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到海贝,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只是海滩上散落的普通贝壳而已。

其实在银本位、金本位货币体系主宰世界经济之前,海贝也曾作为贝币,在全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创造出史上第一个世界货币体系,从公元4世纪前后兴起,直到20世纪早期才消逝。遗憾的是,以往的全球史研究中,很少有历史学家关注到小小的贝币。

在《海贝与贝币》中,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将一枚枚海贝从远古深海中打捞出来,重新展示了它们本来的意义。他在书中构建了一个新理论,将那个存续了上千年、既有全球性又有地方特色的贸易空间称为“贝币世界”,并指出贝币对亚欧非大陆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实物“何尊”,背后就是周文王“赐贝立盟”这个重要政治事件;海贝也推动了大西洋黑奴贸易的兴盛,使得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霸权地位。

全球化的“贝币世界”

2000年夏天,杨斌在云南做田野调查时注意到,云南四面不靠海,却居然从9世纪前后到明清交替的17世纪中期,一直在用海贝做货币。回到美国后,杨斌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当时的导师、波士顿东北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曼宁。帕特里克说,西非的黑奴贸易也用海贝作货币。后来,海贝和贝币构成了杨斌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之后,杨斌又注意到除了中国的云南地区,黄河流域、三星堆等考古发掘都出土了海贝。此外,在东南亚、印度和西非的古代贸易中,也活跃着海贝的身影。杨斌开始思考,这些散落在不同地区的海贝究竟是零碎不相关的,还是它们就像壳身上被凿的小孔一样,本身就可以串联起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当杨斌发现唐朝云南的海贝“汇率”和遥远的孟加拉以及暹罗竟然一样时,得出它们属于同一个货币体系的重要结论,由此提出“贝币世界”这个支撑全书的重要观点,海贝后面隐藏的“全球史”也揭开了一角。

作为货币的海贝,主要产于马尔代夫群岛附近。虽然杨斌没有得出海贝究竟何时开始被用作货币的确切答案,但历史资料显示,至少在两千年前,作为印度洋上重要交通枢纽的马尔代夫,就发展起了输出海贝的贸易活动。

公元4世纪,作为马尔代夫海贝的重要进口国,孟加拉地区出现有关贝币的记载。此后几个世纪里,贝币辐射到东南亚沿海地区、中南半岛,并在约9~10世纪进入中国云南。最晚至14世纪,贝币已将南亚、东南亚和西非广大地区联结了起来。

到了16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贝币世界开始与西欧世界互动,形成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托比·格林在《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中也写道,当时在西非,贝币作为流通手段,支付了奴隶贸易三分之一的成本。

“如此一来,贝币就把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新大陆和旧大陆这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杨斌说,贝币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工业革命的完成以及欧洲在全世界建立霸权,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海贝不是中国最早货币

“海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这是很多中国学者都持有的观点,至今仍然盛行。甲骨文中很多带“贝”字旁的字,如财、贵、贱、赔、赊、账等,也都显示着“贝”与财富以及经济行为相关。但杨斌认为,海贝在先秦中国并不是货币,它更多还是作为贵重物品,在装饰、随葬以及礼仪中起到作用。

从金文中可以知道,商周时期海贝一度是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候选物,为什么海贝能在古代印度成为“零钱”,而在古代中国最后却没有成为货币呢?杨斌认为,距离是关键问题。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供应,而海贝的产地马尔代夫离中国实在太远了,从印度洋岛屿过来要经过千山万水,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如此一来运输成本就很高。而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转口贸易,还会导致供应量很难保持相对稳定。价格高昂且供应不稳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贝成为日常货币的可能。

因此在先秦时期,海贝只能成为贵重物品,并保持着贵重物品的地位,基本在贵族阶层间流转,无法深入平民阶层。杨斌的这个观点从考古发现中也可以得到侧面印证,海贝都是在妇好等上层人物的墓葬中出土,平民生活遗址或者平民墓中从来没有发现过海贝。

在中国,唯一将海贝作为贝币的例外是云南。杨斌说,一是因为云南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在空间距离和文化上较为接近;二是因为海贝在云南成为货币时间相对较晚,约在公元9到10世纪,比商代至少要晚了2500年以上,比西周末期晚了1600年以上。

杨斌认为,先秦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性反例”,说明了“贝币世界”形成所需的各种条件。“正是全球性和地方性两种势力的相互博弈,才促使海贝成为第一种全球性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