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刚从火车上下来的犹太人走路速度稍有缓慢,马上就被纳粹推到一旁开枪打死;骚乱中,空中飘着世界名曲《鸽子》……

一对年轻的恋人在集中营里短暂相遇。男子在被送去大屠杀前的那天凌晨,悄悄到恋人铺位前给她一枚锡合金的订婚戒指。后来女子被党卫军搜身,冒着生命危险把戒指藏在了舌头下面……

德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瓦克斯曼在《纳粹集中营史》中指出,随着研究资料越来越丰富,集中营的形象越来越“碎片化”,并被打上“刻板印象”。

然而奥斯陆大学教授、挪威科学院院士雅布格·罗斯的新著《时代的女性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被挖掘出来的“碎片化”的历史细节。

“历史学家与时代见证者所讲述的大屠杀是有区别的。”失去了43名亲人的幸存者朱迪斯·梅塞尔说。

《时代的女性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

[挪威]雅布格·罗斯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5月版

大屠杀中女性叙述的不足

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前后,更多与那段历史相关的书出版了。但是,正如《纳粹集中营史》所说,史学界对集中营的研究进展却比较缓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逐渐发表对个别纳粹集中营和集中营体系的研究,直到八九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才取得较大进展。

与之相对的是,从1945年4～5月盟军的媒体开始公布情况起,集中营立即成为舆论焦点,幸存者们从被解救后就发出了多种多样的呼声。战后几年里,一股回忆录的浪潮也席卷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雅布格·罗斯也是研究二战历史的学者,之前有多本相关著作问世。他发现,其中女性见证者讲述大屠杀的故事比较少。以他所在的挪威为例,300多名犹太妇女和儿童被驱逐出境并送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无一存活。因此大屠杀中的女性叙述非常稀少,其价值也被低估。

在《时代的女性见证者》之前,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女性幸存者写的回忆录,如 《天生幸存者: 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等。但《时代的女性见证者》中呈现的幸存者形象更加丰富,一共有十位犹太女性,分别出生于1921～1935年间的欧洲。年龄最小的一位,在1940年被驱逐到华沙犹太区时仅5岁。她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整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有人家族里光是死去的孩子就有43人,还有人失去了23位亲人,其中一个是在华沙犹太区掩体里出生的婴儿。

雅布格·罗斯自述,请十位幸存者讲述经历时,他尤其注意避免操控或影响对方的讲述内容。他对每位见证者都设计了四个统一的问题,写作时只是对叙述的内容进行了编辑,最大限度保持了叙述者的原话。

补充珍贵的历史细节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把握更加宏观,更注重历史事实的精准。但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幸存者,会对当时周围的场景、心情、人物、表情等印象很深,这是女性视角的优势,也是雅布格·罗斯说的女性叙述价值被低估的地方之一。”《时代的女性见证者》译者、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负责人沈赟璐说。

多位幸存者均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犹太人被焚烧的场景,提供了哪怕是厚达1000多页的《纳粹集中营史》里也没有的历史细节。时年22岁的兹邓卡·范特罗娃说,她从火车上下来后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夹杂着奇怪的甜味”。她还以为附近有个屠宰场,他们在焚烧废弃的动物内脏。

时年19岁的布兰奇·马约尔也不知道,当时周围漂浮的黄色烟雾其实来自火葬场,那里的焚烧炉日夜不停地燃烧。夜晚,她听到烟囱管里传来大火的噼啪声,火焰在营房的外墙上投下诡异的橙红色阴影。“我们可以闻到肉在烧焦时散发出的甜味,但是我们都没意识到那代表了什么。”

在集中营里,所有的人都经历了非人改造、身份丧失。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特质,很多经历也会和男性不同。臭名昭著的约瑟夫·曼格勒(Josef Mengele,也被译作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在奥斯维辛做了很多人体试验,其中一项是为了防止犹太人种族繁衍而“研发”的“新绝育方法”。时年15岁的伊迪丝·诺托维奇就是绝育手术的实验对象之一。几十年过去,她已不想多谈具体试验细节,只是说“绝育实验的烈度远超麻醉实验”,而且实验的痛苦此后一直遗留在身上,一到漆黑的夜晚,有时仿佛又回到了营地的实验室。

