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花》马蒂·弗里德曼(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月15日
以色列人纪念逝者是很有想法的:自然死亡的名人,像什么政要、将军、科学家,一般只是一块隆重而简单的石碑,黑黑的,规格形状往往都一致;非正常死亡的人,被恐怖分子炸死的,在事件发生地会有一个统一的雕塑,镌上姓名,重要人物比如死于刺杀的前总理拉宾,得到一个奇特的雕塑:底下一个三角棱锥,顶上嵌着另一个三角棱锥,但看上去顶上那个不太稳,歪的,仿佛会掉下来似的,似乎在提醒人们从拉宾遇刺中反思他当年的和平决策;还有阵亡的军人,他们有自己的墓园,但在阵亡地又会有各种单独的纪念碑,用石头做成,形状各异。
以色列北方的一个基布兹,名叫达夫纳,矗着73块石灰岩,围绕着一个圆形的池子,每块石头一人来高,都粗糙得像是没有打磨过,一眼看去各有各的仪态和表情,会让人想起《雅典学园》或是中国传说中五百罗汉之类的图景。一道渠将明镜一样的圆池同周围的地面分了开来,一些石灰岩倒映在池表,像人一样注视着自己的影子。
这奇特的组合让人思索。73块石头是73个军人的生命,他们既非死于敌人之手,也不是自然亡故:他们死于一场意外事故。粗糙的模样似乎暗示这之中的不明不白,也可以理解为他们都还是未雕凿成型的人——都是些中学刚毕业就被法定三年兵役强征入伍的大男孩。圆池暗示了他们的世界才只有一点点大,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只是自己的投影。
马蒂•弗里德曼,一位加拿大出生,后入以色列籍的作家,在他的《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中重现了这起事故的现场。
1997年初春的一个晚上,达夫纳基布兹的小墓地附近,一名鱼塘的守夜人正在巡逻,忽听空中有嗡嗡嗡的飞机声响。达夫纳有着以色列北方基布兹的典型景观:房子被茂密的松树和桉树所包围,这些树都是当初的创业者为了消灭沼泽、固定水土而栽下的。在历次边境冲突中,这里曾有村民死伤。再往北去不远,就是以色列—黎巴嫩边境,飞机上载的士兵就是要到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据点去驻守的。守夜人看到:
“空中两个黑色的轮廓在暗淡的云层下掠过。其中一架飞行在另一架的左前方……它们正在靠近。波弗特直升机的水平旋翼切入了阿维的直升机的底部,砍断了后者尾部的斜梯,使它在黑夜中打转。阿维的背包飞出机舱,最后远远地落入了但河的一条支流中……没有了水平旋翼,另一架直升机现在成了180米高空中装满活人的金属箱。它坠毁在那片墓地旁,爆炸了。”
两架飞机上的73人无一幸存,阿维是死者之一,他留下了日记,他放在背包里的书也被找到。他有着知识分子的特点,喜欢文学,思维独立,在部队里,他既不愿做一个唯命是从的军人,毫无辨别力地接受军方宣扬的大义,也不肯出落得愤世嫉俗。弗里德曼写道:
“他过着两种平行的生活:他既是他自己,也是时刻注意自己一举一动与所思所想的观察者……生活的改变由不得他,但阿维并不接受这一点,或者说,他仅仅把这视为一种暂时的不公。”
弗里德曼是心有戚戚,因为他正是在73人死难的事故发生后被派到那个据点的,据点被取名为“南瓜山”。在弗里德曼的梦中,死难的阿维甚至可能是自己的某个分身。他对这个人物倾注了克制的同情,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对阿维的死负责:无论你为此憎恨谁,憎恨军队,憎恨真主党,憎恨直升机的操作员,憎恨政府,理由都不充分。
像《南瓜花》这样的书非常难写。《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战事》,三言两语可以把故事里核心的张力说破,因为阿富汗战争尽人皆知,美国兵的境况同样不出人意料。然而《南瓜花》写的却是一场连个官方名字都没有的战争,对战双方的战略目的都不清不楚。1990年代以来,巴以和谈造就了一个历史名词:“奥斯陆协议”。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克林顿的左揽右抱下历史性地握了手,拉宾的老战友和左膀右臂、时任以色列外长的西蒙•佩雷斯提出了“新中东”的构想,一系列事件让以色列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但现实中,以色列军队却在黎巴嫩南部同真主党的游击队做漫长而毫无意义的战斗。驻守在南瓜山的军人,即便他们对每一次战斗都记忆犹新,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几乎从以色列的公共记忆中消失了。
那么,真主党又从何而来?还得往前交待。1982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贝京和当时的国防部长沙龙一道发动了黎巴嫩战争,目的是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保卫北方边境,但后来,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真主党出现,取代了巴解组织,成了以色列的敌人。真主党比巴勒斯坦人力量更强,装备更精良,执行游击战术更坚决高效。战争打到后来,双方都没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没有一场胜利可以称得上豪壮。以色列民众对持续的伤亡牢骚不断,要知道,在一个蕞尔小国,区区一个人的死都可能震动全国。
南瓜山据点就是黎巴嫩战争的副产品和后遗症。国际谈判桌上,政要们揣着各自的用心共谋和平大计,而南瓜山的士兵们,面对的神出鬼没的敌人根本就不是巴勒斯坦人;不仅如此,国内对和平的期望值高了,反而给了前线士兵以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得到的精神支援可能会更少。关于撤军的议论在兴起,让士兵自己厌战——本来军旅生活就够乏味的了,看守机器、打印文件、洗碗叠被、站岗出操永远不知道敌人会不会来、从哪里来……顺利结束兵役的年轻人,只要没有继续留在军队里,多少都会养出一些愤世嫉俗的心态。
