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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2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直面合成谬误，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制定”，来自学界、政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毛振华、张斌、钟正生、温彬、刘凯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凯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经济政策合成谬误的历史经验教训
二、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制定面临的挑战
三、当前和未来如何应对合成谬误、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制定
一、经济政策合成谬误的历史经验教训
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概念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先提出。近两年来，合成谬误在学术界、业界、政策制定界都被广泛地提及和讨论。经济政策上的合成谬误是指，从各个政策制定部门来看，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当这些政策同时实施时，可能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甚至对全局造成负面影响。2018年11月，习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到是不是有叠加效应”。可以说，习总书记对相关问题有深刻见解。
在现代经济体系下，经济运行越来越复杂，国内外经济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合成谬误是多重政策目标和多项政策制定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以中国为例，近几年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内外金融风险，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也要激发长期增长潜能、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以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同时为了追求更和谐更公平的社会，还要有收入分配的目标。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多重目标之下，多重政策的出台难免会产生一些合成谬误甚至不好的影响。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当下的美国面临着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其政策目标是否都能实现，彼此是否会产生抵触，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经济政策的合成谬误主要体现在：1）时点有误，适得其反。某个政策出台的时点有误，和其他政策产生了不好的化学反应，适得其反，使得整体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同时它自身的目标也没能实现；2）目标冲突，难以兼顾。即不同政策的目标难以兼顾而产生合成谬误；3）政策叠加，过犹不及。多类政策叠加可能导致用力过猛、过犹不及。
1、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1929-1933年大萧条是经济学研究的“圣杯”，直接催生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大萧条在不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都经常作为典型案例，给我们很多启发。从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政策制定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合成谬误的启示。1929-1933年，美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危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应该出台扩张性政策来应对，这也是后来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通论》的核心思想。而在当时的背景下，美联储的出发点是维持“金本位”稳定和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这个政策目标在当时也无可厚非。因此，在美国国内经济已经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美联储仍然使用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M2的增速在1929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M0增速虽然有一定正增长，但力度是不够的。
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当时的政治家更关心平衡预算，因此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在最困难的1932年通过了《岁入法》（Revenue Act），增加了多种税收，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税收。当年民主党的政纲甚至建议立即大幅度减少政府支出。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解决美国政府财政不平衡、债务扩张的问题，但是适得其反。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主导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2万多种商品的关税升级到历史最高水平。他的初衷是保护工农利益，因为在经济衰退中，有些工业或农业部门受到了损失。
从事后来看，这三种政策都没有实现它们的初衷，反而使得整体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例如，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本身就是导致大萧条的重要原因，整体经济形势出现大萧条，美元币值和金本位制并没有被成功挽救；紧缩性财政政策火上浇油，也没能实现平衡预算的初衷；关税法案对美国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得美国经济加速衰退。在这种背景下，经济的蛋糕越来越小，美国工农业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总体来说，大萧条时期美国各项政策的协调出现了很大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合成谬误。
罗斯福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现在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比如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最终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从事后来看，罗斯福新政中也存在着合成谬误。1933年，美联储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放弃维持币值稳定，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政府为了保护工业以及农民的利益，出台了《国家产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对工业品的生产和企业竞争进行直接限制和规定，对农业进行直接干预和补贴。现在看来这些政策都值得商榷，它们的初衷是更好地保护相关产业者的利益，同时制造通胀，避免通缩。但是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转向积极的背景下，这样的干预使得价格和工资上涨，并导致经济萧条与高工资、高失业并存。
