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单月石油进口量接连创下历史新高。虽然从消耗量看,中国目前仍落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同时,由于经济的稳步增长,中国也是世界上石油消费增量最多的国家,达到世界平均石油消费增量的10倍。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作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对中国而言,石油已经成了绕不过去的战略资源。

而提到石油,就离不开一个城市,大庆。

大庆因油而生、因油而兴,是我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庆创造了惊人的工业生产奇迹,被视作新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大庆的存在,挽救了因缺油而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石油作为战略出口资源,还缓解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它深刻体现了石油这一战略资源与国家意志和国家命运的关联。

我们从大庆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如何独立自主发展出了石油工业;“大庆”为什么会被作为一种工业模型大加推广,它又遗留下了怎样的工业遗产。作为一座依凭能源崛起、工业化曾远远超出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它又该如何寻找石油以外的意义?

除了大庆,没有哪一个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

——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

1、关乎国运

意大利经济学者莱昂纳尔多在《石油的世纪》中认为,1910年,美国的汽油销售量超过其他照明用油的销售量,宣告了石油“能源时代”的到来。石油作为最重要能源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内燃机的改良和大范围应用。

在内燃机大规模应用之前,石油只是作为一种廉价好用的照明原料和建筑黏合剂,以及在医药等方面的用途而被零星应用。19世纪后期,主要工业国纷纷出现改进内燃发动机,并设计出现代汽车。轮船和大舰艇也开始安装新内燃机。随着汽车和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工业界都在寻找热效率更高的石化产品。

石油在当时之所以能快速作为工业燃料崛起,在于它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热效率高。它能让内燃机运行更久,自我补给能力更好。在轮船上应用石脑油(一种石油产品)可使航行距离比相同重量的煤远50%,这意味着同等热量所耗费的石油相比煤炭占用更少的空间,耗费更少的人力。以煤为动力的轮船,3/4的船员都在搬煤或操纵与之相关的机器设备。

第二,方便补给。使用石油作为燃料,轮船可以在航行中加油;若装煤的话,则需要在有一定装卸设施的港口才能靠岸补给。

第三,方便运输。

这种热效率差距在当代有更为精确的衡量:1千克煤可以产生2500万焦的能量,而1千克的石油可以产生4000万～5000万焦的能量。更高的能量密度使石油成为交通工具的首选燃料。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已经意识到这种战略能源的重要性。“如果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得不到棉花,也得不到维持英国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很多物品。”1913年,英国时任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游说议会同意政府投入资金控股濒临破产的BP(英国石油公司)时说。

这在当时当然有夸大的嫌疑,但两次世界大战加深了人们对石油的认识。石油及其生产提炼的各类产品如石脑油、柴油等,在战争期间保障了军队、物资和武器的输送。对石油这一战略资源的争夺,甚至左右了时局和大国的选择。

20世纪30年代,日本93%的石油依靠进口,其中八成来自美国。为了保证能源供应,日本陆军看中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海军则看中了生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些地方也因此成了二战中日本的主要攻占目标。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偷袭珍珠港事件,就是日本为保护海上石油运输航线的一场豪赌。

最终,人们发现,在工业文明时代,只有取得足够充足的石油资源才能维持工业的繁荣和高度机械化的战争。

2、起点极低

中国的石油工业起步不算晚。1907年陕西延长成功钻探的第一口工业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开端。之后,中国在新疆独山子、甘肃玉门等地开采石油并炼制少量成品油。但当时中国的石油工业规模极小,1907—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累计石油产量仅278万吨。

中国是个“贫油国”的观点在国内外普遍流行。新中国成立之前,石油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来源地是美、英等西方国家;解放区也从苏联进口过少量的成品油,1946年为400吨,1947年增到10900吨,1948年为58700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立即大力发展石油工业。1955年“一五”计划编订时,主持编订工作的陈云高度重视石油工业,把石油与农业、交通运输并列为“一五”计划发展的三大重点。国家投入大量人员在油田勘探上,但“一五”计划结束时,石油部是国家各个工业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

20世纪50年代,中国自己的石油生产主要依赖玉门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玉门油田是中国最早投入规模开发的油田,1949年,这里的天然原油产量为6.9万吨,却占了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98%。经过10年的恢复建设,到1959年,玉门油田的产量提高了十几倍,为93.64万吨。克拉玛依油田在1955年被发现,1956年投产时年产量仅1.6万吨,到1960年,年产量为163.9万吨。这时,中国自己的天然石油自给率仅四成,需要进口大量石油满足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需求。