突显大屠杀中的道德面

沈赟璐说,她在翻译中几次掉泪。尤其令她震撼和难受的一段讲述来自朱迪斯·梅塞尔。1944年,年仅15岁的她被驱逐到波兰的斯图斯霍夫集中营,在准备换囚服时,看到右前方队伍里一位年轻母亲的裙摆中突然掉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盖世太保抱起婴儿就往停机坪扔,小婴儿被当场摔死。

后来,这位母亲恰巧睡在朱迪斯·梅塞尔身边,她一直把孩子仅剩的一只婴儿鞋紧紧攥在手里。然而连这只小小的婴儿鞋也被纳粹发现了,年轻的母亲拒绝交出小鞋子,被一枪打死。

“她们的讲述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当时的艰难,还在于那种情况下,有人仍然能守住自己的一些坚持。不管是那只小婴儿鞋,还是恋人临走前悄悄送的订婚戒指,为了保护它们,有人就可以不怕失去生命。因为她们觉得,有些东西的分量要比生命更重。”沈赟璐说。

雅布格·罗斯将此概括为“大屠杀中的道德面”。他说,尽管访谈时尽量减少自己对叙述的干预,但写作时会有意将道德层面突出,因为这是与邪恶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在他看来,邪恶与关怀是道德行为的两个对立面,同时也是见证者所叙述的故事的两大特征。尽管营地条件非常恶劣,但各式各样的关怀却在黑暗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1945年1月,意识到败局已定的纳粹为了避免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落入苏联军队之手,将部分人员紧急转移。时年22岁的兹邓卡·范特罗娃在“死亡行军”路上通宵达旦走了三天三夜。当发现人在走路时可以入睡后,他们就轮流让要睡觉的人走在队伍中间,其他人则在旁边支撑其手臂,使得休息者的腿部能继续保持机械行走,这样一来可以睡至少两小时,从而减少致命的疲劳。

生存策略和生存秘诀

幸存者如何存活下来?这也是大屠杀中非常令人关切的部分。遗憾的是,哪怕在《纳粹集中营史》这样的专门史中,相关叙述都不多。而借助《时代的女性见证者》等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得以还原部分历史。

“时代见证者强调了自己当时无能为力和必须依赖运气的诸多情况。然而,在有机会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策略,采取合适的行动非常关键。”雅布格·罗斯说。而沈赟璐认为,她们也是靠着内心的信念才活了下来,这信念有的来自家人,有的来自坚定的信仰。

1943年秋天,12岁的伊冯·恩格尔曼和家人在被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上,父亲对她说:“我希望你向我保证,你会活下去。”就是凭着对父亲的那份承诺,她找到了求生力量,每天坚持存下一小块面包,想着日后遇到妈妈能派得上用场。晚年的伊冯·恩格尔曼说,遭遇了那么大的痛苦、成为孤儿后,自己的性格也没有因此变得尖酸刻薄。

十位幸存者中,兹邓卡·范特罗娃在集中营的时间最长。1942年她被驱逐到特雷津集中营时只有20岁。她永远都记得父亲被党卫军抓走那天,用平静的语气低声跟他们告别:“别担心。记住,平静就是力量。”她也是靠着这句话在辗转多个集中营后存活了下来,并在老年时与过去实现了和解。

兹邓卡·范特罗娃说,多年后她才明白,集中营里有一道鸿沟,那就是受害者和观察者的区别。如果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就会感到害怕、担心,变得越来越虚弱,最后死亡。而她把自己当成观察者,周围发生的事情与她个人无关,自己照顾自己,接受现状并学着适应,“战争结束后我得出结论,这就是生存的秘诀”。

作为一位学者,沈赟璐翻译了很多著作,唯有《时代的女性见证者》于她而言是常看常新,也喜欢在遇到困惑的时候拿出来翻翻。“不管是996、高房价,还是要不要‘躺平’,现代人焦虑的问题还是比较高层次的需求,而这本书呈现的全部都是人的最低需求:怎么活着。”她说,这本书的精彩之处,正是传达了一种信念和力量,“你会发现人生是如此偶然,人的生命力是如此旺盛,活下来的人又是如此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