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75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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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颇多、分歧也不少，比如宏观政策的发力点究竟应在何处？是在货币与财政层面采取总量政策加码调控力度，还是从市场主体与制度改革层面发力？等等。造成当前分歧的主因，在于今年以来虽出台多项稳增长政策，但社会各界所期待的经济“强劲反弹”并未出现。早在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过后，我就曾提出要防止经济修复出现“强信号、弱反应”现象，今年年初以来，我也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出要防止出现“强政策、弱修复”的局面。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稳增长政策出台后的效果远不及预期。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是传统的调控政策失灵，还是政策的着力点有误，亦或是其他问题？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下我的一点思考和感受。
一、确定政策目标之前需要准确判断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
宏观调控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对症下药，但在开出药方之前，首先要对经济的“症状”本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判断。与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判断不同，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长周期性因素所决定的。过去在中国经济周期处于上升期时，即便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短期、暂时性的问题，只要及时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予以干预，通常经济很快会回到原有的增长路径上来。但是，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不同于以往，如果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期，那么宏观调控首先要着眼于帮助经济运行筑牢底部，而非着眼于实现经济刺激下的迅速反弹。
我认为当前经济内外部、长短期问题交织叠加，长周期下行的趋势较为明确。从经济运行来看，随着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价格大幅上行，资产泡沫累积；从经济运行所伴生的债务周期来看，长期积累的债务风险逐渐升至高位，包括政府债务、企业债务甚至是个人债务问题都在可持续性上遇到了瓶颈；从产业链的重构来看，受到中外防疫政策有所区别以及美国主导的制造业回流等政策影响之下，我国供应链面临较长期的迁移或调整压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国部分订单及产能转移至海外其他国家，且短期内难以恢复；从外围环境看，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延续放缓态势，另一方面是中美大国博弈基调不改，虽然美对华政策当前转为“去风险”，但其“小院高墙”的政策措施在高技术等领域进一步强化，新冷战的风险在上升而非下降；从国内微观主体来看，当前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较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长期来看人口拐点也已经到来，人口结构呈现少子化、老龄化的特征，人口红利也有所削弱；此外，社会思潮愈加纷繁复杂并对经济产生潜在、广泛的影响，等等。这些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叠加，最终形成当前我国经济的复杂局面，很难依靠简单的调控政策就能扭转整体局势。因此，当前我国经济修复所处的背景，将是一次比较大的周期性调整，而非经济短期下滑后的反弹，对于经济实现短期强劲反弹的预期并不现实。
二、在经济出现大的周期性调整之时，需要谨慎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
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且尚未触底，宏观政策目标应该是筑牢经济底部，而不是一味通过短期政策去试图刺激经济实现强劲反弹。凯恩斯主义为短期的刺激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逆周期调节手段也已经被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而且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发挥作用，是天然的凯恩斯主义信徒。
但是，凯恩斯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实践效果不尽相同，需要全面理解凯恩斯主义。从美国、日本两国的实践经验来看，二者政策效果有所区别。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帮助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促进了美国经济修复。但日本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与我国类似，日本在经历了长期的高增长与资产泡沫之后也终于遇到了周期调整，为应对二十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放缓，大规模扩大政府债务和政府投资，提高对部分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配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日本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率并不高，公共投资的GDP拉动乘数偏低并对市场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较难转化为居民部门的收入与消费。这样，一方面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在短期内迅速攀升，随后日本成为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增速并未摆脱低迷，日本的居民消费也没有得到改善，家庭部门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总体在55%以下，资产价格也长期低迷，最终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所以在面临长周期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政策显然是失灵的。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并非是短期问题，因此需要谨慎的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到，我国的宏观操作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作用是不平衡的，存在一定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与全球其他经济体一样也分为供给端和需求端，但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特殊的产业政策长期以来主要在供给端发力，包括基建投资政策短期来看是促进需求，但长期来看还是在供给端增加了产能，这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当中所存在的体制机制方面的特殊性。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曾经围绕产业政策的效果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无论我们认为哪一方是正确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否需要通过货币、财政、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市场干预，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和反思。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出台“十万亿”消费支持计划
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发力与市场层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二者不可偏废、不可替代，其中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清醒认识到市场是财富创造者，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于市场体制机制的持续完善改进尤为重要，政府的作用往往局限在现有资源和财富的重新配置。
要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并且要“把激励机制搞对”，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要务落到实处，加大官员经济指标的考核比重。我过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历史经验，认为“提高积极性”这五个字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激励机制层面释放了市场和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当前经济处于调整周期，民营企业出现不敢负债、不愿负债的情况，居民包括一般工薪阶层也出现躺平，期待和欲望降低。目前政府官员在经济领域也出现躺平不作为的情况，由于政府是资源的再配置者，官员的躺平对于经济效率将带来负面损失，甚至可能会诱发各个层面“同步躺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也是要理顺激励机制，虽然政府工作很勤奋，但对非经济指标考核比较刚性，对经济领域考核非刚性，这就与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首要目标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因此当前应加强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领域的指标考核，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到实处。
宏观政策目标应以筑底企稳为主，建议分期发放现金或货币补贴，出台“十万亿”民间消费支持计划。以上分析说明，当前的宏观政策目标应是筑底企稳而非短期反弹，需要避免出现日本当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其中重要的一条路径是将政策的重心更偏向于居民部门的需求端。如果经济增长都是基建部门和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实现，那么民间和市场也就没有了活力和动力，反而可能会加大经济的长周期下行的压力。疫情以来美国三轮财政刺激实际发放金额约在5.4万亿美元左右，对于美国经济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当前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4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低水平，建议出台一个“十万亿”民间消费支持计划，采用分期发放的形式，向居民部门投放十万亿左右规模的现金或数字货币，既有对过去疫情冲击的缓冲补偿，也有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考量。长期以来我国政策侧重在供给端发力，在消费端的宏观政策还存在较大空白。在当前基建投资效率边际递减、优质项目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十万亿”消费支持计划相较同等规模的基建投资对于经济的提振作将更加显著，要改变过去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的看法。
以往一般认为经济总是处在某种不确定性当中，而我认为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以及长周期下行的格局实际上是确定性的。但在这种确定性之下，我们自己能否开出正确的“药方”，能否通过中西医方法既“靶向治疗”又“固本培元”，能否通过市场化的路径和机制调整激发各个部门的活力，还是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还是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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