2、欧债危机下的希腊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久，欧洲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政府的借贷成本大幅提高。一系列操作最终导致了希腊政府债务危机的爆发。
当时希腊政府面临的问题有经济衰退、高额债务和结构失衡。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衰退，GDP萎缩。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单纯限制债务和紧缩财政反而会加重经济衰退。
一方面，希腊政府迫于欧元区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政策，包括紧缩财政、稳定金融和结构性改革，这些政策使希腊经济衰退更加严重，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同时也没有实现改善财政状况的初衷，债务危机进一步加重。
另一方面，当时欧洲的货币政策与希腊的财政政策没有有效协调，形成了合成谬误。这是欧元区的顽疾和根本性缺陷，它有统一的中央银行，但各国财政政策相对独立，因此会造成很多问题。欧洲央行基于欧洲整体通胀和经济状况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上调了利率，而希腊政府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双紧”政策使得希腊经济进一步衰退，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提高了希腊的借贷成本，加重了债务危机，产生了重大合成谬误。
3、日本长期停滞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通过《广场协议》强行让日元升值，对日本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压力、刺激经济，一方面采取了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金融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以提升金融市场活力和吸引外资。这两类政策出发点都没错：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刺激经济；金融市场化、自由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短期内有利于外资流入，提升金融市场活力，进而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复苏。但它们相互叠加，用力过猛。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使得日本信贷扩张过于急速，导致流动性过剩，信用泛滥，最终引发了房市和股市的投机泡沫。
日本政府后续又犯了几点错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决定刺破泡沫，一方面采取加息政策，另一方面加强对房地产的监管。两类政策相互叠加，依然用力过猛，导致经济硬着陆。日本泡沫破灭，陷入长期停滞。
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市场情绪低迷，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又重启宽松货币政策。1997年经济尚未复苏，日本政府担心重新出现泡沫，于是上调消费税，这与宽松货币政策产生了合成谬误，导致日本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同时，日本长期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量化宽松政策叠加宽松财政政策压缩了未来政策空间，减弱了财政政策效率，抑制了长期的消费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短期的宽松政策有作用，但力度过大，协调不够好，会导致未来出现合成谬误。
4、国内的经验教训
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很快扩散到全国，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疫情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和需求同时收缩，维持经济运行、刺激经济复苏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2020年疫情防控取得较大成效，在疫情初步稳定之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支撑中国经济“V字型”回升。经济回升之后，政府开始考虑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2021年疫情相对缓和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作为“房住不炒”政策的延续，房企融资和银行房贷先后被收紧；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各地区强化能耗监管，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电力不足和拉闸限电的状况；同时，平台反垄断的监管力度也加大了。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为了提升长期经济效率，实现更包容、更公平、更高质量地发展。但是这些政策在客观上抑制了经济复苏，叠加后续疫情发展，使2022年经济形势遇到很大困难，这也是合成谬误的一种表现。
总的来说，从国内外经验教训来看，造成经济政策合成谬误的重要原因是在出台相关政策时，没有抓住当时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或者以为主要矛盾得到了缓解甚至解决，而将政策目标转向了别的方向，出现了认识偏差。此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反而使宏观经济出现恶化，造成了合成谬误。很多时候，政策制定缺乏一般均衡思维、全局思维和动态思维，想当然地认为政策一出台就会产生好的效果，对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和其他市场的传导考虑不足，同时缺乏对市场预期和微观主体市场行为和心理的预判。这种预期是很重要的，因为市场微观主体可能并不认为这些政策会带来好的结果，最终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政策缺乏统筹协调，导致出台时点不正确、目标相互冲突、政策过度叠加，从而造成了合成谬误。经济政策的合成谬误不仅使各个政策难以实现自身的目标，而且政策本身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甚至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例如1929年-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经济政策，希腊债务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日本长期停滞时期的经济政策等。
二、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制定面临的挑战
1、经济下行压力大且已持续较长时间
1）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
产出缺口是GDP实际水平和潜在水平的差距。2019年以来，我国连续四年产出缺口为负，经济不景气，下行压力很大。2022年GDP增速只有3%，通过不同口径预测（不同测算方法可能有差异）2022年潜在增速在5%-6%左右，而产出缺口较大，达到-2%--3%。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潜在增速缺口。我们认为潜在增速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因此，短期的冲击和政策可能影响到中长期的潜在增速。潜在增速也有一个合理的水平，冲击过度和政策不当可能导致潜在增速偏离了它的合宜水平，从而产生潜在增速缺口，这反映出了一些更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经测算，近几年的潜在增速缺口一直为负，说明下行压力很大，而且持续了较长时间。
2）2022年经济稳定情况