抗美援朝战争和工业发展计划让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大增。20世纪50年代形成过两次石油进口高峰,第一次是1950—1953年,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期间,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国家对石油需求急剧上升。第二次是1955—1957年,此时正值“一五”计划建设期间,重工业投入运转,迫切需要石油。现实的需求和中国自身具备的生产能力之间存在不小的缺口。

“为国找油”在当时是口号,也是地质和石油工作者们的实际行动。1957年石油部勘探工作会议就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塔里木、吐鲁番、黔桂、松辽、六盘山5个地区安排工作力量,进行区域勘探,寻找油田。

数以万计的地质专业师生和勘察队如同蚂蚁雄兵,散入苍茫的西北戈壁和白山黑水间。他们心之所向,全是石油。

就在1959年国庆后不到1个月,距离北京1024公里的中国东北松辽盆地,一个叫大同的小镇被黑龙江省委改了一个名字——大庆,庆祝这年国庆节的前几天,一口叫“松基3”的油井成功喷出了工业油流。

这是大庆油田发现之前的故事,中国石油工业历史中轰轰烈烈的大庆时代就要来了。

3、超级工程

1958年7月9日,松辽盆地第一口基准井开钻,到次年9月26日真正发现油田,其间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作为中国油气勘探史上最成功的范例,大庆油田的发现离不开“一五”计划以来地质和石油勘探队的日夜付出。在勘探初期,苏联地质专家在技术和选址方面曾给予帮助,但很快,随着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恶化,苏联政府撤走了专家和设备,中国人要完全依靠自己,在一片荒原上发展石油工业。

大庆油田的建设充分体现了后发工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为了获取石油这一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能量,中国所能仰仗和依靠的是亘古以来最为原始的动力——人的躯体和四肢。

在当时,征服大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油田所在的地区纬度高,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为冰冻期,极端低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冻土深达两三米。发现油田前,这里“上面青天一顶,下面草原一片”。

核心油井所在地叫萨尔图,这里也是后来大庆城区的核心地带。“湿地”“多风之地”“月亮升起的地方”——从“萨尔图”的蒙古语意思中,便能窥见此地开发前的荒凉。

这本是中国工业化浪潮前难以触及的边缘地带,中国石油工业的长征要从这里开始。

当时,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20部钻机,不足5000名职工。同期全国石油行业的资源虽然也不富足,但小有规模,包括17万名职工,100多台钻机。在国家缺油、石油工业基础薄弱的大背景下,集中力量开发油田成了现实的选择。

石油工业部上报中央,希望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石油会战。设定的目标是当年生产原油50万吨,年底达到日产4000吨的水平和年产150万吨的生产能力。

举全国之力的超级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1960年2月22日,中央做出“从当年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交给石油部参加开发大庆地区新油田的工作”的决定。此后中央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000名军官,这批官兵分别从沈阳部队、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调至大庆。

除了官兵,从全国范围内抽调的专业地质工作人员也奔赴大庆。据1960年4月的统计,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达4万多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

如此多的人力能被快速抽调到大庆,大会战迅速展开,其中藏着中国当时国民经济隐而未发的现实危机。中央党校教授程连升研究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失业高峰。他发现,第二次失业高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城镇失业问题非常严重。

组织会战,既为战略资源开发,也为解决就业,降低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系统风险。正如石油会战这个名字一样,这场开发就是一场战争,兵马和粮草源源不断运到工业第一线。

据《大庆油田史》记载,当年到达大庆的钢材有73130吨,木材50023立方米,水泥72713吨,机电设备50268吨,各种车辆400套台,地方建筑材料64245吨。全国有18个省区市的400多个厂家为大庆会战生产加工需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铁道部甚至表态,从1960年3月开始,石油部要多少车皮就有多少车皮,而且列入正式计划。

4、困难重重

几万人的石油会战队伍到了荒原的核心地带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天寒地冻,没有房屋,没有炉灶,甚至连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在当地都很难买到。“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各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比预料的多得多。”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高层感慨油田开发困难重重。

即便有来自全国的物资支援,但由于一切从零开始,当地生产条件仍然极为恶劣——器材不齐全、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不足,甚至没有运输的公路。从全国各地运到萨尔图火车站的几十万吨器材和设备,都是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化整为零搬到井场,然后用土办法安装。