由于据点深入敌境,南瓜山像磁石一样把真主党武装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为了防范路边地雷的袭击,国防军才改用直升机运送士兵,谁想反而发生了惨剧。真主党人弹冠相庆,说这是对以作战的一次大捷,以色列人顾不上这些,他们沉浸在哀伤之中。《南瓜花》中说,当时士兵拍集体照时,两个人的脑袋之间都要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将来可以在空隙里注明谁捐躯了,谁还活着,73人死难后,这个设计显得很先知先觉。
以色列人是很重视检视历史的。2007年,一位名叫隆•勒歇姆的年轻以色列作家,凭一部纪实小说《波弗特》获得了以色列最高文学奖项——萨丕尔文学奖。他还参与写作了同名电影剧本,拍成的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波弗特”就是坠毁的两架直升机之一。如今,弗里德曼的《南瓜花》可望创下更大的销售纪录和国际影响。这本书避开了冗长的政策战略分析,展示了事件发生前后众多人物的面孔。弗里德曼用安安静静的笔触将读者推到一系列问号之前:这场没有被命名的战争,是不是应该被命名?它是必要的还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防御?在南瓜山防御敌人可能的进犯的士兵,他们应该被以怎样一种方式记住和纪念?这漫长的防御战背后,军方的决策是否得到过认真的检讨?那是一个易攻难守,一挨炮弹就免不了伤亡的山顶,在那里驻军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军方是否从一开始就该预计到未来将有一次窘迫的撤军,且给了真主党以庆祝的机会?
撤军令是2000年5月下达的,这算是当时的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顺应民意之举(他能击败右翼候选人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本身也是借了国内反战运动的东风,甚至可以说受益于73条死去的生命),弗里德曼的兵役也随之结束。国家没有给南瓜山的战士授予任何勋章,他们是以色列“被羁绊在战争泥潭里”的写照,他们的无聊、困扰、疲惫、恐惧,以及一度“必须乐观”,相信和平马上就要到来,凭此来捱过岗位上的漫漫日夜,都随着一起惨案的发生和最终撤军的结果而被清零了。弗里德曼说,“和平”在那个被奥斯陆协议照亮的时间段里,还是一个可以热情洋溢(而不是语带讽刺)地去说出的词汇。士兵们的人生之扉刚刚打开,不愿对敌人怀抱多么强烈的憎恨,正如他们不会多么赤诚地去热爱建国元勋和祖辈们牢牢捍卫的国土。
被以色列军视为军事安全区的“南瓜山”地图,实际只有篮球场大小
在呼吁撤军的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是“四母运动”:一位名叫布鲁丽亚的母亲,她的儿子是73死难者之一,联合了其他几位年轻士兵的母亲,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是她们,而不是总理巴拉克,成了促成撤军的关键因素。但是,撤军本身同样是疑问手:民间意见可以插手“军国大事”吗?同情母亲的人,响应她们的号召,把每一个战士都看成是“孩子”,但是撤防之后,平民受到威胁的生命就不是生命了吗?究竟是设防导致的牺牲多,还是撤防导致的牺牲多?在或此或彼的决策权衡中,可以进行如此冷酷的计算吗?
这是一个绝大多数战争记忆都跟美国有关的世界,相对而言,弗里德曼所描述的战斗似乎规模小得多,而且缺少被拍成大片的潜力。但他说,他和他的战友们亲历的在黎巴嫩的战斗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哪怕实际发生的时间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它却预演了“9•11”事件后,西方军队即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的连绵不断的战斗。
此外,2000年从黎撤军后,仅仅过了4个月,第二次“因提法达”(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大暴动)爆发。第一次“因提法达”发生在1987年,当时被镇压下去,可是巴勒斯坦人的安置终究是以色列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当他们重新拿着石块、酒瓶、土炸弹走上街头,奥斯陆协议和“新中东”的蓝图事实上已告破产,而其时,以色列人还没来得及从撤军的结果中稍微松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清理一下黎巴嫩战事的经验教训。
当初败给巴拉克的内塔尼亚胡,已经在以色列总理的座位上坐了将近8年。虽然每天都挨骂,可是他的地位其实很稳固,因为正如《南瓜花》中所说,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幻灭,如今的以色列人宁可相信以强硬武力保障的安全,鹰派的吃相是难看了点,却好过总是不切实际的鸽派。真主党的威胁也从来没有远去过。2006年,它再度突袭以色列,让国防军措手不及,由此开启的战争得到了官方的名称:“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但各方互相牵制的态势比以往更明显了,只是暂时都还没把“必有一战”的决念付诸行动。
“南瓜花”是个很有乡土气的词,它指的是南瓜山据点的死难者——“花”指的是死人。非得有一个让人恍然大悟的暗语,这本纪实作品才能成立,它写的本质上是那些不可写的东西,那些只能以沉默或被沉默所表现的人的内心。他们是事实上的牺牲品,尽管也能享受阵亡军人的哀荣,而他们留下的创痕,还得更多的牺牲品来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