从2022年经济运行的微观数据和情况来看，经济仍然面临着较大压力。需求层面，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人均收入增速、民间投资及货物出口额的增速都不理想。可以看出，需求收缩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价格总水平尤其是核心CPI处在低位运行。2023年前两个月核心CPI依然不理想，甚至有部分专家学者担心存在通缩压力。微观主体效益层面，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3.6%，其中私营企业下降7.9%，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与平均数的比值出现下降态势，表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也相对放缓。
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然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持续了较长时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跳出低增长陷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都会受到削弱。短期波动、短期冲击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对长期的潜在增速、增长潜力，甚至对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及其他更长远、更伟大的目标的实现都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我们在一篇学术文章中梳理了短期冲击以及短期政策可能影响长期增长潜力的五种机制，包括影响企业研发、影响企业资本积累、产生“清洁效应”、产生劳动力市场的“迟滞效应”、以及抑制长期总需求的“长期停滞”机制。这五种机制中，除了“清洁效应”会通过优胜劣汰，淘汰掉部分低效率的企业之外，另外四种机制都会削弱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总体来说，中国短期的主要矛盾还是总需求不足，应该尽快走出低增长陷阱，把经济拉回到长期增长趋势。
2、经济下行压力亟需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协同发力
我们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内“三重压力”依然存在，今年前两个月的CPI、失业率、民间投资出口等指标不达预期，表明经济复苏形势存在着不确定性。外部的冲击和不确定性更大，尤其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于前些年，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大概率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结果。此外，美国多次大幅度加息，导致金融体系风险陡升。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前，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爆发了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未来可能出现更大的余波。我国对外防控风险做得比较好，因此并没有感受到太大压力，在其他国家其实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面临着多重调控目标。我国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即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尽快把中国经济拉出低增长陷阱，回到长期增长趋势；也要维持国内金融稳定，控制对外金融风险。多类政策产生多个目标，容易形成合成谬误。
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容易形成合成谬误
货币政策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总需求管理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而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从原理上看，中国是以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为主，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相关度较高。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调控银行流动性和杠杆率来抑制资产泡沫时，可能会导致经济被动收缩。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基调是实行取向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果政策制定者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体系的风险，采取了旨在抑制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将会极大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利于稳增长总体目标的实现。经济形势恶化也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恶化，不利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容易形成合成谬误。
2）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管制政策之间容易形成合成谬误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我国面临着内外的各种冲击和风险，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跨境资产管制之间也容易形成合成谬误。“三元悖论”或者“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指出，开放环境中，宏观政策的制定面临着货币政策有效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权衡取舍，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
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考虑到美元本位、美元主导地位和美国货币政策在全球的影响，“三元悖论”可能会退化为“二元悖论”。即无论是实施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只要资本账户对外开放，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国内货币政策制定就会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除非实施资本管制，否则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
无论是“三元悖论”还是“二元悖论”，都对我们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带来了挑战，要同时实现稳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处理不好就会形成合成谬误。例如汇率政策旨在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调整稳汇率，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打折扣。
稳定人民币汇率有多种理由，出发点都是好的，例如抑制坏预期自我实现，抑制人民币可能出现的大幅贬值危机等。从表面上看，汇率稳中有升对很多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好处，若人民币升值，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中美GDP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国追赶美国就更快，中等收入陷阱和其他一些指标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的。但实际上，这种“人民币升值依赖症”值得严肃考虑和研究，对人民币贬值导致中美名义GDP差距扩大过于关注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如果为了抑制坏预期自我实现，防范人民币大幅贬值，让以市场汇率计算的未来名义GDP看上去更漂亮，稳汇率的理由似乎是正当的，但这样会使货币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不利于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中国宏观经济如果不能维持稳定，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那稳汇率的目标也不能很好地实现。
