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界对“社区”这个概念的辨析,最早可能是从费孝通先生上的一堂课开始的。

1930年代,芝加哥大学派克教授到费孝通就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他提到“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这句话肯定没办法翻译成“社会不是社会”,因此就要讨论“community”的概念。

费孝通的理解是:community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合起来就是“社区”的概念。

小到一个俱乐部,大到欧盟这样的国家联盟,都可以称为社区。国内很多以成套独立住宅为主的小区,反而很难算得上是社区,因为它虽然符合“区”的概念,但缺少邻里互动,生活也可以不依赖邻里互动。另一方面,如果空间不临近,人与人的交往不方便,也很难形成社区。

历史变动中的上海社区

但现在,很多城市副中心发展起来了、郊区开发了,人们绝不可能再舍近求远,去利用南京路、淮海路的资源了。这种城市尺度的扩大,才是社区商业讲究一应俱全的原因,才是大型超市、购物中心能发展得很好的原因。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国家对于其国民而言,很多时候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城市做大之后,对于住在郊区里的社区居民来说,(市中心)也会变成一种想象。想象偶尔会变成现实,比如原先在市中心的老字号,到你家附近开了分店。虽然“原真性”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也会延续你的想象。

我小时候就住在上海市中心的石库门社区里。在这种传统社区里,存在几种邻里互动的方式。一种是被动的,比如厨房,原先是套内的,后来变成三四户共用的厨房,每个人都被迫进入了别人的私人空间;另一种是主动的,典型的就是社区内的通路。我们在路边做事、聊天、打牌、乘凉,道路就变成了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一种具有社交功能的、混合功能的空间。

上海市中心典型的以英式联排别墅为建筑参照的石库门社区。图/麻耀刚

上海传统社区的另一个特点是混合。富裕的房东最初拥有整栋的石库门建筑,其中一间可以分租给同属中产阶级的律师,也可以租给年轻人、创业者、革命者、卖菜的……租了房子的人还可以再转租,成为二房东、三房东。在房产使用权不断流转的过程中,里弄原本的阶级定位就消失了。

房子不止可以用来居住,也可以办厂、做生意。外来人在上海创业,经常是一楼商铺、二楼居住。过去我家邻居开牙科诊所,就是拿金条买房子,自住兼做生意。沿街的商铺生意好,藏在社区里的底楼差一些,但可以开麻将馆、印刷厂、学校、浴室。这种商业和居住共存的状态,也是混杂。

伴随上海解放、共和国发展,社会主义将所有人的经济水平都逐渐拉平了。城市中心的洋房过去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后来成为公房,各色人等都住进去,后期又缺乏修缮,就再没有所谓高档可言了。

但等到房产商品化之后,中国的社区反而回到了有阶级的状态,因为商品房的价格本来就是一种分层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原则让空间的社会等级性恢复了,但让社区的形态产生了变化。

商业促成新的社区关系节点

我们现在看每平方米卖12万的房子和6万、8万的房子,社区的阶层就不一样。单价12万的社区有严格的门禁,常见户型是几百平方米的大平层;单价8万到10万的,居民可能以中产创业者或是某行业专业人士为主;单价6万的,在上海就是垫底的房价水平,相当于新一代的工人新村了。

这三类居民原先可以共存于一个社区内,每天通过各种事件互动,现在就被分开了。每个社区内的同质性提高,利益和诉求会趋同,自发产生的故事就没那么丰富了,政府通过居委会开展的政治动员、社会动员也会变少。

想要重新组织社区关系,就要寻找新的节点。

一般的小区,附近都有水果店、超市。在这些店里你会遇到邻居,同时会与经营者发生密切的互动,这就很利于形成新的社区组织节点。

社区商业主要满足的是社区内极其频繁的交易需求,承载能力都不大,最多100到200平方米的空间,覆盖的范围也很小,半径500米左右适合自提,加上外送可以扩展到3到4公里。互联网能更好地聚合需求,将零售变成批发,这就重新挖掘了社区和本地互动的价值。

开店者自己也有依靠社区发展的动力。比如上海很多水果店都是福建人开的、做门窗生意的很多来自江西、拉面店都出自青海某个县。他们一方面依靠这类关系拓展生意,另一方面为了抵御外部竞争、发展回头客,又会提供很多额外服务,比如免费送货上门,或是帮你一些小忙。

我现在有时候要把钥匙转交给别人,就会托给小区超市内熟悉的员工。这个做法和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的社会现象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房产都是私房,人与人的互动同样很少,将社区组织起来的就是这些街道上的商店。

雅各布斯对社区内街道的讨论很多,认为它承载了很多社会功能。但街道的基础其实是一个连通功能,是社区物理结构的一部分。目前常见的封闭社区,往往比较讲究住宅的独立成套和舒适性,但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上就变得很弱。我近几年主要研究的“社会空间”概念,就是讨论空间层面的社会连接。

原来城市空间中的道路,往往能和主干道连成很密的路网。今天常见的大街区,像一块块庄园,路网的毛细血管没有了,人与人互动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纽约曼哈顿就是街区式的规划。一个街区的大小差不多是90米乘以120米。90米的距离,步行1分钟实际就走完了,所以在纽约的路上走,很容易看到前方一连串路口的红绿灯。纽约的出租车因此也更灵活,随时可以找到其他路线。很多人会批判纽约楼很高、密度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街区尺度小了,有利于互动的公共界面反而会变大。

封闭社区的心理对照

中国的社区如此封闭,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城市的土地批租制度。地块划好了四至范围,交付出去盖一个工人新村或者一个住宅小区,都有明确的边界。