那一年,大庆的气候也很异常,雨季比往年长,从4月下旬起到9月底,油田三天两头下雨,草原上到处是积水和泥泞。会战队伍住的帐篷和木板房成天泡在水里,脸盆鞋子漂在水上。积水也给生产带来了困难,井场都泡在水塘、水洼中,钻井工人和作业工人要在齐膝深的水里施工,还得保证安全和质量。

一到10月,冰冻期就来了。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里,连像样的住处都没有。

但为了不耽误生产,几万人并未撤到哈尔滨等物资相对充足的城市避寒,他们坚持留在生产一线。空荡荡的一片旷野里,地质工作者和油田工人们以自己的躯体和一腔热血,展现了不输战争年代的意志力与激情。

今天的大庆,随处可见纪念当年石油会战的雕像。大多数雕像是群像:一群面容粗粝的汉子,戴着狗皮帽,身穿大棉服,脚蹬大头鞋,手里拿着铁锹,他们要忍受饥饿、寒冷和高强度作业的体力不支。口粮不足,一天三餐只有五两米,俗称“五两保三餐”。

后来的油田工人口述资料显示,油田开发最初的日子,油田上的工人们饿了只能喝盐水或者用酱油掺水,由于长期吃不饱,许多人身上出现了浮肿。

“石油是苦难的。当这种苦难达到极致,就会焕发出一种激情。”激昂的诗篇,雄壮的歌声,火一样的热情,油田建设者们几十年后回忆起大庆,总以类似的关键词来概括当时的生活。

意志支撑着他们克服了现实困难,这里面既体现了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工人当家做主的荣誉感对个体热情的激发。大庆油田开发时正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时期,油田上的工人文化某种程度上承袭了当时的赶超式发展观念,具有强烈的超现实色彩。

石油工人们为了打破国外的油田纪录,废寝忘食,不眠不休。在极端困难的年代,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成了他们度过最困难岁月的支撑。具体而言,当时油田上采取两种方式来增加劳动者的工作热情:第一,学习领导人语录,用领袖的思想指导实践;第二,打造劳动模范。

《大庆油田史》记载了一段插曲。

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想到一个方法,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遇到的问题。他组织石油部领导成员集中阅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于是,全油田掀起了学习“两论”热潮。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们就到当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买。县里的毛主席著作卖光了,他们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实践论》《矛盾论》单行本。石油部机关还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战区,发到干部职工手中,人手一册。

“铁人王进喜”的名号就是在这样漫长的严冬里叫响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1960年3月底,王进喜从玉门风尘仆仆到了萨尔图,不问吃不问住,只问井位和钻机位置。经过不眠不休的5天4个小时,他带领队上的职工打完了到大庆后的第一口井,创造了当时的最快纪录。

大庆石油会战中,涌现了不少这样的典型。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语境下,王进喜所代表的石油工人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强烈的主动性、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种超现实语境下的动员方式起到了推动生产的效果。从1960年4月29日石油会战的誓师大会举行,到同年6月1日,仅仅一个月后,一列挂着21节油罐的列车就从萨尔图火车站装油外运了。

历史数据记录了当时的生产奇迹:1960年12月10日,大庆油田的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在没有像样的住宿条件和充足物资补给的情况下,当天原油产量达7219吨。

到1963年,大庆的原油产量达到了439.3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67.8%,全国原油总产量较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已有几倍提升。这一年的12月,周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5、不建城市

从荒地上的一口油井到一座油城,大庆的建设史也是一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这是一个先有油、后有城的地方,整个城市的发展首先服务于石油的开发,石油的开发则遵从国家的意志与计划。在一切服从生产的原则下,当地形成了政企合一的特殊制度安排。

1960年4月,大庆作为一个区归安达市(1960年5月安达县撤销,设置安达市)管辖。1964年设安达(大庆)特区,安达特区采取了“政企合一”的形式,会战工委与特区工委、会战指挥部与特区政府合一。

党的工作以石油工业部党组领导为主,黑龙江省委领导为辅;政府工作中有关企业的工作以石油工业部领导为主,有关地方的工作以黑龙江省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领导为主。特区政府领导企业的同时,又行使政府的其他社会职能。

这是一种客观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为发展重工业而产生的特殊制度安排。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工业发展具有建设周期长、后发国家的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以及初始投资规模巨大这3个特征。而在中国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资本短缺,获取资本的价格或利率高昂;外汇短缺,可出口的产品奇缺;同时中国的资本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