此外，如果采取偏宽松的跨境资本管制政策，在内部下行压力较大、对外金融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资本外流会严重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去年就有发展中国家因此出现货币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因此，这种政策取向不仅会使整体经济形势恶化，也不利于实现跨境资本有效流动的目标。
但是采取偏宽松的跨境资本管制政策是有诸多正当理由的。例如，在当前逆全球化、美国不友好的政策环境下，展现对外开放的姿态，放开资本账户存在有利的一面。同时，开放资本账户，吸引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另外，我国长期的既定目标是要对外开放，金融的开放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如果考虑到当前的主要矛盾，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且持续了较长时间，要尽快跳出低增长陷阱，那么这样的政策可能与其他政策形成谬误，不仅不利于实现政策目标，也会使得整体经济形势恶化，不利于解决主要矛盾。
3、宏观调控政策与中长期、结构性政策之间的合成谬误
传统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二分法”将长期和短期分开进行研究，这是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它沿袭了古典二分法的传统，增长属于增长理论的研究范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仅关注短期经济波动。这样一种主流的认识可能存在问题，因为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增长密切相关，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如此。潜在GDP增速是内生的，短期冲击和短期政策可能影响到长期增长潜力；而长期政策，比如增长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也会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呼唤一个更加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能够同时把短期和长期融合在一起的宏观分析框架。
短期宏观政策的目标是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稳定；长期的发展政策，比如产业政策、增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的目标是调结构、促增长以及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等。在新时代、新阶段，我们面临着更多的发展目标，比如二十大提出了很多新的伟大目标。在此背景下，有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有长期、中长期的结构性政策，这些政策间又会相互影响，这就可能导致合成谬误。例如中长期的结构性经济政策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可能会放大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甚至造成严重的衰退；短期宏观调控也会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长期目标的实现。
4、经济政策的目标及其短期长期效果的差异可能导致合成谬误
我们梳理了短期政策和中长期结构性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稳定、就业稳定、物价稳定以及宏观金融稳定。但是在长期内，它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扩张，导致债务扩张甚至债务危机的出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分为两个子类来看，一是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鼓励研发卡脖子技术的政策，鼓励新技术、新业态、新形态出现的政策，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等。这一类政策目标是长期的，旨在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提升增长潜能。在短期内它们也有好处，可以促进短期投资和研发的创新，对宏观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另一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旨在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比如淘汰和转移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以及一些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升长期效率，但在短期内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投资下降，造成短期经济下行。
监管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偏中长期的政策，它们旨在改善收入分配，创建更公平、更和谐、更美好的社会。经济学不光要研究效率，还要研究公平问题和和谐问题，因此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在短期之内，收紧监管不利于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可能造成效率下降和经济不景气；短期内收入分配和经济效率也面临着权衡取舍，尤其是再分配的政策，可能会造成短期生产效率下降，对市场预期和信心造成较大影响。
通过这种梳理，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是在一个经济周期中制定政策的，在经济上行时期和下行时期政策的效果完全不同，无论是对自身政策目标的实现，还是整体经济形势都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因此，中长期结构性政策出台的时点很重要。可能会造成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比如某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监管、收入分配政策，不宜在经济衰退期推出，因为这时的主要矛盾是要跳出低增长陷阱，回到长期增长趋势。此时推出这种政策可能会形成合成谬误，不仅不利于当前主要矛盾的解决，反而会削弱长期增长潜力，对于改善长期效率、促进长期增长的目标也是不利的。
三、当前和未来如何应对合成谬误、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制定
1、中国在应对政策合成谬误方面的优势及短板
一方面，中国在应对经济政策合成谬误方面存在天然优势，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天然适合政策的协调统筹。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其他会议都反复提到，要统筹协调、要加强系统思维。
在党中央的持续领导下，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策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和欧美一些经济体政策不连续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的行政体系也有利于各部门的统一协调，比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这让我们在应对合成谬误上有一些优势。