另一方面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建筑制式,不管是江南的园林,还是北京的四合院,“家”都是围合而成的。上海的石库门借鉴了英国的联排别墅设计,不再讲究围合,但保留下来的庭院、天井,都还有这种遗存。

最后一点,是被单位制度强化的心理感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单位”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福利分配,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住房分配。在工人新村里,很常见的现象是楼上楼下都是自己的同事,人相当于把社会结构从工作地带回了自己的住所,上班去单位,在家还像是在单位。

在单位时期,居住社区还是一种由行政组织起来的社会性,而不是一种来自市场的、完全的社会性。现在我们的社区既不像单位也不像社会,而是一个更独立的单元,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需求都可在自己的房子里被满足。

空间社会连接的瓦解,其实是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提倡现代主义、世界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他希望消灭街道、消灭社区,房子之间都是用功能性的快速路相连接,效率至上,自然也不考虑社交。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之间,这个城市开发思路被认为是现代生活的标志,在全球风行。

这种立体化的设计方式,造成城市空间被明确地分隔开来。人原本更适应在平面上的行走,所以交互很多也是在平面上相遇后产生的。可居住立体化、大量使用电梯之后,效率是提高了,但相遇的机会大大下降。如果说人在电梯里与他人共处时只会感到尴尬、不打招呼的话,互动的起点就没有了。

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柯布西耶的理论又受到批判,新城市主义开始流行。新城市主义就主张恢复人性化的街道、恢复社区互动,控制机动性,本质上是一个类似英格兰小镇的思路。

之前上海郊区有一个“一城九镇”的开发规划,其中泰晤士小镇做了步行尺度的开发,但松江大学城还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思路。在欧美的很多城市里,大学和城市是共生的关系。像牛津、剑桥是与小镇融为一体,伦敦政经学院散落在伦敦城内,教学楼左侧是英国国会,右侧是大英博物馆。大学课堂上的那些理念、哲学,打开窗子就飞到城市里去了;学生想要做个什么社会研究,出门就可以找到人。

规划大师做项目的时候,往往是在研究空间如何能够帮助到人,如何让人很容易使用这个空间,如何让人在空间里增加活动。今天城市里的空间经常是另一种情况——有些人将对财富和权力的炫耀投射在空间上,其他人就很容易觉得这类空间尺度太大、太奢华,难以驾驭。

重燃熄灭的社区炉灶

好的社区里会生长出各种社会组织和服务。

我1999年去加拿大访学研究社区发展,就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一直跟着他们开会。社区里都有健康中心,相当于我们的社区医院。但在医院的功能外,这里还承接很多社会服务,比如戒毒、戒酒的互助会,比如家庭纠纷、家庭暴力的调解。再比如多元文化的融合,加拿大移民很多,新移民也可以在这里免费学习英文。

上述这套服务体系,是基于社区发展起来的。商业也是同理,发展社区内的就业网络,这样很多人就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去上班。本地就业提升后,还能进一步解决其他问题。比如上班的妈妈多了,就可以推动延长日托的时间。我就参加过几次这类联席会议,穷人代表、社区代表和政府代表坐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帮到穷人。

我在加拿大还参加过社区学校的一次表演,台下全是孩子的家庭成员,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中有一些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表演过程中不停有人上台送花、要签名。我后来在日记里写了当天的感想:这个学校的礼堂一直都在,作为一个设施,它在大部分时候无法被叫作一个“社区”。但表演的那天晚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社区。因为以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为中心,亲情和友情将人们连接起来了。

从这次经历中,我也体会到了社区概念中的动态部分。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事由、活动和价值情感可以有很多,但只有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才能组成社区。这也是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比如街心公园,首先会被认知为公共空间。如果这个空间里不断有团队来占用练操、打篮球、下棋,不同的团队之间还会有互动,那就是社会空间。

最近参与编写《上海手册》(注:全称为《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由联合国、国际展览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编制)的时候,我们也引用了一个纽约的案例,来讨论社区经济的重要性。新冠疫情期间,纽约社区里有很多中小餐厅难以为继。这时候美国有公益组织出面,将医护人员、穷人、孩子等需要用餐的群体与这些餐厅资源结合起来。我们给这个案例起的标题,就叫“重燃熄灭的社区炉灶”。

这个案例的一个启示是:社区经济有时候不是自发而生的,也必须要有组织的力量。这里的组织者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社会机构,但要有将断裂的资金流、资源流和社会网络重建起来的能力。所以这里的“组织”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

目前中国社区的能动性很差,小店成了承载社区活力的主要场所。这些店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很多活动还是需要社区的积极分子推动。如果你去看一个几百人的社区群,也能发现这些积极分子,数量很少,但是一种持续的动力源。

过去我们谈社区互动,经常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政府、居委会来组织很容易找不到合适的场景,而当积极分子找到一个机会来组织活动,就能带动一些人,逐渐就能分化出发动者、鞭策者、专业服务等不同的角色。大家都参与进来之后,会逐渐将行动认知为一种责任。

社区的责任有时候很简单——比如过去公共区域脏乱差,我们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但当你自己动手清理垃圾,将空地变成一片苗圃、一片花园之后,就很难再适应过去那种脏乱差的状态了。这些工作不是物业做的、不是园林部门做的,而是你自己做的。它很难说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变成生活乐趣的来源。

于海,哲学硕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社会思想史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城市社会空间理论、上海城市研究、志愿组织与志愿者研究等。近著《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于2019年出版。图/麻耀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