发展重工业的现实要求与中国的经济现状之间天然存在重重矛盾,想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式发展重工业,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了。因而林毅夫认为,这种模式以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力这些因素价格的方式,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从而形成了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

为了保证被压低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国家建立了对经济资源进行计划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建立了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在大庆,政企合一的体制包括不建城市、“地上服从地下”、工农合一等具体安排。这种体制客观上起到了调动一切资源服务重工业生产的效果,让大庆油田快速进入集中开发和快速上产阶段。大庆的石油产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很快占据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七成以上。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量上亿吨打下了基础。

石油会战初期,石油工业部就确定了资源调配的原则: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先用于生产建设。这与当时国家的现实条件有关,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已经没有能力抽调足够多的资源去建设一座石油城市了。

大庆的开发也汲取了此前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过在未探明油田到底有多大、储量到底多少、能开采多少年的情况下,先用大量投资盖起较高标准的生活福利区和楼房的情况,结果油田规模低于预期,城市建设规划因此落空。

在这种背景下,大庆在“先有楼,后找油”和“先有油,后有楼”的分歧中选择了后者,一切服务于石油生产,矿区建设则在会战过程中根据需要逐步进行。不建城市,事实上影响了此后几十年里大庆这座工业基地的物理形态和经济组织形式。

大庆的道路和公共设施也跟着油田的开发建设同步进行,哪里有油,路就修到哪里。城市里的经济空间演变,完全受资源分布制约,当地人总结为“地上服从地下”。一直到今天,大庆城市的物理形态仍然呈离散型,这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因地下矿藏分布和开发顺序形成的特有空间特性。

“不建城”的理念让石油工业基地难以发挥集聚、规模和协作效应,这些教训后来也逐步得到了反思和调整。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把生产摆在第一位而缺乏足够的城市配套建设,大庆与其说是字面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巨型企业。大庆等于油田,企业大于城市。

6、正式建市

矿区建设依循了1962年6月周总理视察大庆油田时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便利生活”的16字方针。根据地下的油田资源分布,形成了萨尔图、龙凤镇和让胡路3个中心区。中心区之下是二级居民点,以厂矿机关为中心,建成中心村。三级居民点则以井队、泵站为单位设置,分布在中心村周围。

“工农结合”,指的是工人在油田上从事工业生产,职工的家属们则负责农业劳动。典型案例是“五把铁锹闹革命”。

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吃口粮,但家属的粮食供应并不在计划内。组织家属参加农业劳动,既能解决就业,又能解决粮食问题,减少国家物资投入。

“工农合一”的目的很明显,以农养工,通过家属的无偿劳动,减少矿区建设对国家物资投入的依赖,从而保证物资尽量投入工业生产中。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这种安排初步解决了家属的口粮和副食供应问题,减少了对国家物资的依赖。以1962年为例,当年3800多名家属组成了182个生产队,开荒种地4000亩,收割粮食33万公斤,产菜37.5万公斤。

在油田全力保生产期间,为了节约资金,减少国家对油田职工住房建设的投资,会战指挥部主张就地取材,采用当地老百姓住房常用的生土夯打方式来建职工宿舍。“干打夯”或“干打垒”成了大庆矿区房子的专用词,这样的房子阴冷潮湿,夏天房顶的油渣一晒就化,每年都需维修。

伴随着人口的膨胀,会战初期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性主义氛围逐渐淡去,工业基地里的配套设施和职工住房问题成了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不过,直到70年代末期,大庆才迎来了楼房建设的契机。

1978年,邓小平时隔十余年再度考察大庆。结束对大庆的访问时,他对当地的城市建设提出了要求:“大庆贡献大,房子要盖得好一点,要盖楼房。”石油“老会战”们住进“干打垒”十几年后,大庆终于得以喘息,有余力在石油生产之外兼顾当地石油人的生活。

1979年,几万人的江苏建筑队伍开进大庆,建成了40万平方米的住宅楼。同年12月14日,安达特区改名大庆,大庆正式建市,由黑龙江省直辖。

1980年,油田在职职工数超过14万人。建市以后,大庆的地方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大庆也开始逐步探索政企分开和市局机构改革。

石油开采以外的石油化工产业逐步发展,从60年代后期开始,炼油厂、乙烯厂、化肥厂等逐步建设,这是所有资源型城市降低对资源开采依赖,朝更复合的方向发展的必经之路。

另一方面,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服务业也有发展。1985年年底,全市地方工业已经有20多个行业,产品9000多种,主要为油田、化工材料、建材和居民生活服务。文化场所等也是在新的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后发展起来的。