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应对合成谬误上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过度依赖中央决策，各部门各地方对于宏观统筹和系统思维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明明发现问题也不提出。在近些年的经济政策制定中，有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提出一些与别的政策冲突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存在合成谬误，但是相关部门没有提出，或者没有意识到。此外，虽然各个部门共同参与决策制定存在一定优势，但也容易形成政策叠加、层层加码，导致其效果与力度“过犹不及”，像日本长期停滞时期的一些政策一样。最后，官员考核升迁机制导致一些长期目标短期化、碎片化执行，也有可能导致合成谬误。
2、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建议
我们认为当前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经济复苏态势并不明显，在国内外各种风险冲击下不确定性依然较高，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因此要尽快跳出低增长陷阱，回到长期增长趋势。在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层面，要打好政策组合拳，避免形成合成谬误，应该实施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偏宽松的宏观审慎政策和住房政策+灵活的汇率政策+偏紧的跨境资本管制政策”。这样一系列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旨在刺激总需求强劲复苏，同时管控对外金融风险。
对于长期或结构性的政策，要选好政策出台的时点，避免合成谬误。当前应该推出“放松管控、管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为主的政策组合，其他政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至少今年要暂缓推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期，放松管控管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动科技创新，有利于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进步，与总需求政策的组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到长期增长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很多政策的制定要更加细腻、更加科学、更加严谨一点。在上述政策组合拳之下，我们认为各类政策的力度和实施方式需要科学地研究，并不是力度越大越好。一方面，多种政策力度过大可能造成叠加的破坏性效果，过犹不及。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未来预留政策空间。通过动态平衡避免当前政策的合成谬误出现在未来也很重要。若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但可能产生消费替代，造成未来消费持续下行；过度投资也可能会造成未来的无效产能。因此，在政策的力度上，需要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
此外，边际效率很低的政策也要适当进行调整。虽然在政策组合中我们建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如果政府投资效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就可能需要转向另外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更大规模的减税或者是补贴，即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经济学逻辑出发，大的灾难或者大规模经济衰退后的休养生息非常重要。在这些时候，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能比财政刺激更重要。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发力，将有利于各部门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休养生息，进而为未来更好地扩张做好准备。
在更长的一段时期内，要应对合成谬误、更好地统筹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调整。
1）政策制定哲学的优化
我们要意识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二分法”模式已经不科学了，要统筹考虑短期政策的长期效果和长期政策的短期效果。不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简单粗暴地采取扩张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随意出台中长期政策和结构政策，因为它们会相互影响形成合成谬误。统筹考虑需要我们在政策制定的哲学和思想上出现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此外，政策制定要加强一般均衡思维，而不是局部思维，要全局性地考察效果，而不是只从某个部门或地方出发。矛盾分析法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思想工具，要牢牢抓住不同时期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围绕该主要矛盾出台各项政策，加强其他政策与应对当前主要矛盾的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评估。
同时，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这一决策原则的长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目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复杂，国内外冲击和风险众多，政策目标也十分庞杂。此时，政策制定者要承认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广泛地进行调研，搜集市场信息和反馈，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出提供充分的信心支持和智慧支持。
2）在政策制定机构方面进行调整
建议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应对和解决经济政策合成谬误的问题，把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政策制定优势，更好地统筹各类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各种会议和重要文件都强调各地方、各部门、各类同志都要系统地、长期地、全局地考虑问题。但是从政策制定的实践看，各部门、各地方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来系统全面地看待问题，甚至发现了问题可能也不提出。这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以及在人性弱点之下必然出现的问题。因此统筹一定要在中央层面，部门和地方更多的是执行。
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应对和解决经济政策合成谬误的问题，其职责包括：1）评估各项经济政策是否存在某些部门或地方的特殊利益，对经济全局的影响如何。2）评估各类经济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与其他政策可能形成的合成谬误在哪里，实事求是地把它研究出来。3）评估并推荐各类经济政策的出台时点。政策制定者是在经济周期中制定政策，经济上行和下行时期政策出台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因此政策出台的时点十分关键。4）在政策正式出台前进一步评估与当时的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宏观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一项政策可能最开始是合宜的，但之后可能又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调整。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需要有专门的机构综合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微观市场主体各类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合成谬误。
