后怀疑地看着他。“你一定要从日本回来,”藤本回忆他当初说的话。

在高丽饭店的停车场,藤本和他的妻子正友告别。之后他驾车到了顺安机场,把他的敞篷梅赛德斯扔在停车场,直飞东京,下机后借买海胆籽为名直奔筑地鱼市。在那儿,他去井上的店里吃了一碗面就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这将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说。“你觉得你逃跑了你妻子会有什么下场?”

藤本告诉我,如果他当初认为他的妻子会有生命危险的话他是不会逃跑的。

“想着我老婆是金正日最喜欢的歌手,”藤本说。“而且我相信金正日永远不会杀女人。”

我说:“但他们被送去了煤矿,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去接受劳改。”

藤本不以为然。他说他尽了全力,他一听说这事就给金正日写了道歉信。

“那封信奏效了,”他回答。“6年以后他们被释放了。”

10年之后,2011年12月,藤本和全世界一起看着金正日的送葬队伍慢慢走过平壤冰霜覆盖的大街。各界都在疯狂猜测谁将成为接班人,但藤本立马就知道了:有8个穿着制服的男人,中间站着长大成人的金正恩,他们跟随着灵车,每个人都把一只手放在底盘上,就像伊斯特伍德电影里的特工。金正日的心愿之一就是被当作美国总统一样被保护,而他的儿子让这一切在最后成真了。

在2012年7月,藤本接受(金正恩)邀请飞回了平壤。

有人嘲讽藤本回到朝鲜是因为日本媒体已经失去了炒冷饭的兴趣;藤本冒着生命危险返回,这样就可以再次带着故事回来以索取更多媒体采访费。藤本说他回去只是为了兑现诺言。

在他两个礼拜的行程里,藤本在22号见了金正恩一面,他和正恩还有他的妻子李雪主,曾经的流行歌星,一起共进午餐。

藤本见到金正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叛徒回来啦。”藤本哭着跪了下来。金正恩让他站起来,藤本写的他朝鲜回归之旅的书的封面便是他哽咽着被朝鲜新领导人拥抱的画面。

在一场奢华的宴会上,藤本被配了一名翻译和贴身男仆,他都不太记得这样的宴会了。在聚会过程中,金正恩学着他的父亲要跟藤本比赛喝酒。65岁的寿司师傅又喝到晕过去。晚些时候他醒来发现自己睡在旅馆里房间的床上,衣服都被脱了。他喊他的男仆,那男仆正静静坐在黑暗中的一张椅子上。

“我出丑了没?”藤本问他。

“没有,”男仆向他担保。

藤本真正的团圆是在第二天,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妻子正友。她现在又是自由身了,住在首都。“我猜她会打我会朝我大喊大叫,但她没有……我的妻子正友还有我女儿正美带着一个小手提箱来了。我们都大哭抱在一起。正恩是我儿子的名字,我问,‘正恩呢?’我记得他去参军了,所以我问他是不是还在服役。‘没有,’正友说,‘他死了’。”

说到这藤本又开始抽泣。

“我听正友说那发生在凌晨两三点,他们都睡在一间房里。他开始尖叫,一声,两声。第三声之后他摔下床死了。是心脏病。她在他身边,看着他死去。正恩以前很健康。但最近他开始喜欢吃肉,变得越来越胖,他的心脏恐怕已经受不了了。我肯定他血压不低。他以前很瘦,但自从他开始吃肉就一直长胖。他只有22岁。”

我问有没有医生证明或者尸检报告。“他死得可疑吗?”

“我没什么怀疑的,”藤本回答。“我妻子就在那看着他突然死去。如果朝鲜人想要什么人死那也该是我,不是我儿子。没有谋杀,就是一场意外。”

藤本开始谈起平壤有多美,比起10年前变化了多少,一直谈到他听起来像一架宣传机器。谈到这里,他说起自己宏大也很胆大的新计划:离开他衰老的日本女友回到他年轻的朝鲜妻子身边,去平壤重过他奢华的生活,去做金正恩的心腹,拿回他的梅赛德斯,最后要在高丽酒店开自己的饭店,但不是寿司店,是面馆。

“我想把汤面带去平壤,”他说。“我已经有了井上汤面的食谱。我知道朝鲜有很多人讨厌我,所以很难开一间藤本餐厅。我觉得我用不了藤本这个名字。”

藤本都计划好了。他会把他的书卖出的稿酬都给他的日本女友,帮她安度晚年。然后他就永远离开日本,以此来减轻当初的叛逃给他的良心带来的负罪感。藤本在寻找一个赎罪的机会。“如果金正日现在在这,”藤本说。“我会跪下向他道歉。我会承认我叛逃了而且我向外界透露了很多朝鲜的秘密。我是个叛徒,百分百的叛徒。”

我提醒藤本大将军不会再在那里保护他,金正恩现在有自己的随从了。我提醒他在朝鲜没有人权,人身自由或者法律可言。

藤本摆摆手。他只担心能不能拿到签证去开始他的新生活。“我觉得我有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他说。

我告诉他他的好运会有用光的一天,在朝鲜只要独裁者打个响指一个人就能消失。我问他他是否清楚自己是在用实实在在的自由换想象中的天堂。

“我什么都不怕,”藤本说。

“你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我告诉他。“危险的确存在的。”

但小心翼翼显然不是他的为人。

他的脸上写着决绝和天真的乐观。

“我什么都不怕,”他反复念着。

在藤本的记叙中,12年前临别时,金正日同往常一样握着他的手用日语说:沙扬娜拉(再会,用于要分别较长时间,甚至难以再见的场合)。平时,藤本会笑着回答:“将军,沙扬娜拉不能这时说,因为我还回来。”但是这一次,藤本沉默不语。(翻译 李欣 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