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口总量即将从增长型进入下降型的转折期,对于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同样为之苦恼的“少子化”, 在3月20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多位专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也早就总和生育率低于了自然更替水平,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很严峻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已连续五年下跌。

王杰秀分析称,少子化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通常生育率越低,这基本上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二是现代社会的高压力、高竞争的状态,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同时也延长了年轻人的求学时间、延迟了他们的婚育年龄,从而影响了生育率。三是社会保障的制度是否健全,其中很重要的是儿童福利制度是否健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跟经济压力、住房、医疗、教育成本、教育的可及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杰秀表示,“少子化”呼唤着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无论是家庭收入、教育,还是父母是否有时间照料儿童,都与儿童福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政部门会更加重视这项工作,争取儿童福利的水平不断提高,能为减少‘少子化’的影响做出更多的努力。”

作为世界性难题,日本和欧美国家同样饱受“少子化”带来的苦恼。以日本为例,它不仅是“少子化”一词的发源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碎之后,日本就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比如减税、补贴、带薪产假等,帮助还在工作的父母亲平衡工作和家庭。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趋势改变不了,但仍然可以调整现有的一些政策,以改变生育率下降的斜率。

他借鉴发达国家的研究经验,给出了五方面的政策建议:进行个税的抵扣和经济的补贴;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相关的支出,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让家庭更加幸福。

而与“少子化”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至12.6%,0岁至15岁人口比重为17.8%,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预计“十四五”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日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并存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面对不可改变的“三化并存”现实,关键要不断认识新的人口机会,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原新认为,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红利在减少,但它依然庞大,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此外,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哥本哈根商学院经济学系BiS不平等研究平台学术主任伯特·拉森则分享了几种不同的应对思路:除了增加生育的能力,一方面社会要提高生产率,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增加人力成本,或是引进机器人、采取减小劳动强度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社会要避免不平等的加剧,可以通过补贴税收、终身学习或者增加工作的灵活性,鼓励老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停留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