3）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注意微观激励机制的重构
一方面，要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解决政策咨询领域的逆向选择和偏误问题。有些部门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其中可能包含部门利益，导致其不能全局性、一般均衡性地考虑问题，从而提出有偏误的政策。专家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提出建议，但每一位专家学者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少数学者也有可能囿于自己专业自信或出于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目的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导致这些政策建议出现偏误甚至产生逆向选择。这种局部目标很好但可能会造成一些全局性不良影响的政策被讨论的很多，但基于全面均衡考虑的政策反而提不出来。因此，我们要提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重大合成谬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部门以及专家学者沉默甚至失职的结果。因此，在政策制定前要酝酿，要欢迎社会各届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建议。我们要更多地鼓励社会各界提出针对政策谬误、针对合成谬误的反对意见，完善相关的奖励激励机制。比如马上要推出一套政策，我们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谁能够指出合成谬误在哪里，并且论证合理，就要重重奖励，甚至比提出好政策的奖励要更大，因为合成谬误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更坏的。
最后，我们要更加重视和密切关注微观市场主体在不同政策间的预期和心理的变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为市场主体好，他们自然而然就能接受，进而配合政策推行。微观市场主体的心理变化是很灵敏的，预期也是很脆弱的，这就需要畅通微观市场主体反馈信息的渠道，及时对政策合成谬误进行发掘以及纠偏。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合成谬误的产生原因、如何避免形成合成谬误”等问题展开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指出，合成谬误是科层体系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当科层体系在严密分工体系下，将相同目标分解到不同部门实施时，往往会产生协调成本甚至出现协调失灵，这就是典型的科层失灵现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合成谬误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多部门症”，表象是科层体系的分解和多层次化，但深层原因在于激励体系冲突和信息失真。
要解决合成谬误的问题，首先要强化党的领导，集中统一监管。此外，还要统筹中央与地方，进一步优化宏观治理体系、目标形成体系的畅通性，以及相关信息传递的及时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从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的基本框架。在双底线下，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需要以稳增长为主要目标兼顾防风险，或者以防风险作为主要目标兼顾稳增长，这里的核心是组合。
中央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匹配非常重要，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不一定要实行非常宽松的监管政策。不同金融部门间防范风险也是有重点的，有时候是系统性风险，有时候是资产泡沫的风险，有时候是流动性风险。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央和地方都需要加强对合成谬误的认识，特别是对合成谬误的经常性、必然性的认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过去十年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偏谨慎，财政支出方面也没有很强的对冲。在逆周期政策中，依靠的更多是地方政府、银行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这些政策工具能够起到支撑信贷增长、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但是也会带来隐性债务的问题。
避免合成谬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培养或者树立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科学和专业精神，在政策工具上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分工，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问责机制，帮助我们做好政策配合。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钟正生指出，政策合成谬误的反面就是政策合力，形成政策合力需要通过三个方面：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去年国内出台了一些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配合，比如若商业银行向制造业企业提供设备更新改造的贷款，央行可以给予再贷款，财政也可以给予贴息；2）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配合。如果进一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可能造成某些中小银行压力较大，从而影响金融系统稳定性；3）宏观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配合。在当前大家预期较好，经济同比数据不断上扬的时候，可以从土地户籍制度、推出绿灯投资案例、推进加入CPTPP等方面入手，出台相关改革措施，刺激经济动能的释放。
中国民生银行(600016)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今年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解决总需求不足。一方面，宏观政策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货币政策，央行还是应该采取降准来增加一次性、低成本的流动性投放，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配置管理，还可以引导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对于房地产，可以在改善性需求方面给予一些支持政策，比如重新界定二套房认购标准等，从而稳住房地产市场。
另一方面，要出台具体有效的措施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其中，提升民营企业信心对于增加民间投资、提升经济活跃度至关重要。此外，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消费、投融资、财税金融、外资外贸等领域出台一系列政策，持续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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