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日前以微弱多数票通过税改议案,标志着美国减税计划提速。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减税必将产生外溢效应,对世界和中国经济产生影响。12月7日,全球化智库(CCG)就美国税改话题举办研讨会,邀请中美问题专家共同探讨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政策实质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税改议案减税规模达1.4万亿美元,而美国外债已经达到20万亿美元,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税改将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特朗普期望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或者通过减税激活制造业以后扩大税基,同时,通过个税减少带动居民消费来弥补财政收入的减少。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认为,美国最大的30家跨国公司海外利润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回流美国一定会产生效果,但制造业并不可能全部回流,特别是在华企业短期内还看不到撤离,所以特朗普的期望要打个对折。此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两个任期内推动制造业回归、振兴制造业并没有见到明显效果。个税减少、收入增加会对消费产生带动作用,但考虑到此税改方案主要是富人受益,而富人个税减少对消费影响不大,受益效果也要打折扣。霍建国说,任何单项政策出台都会有负面作用相伴,比较好的宏观政策需要两三个政策相互配套,以冲销掉一些负面因素。同时,减税的效果也不会很快出现,需要一个过程。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个伪命题。企业在哪里投资肯定与利润相关,当然要离重要市场近,全球化布局不等于离开了美国,所以也谈不上回归。美国减税后,企业的投资重点可能会有所转移,但程度有多深有待观察。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认为,税改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是重点,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分配下,减税后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会加强,不利于美国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回归。

美国税改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还有公平性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版本,富人受益更大。对此,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认为,此次税改就是劫贫济富,把利益从底层转移到高层。富人百分之百会从中获益,而且获益非常高,中产阶级从短期来看至少有25%利益是受损的,长期看大部分中产阶级利益都将受损,受害最多的是底层民众。寿慧生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加大,这是今天美国人焦躁、不安、愤怒的根源,这也是特朗普能够上台、美国民粹主义能够兴起的重要原因。

所以,这次的税改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学的考量,因为目标偏失、没有配套制度,寿慧生不看好税改的长短期效果,认为共和党为了对选民负责推出的税改将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会造成加剧贫富差距,也许税改正面效果还没有看到,负面影响却已经在未来推进过程中体现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倪锋认为,主导这次税改方案的并不是特朗普,共和党在税改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可以说该税改方案是共和党利用特朗普的权力做的一笔交易。

美国大幅度降税将导致国际竞争格局变化,使很多国家被迫追随减税,这是国际社会对特朗普税改的普遍担心。对此,霍建国表示,影响是确定存在的,但有多大、有多少国家跟进还要进一步去观察、研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认为,美国开了头,其他国家肯定会跟进。特朗普的减税思路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费降税及“三去一降一补”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要提振竞争力,轻装上阵。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势头,但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要提振内生增长动力需要创新和降成本。

谈到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霍建国说,过去5年国务院在减费降税方面出台了不少举措,营改增、提高中小企业起征点,对一些特殊产业减半征税等,这些政策对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关键看执行情况。中国在现有体制下,如果能够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可以大部分抵消美国降税的影响。他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8000元到1万元。何宁认为, 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一些,但中国有其他的一些优势可以抵消此弱势。提升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如果把这些工作做好,是可以应对美国减税影响的,中国不需要急切地马上跟进。

周密说,中国与美国在1984年就签订了避免双方征税的协定,该协定对于双方税种的征收是有约定的,涉及到美国的联邦税收,包括不动产所得、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独立劳务、政府服务、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等,税改对避免双方征税的协定会产生影响,需要关注。周密认为,看美国税改的影响,不光是利润供给层面,还应该考虑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的影响,后者影响更大。徐洪才说,美国税改将对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向产生巨大的震荡,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大,有韧劲和回旋余地,能够把影响降低,即便如此也必须足够重视,不能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