对大庆而言,城市大于企业的时代步步逼近。

7、回看大庆

几十年后回看大庆,大庆最夺目的贡献当然是石油。作为一个开发历史达到60年,累计生产原油24亿吨,上缴税费及各种资金近3万亿元的油田,这些数字早已让大庆跻身世界同类油田开发的先进水平之列。

除了经济层面的价值,中国石油供应自给自足还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意义。大油田的发现和快速投产,驱散了压在中国人头顶上缺油的阴云,事实上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也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学者侯丽看来,这是一个新生国家最大的幸运:“丰富的石油矿藏位于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地上已有日本人和俄国人建好的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大庆位于原中东铁路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以一个三级小站萨尔图为基地,石油开发所需的大规模物资运输靠火车顺利完成。”

从整个中国的经济空间布局看,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改变了国家工业布局的版图。它让国家的石油工业中心从西北回到了国土的东北部,这里距离苏联援建的重工业项目和此前的工业基地更近,黑色血液辐射中国经济大动脉更为顺畅。

除了满足国内的需求,石油也是国家出口创汇的产品。中国可供出口的产品不多,石油是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1972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日本经贸团,日方团长稻山嘉宽提出希望每年从中国进口1亿吨石油。对日本来说,它希望减轻对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中国的石油成了它绝佳的选择。1976年4月30日,10万吨的大连原油码头建成投产,打开了中国到日本的能源通道。

20世纪70年代正值世界石油市场格局大转换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减少石油供应,引发油价巨幅上涨。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基准原油价格暴涨了4倍,整体油价一路飙升至1970年价格的10倍。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实现了石油产量的连年攀升,到1978年实现了1亿吨的突破。

这是一次卡位极为精准却又惊险万分的转身,如果没有大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可能早已难以维系。

高油价对当时的中国是利好,中国从高油价中获利颇丰。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中国出口日本的石油价格出现了跳跃式变化。1973年中国出口给日本的原油价格为4.59元/桶,1974年年初已跳至14.8元/桶,1975年价格有所降低,但依然达到12.8元/桶。

通过出口石油,中日贸易额实现了快速增长。1972年双方贸易额为10.39亿美元,到1978年已经增长到了48.2亿美元,几年时间提高了3倍多。其中,增长的工矿产品占比颇大,来自大庆的石油占据的份额蔚为可观。

到1979年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8.4亿美元,当年就增加了6.7亿美元。“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过来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好东西。”邓小平对石油出口乐见其成。

用石油换回的外汇都换成了各种进口的技术和设备,比如乙烯生产装置、化纤设备和技术、石油开采的钻机、地震仪器等,这有利于中国轻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化工工业的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商界为争取来自中国的石油,积极斡旋,希望促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这也让中国在外交上具有了更大的主动性。

除了日本,东南亚国家也希望中国供应石油。当时,泰国和菲律宾都积极寻求来自中国的石油资源。这一时期,石油成了中国改善外部生存环境的重要筹码。

8、未来已来

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模板,大庆的建设模式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大庆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石油资源,而且还在于为国家造就了一支英雄的工人阶级队伍,培养输送了一批领导骨干和科技骨干。”这是1996年油田开发35周年,大庆实施新的开发规划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评价。

特殊时期的成功,让大庆从荒地和工业化前的不毛地带,一举跃升为经济版图上的中心地带。

“工业学大庆”,这里锤炼出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文化,沉淀下了共和国发展工业的路径,这些成果被推广到了全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它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在于,这些大庆会战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们,主导了后来的三线建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许多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深受大庆政企一体发展路线的影响。比如,伊春的林区建设就汲取了大庆的经验。1962年10月,周总理讲到伊春林区建设问题时就提出:“我看今后林区、油区没有其他工业的,就不要搞大城市。我看就是萨尔图这个办法。这样可以缩小城乡差别。”

大庆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当然也带有那个时期的局限性。

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是这一时期工业化的主体力量。到1978年,国有经济产值在工业总产值里上升到了77.6%。它们集中在高积累、高投资和重工业部门,这种高集中、高积累率、过于偏向重工业的倾向,严重束缚了企业的自主权,忽视了微观经济效率,在资源配置上,财富没有流向人民的生活。1953—1978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1.4%,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9%,但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仅2.2%。

这在大庆有非常直接的体现。繁重的生产压力让油田开发的前20年里,无力兼顾人的生活,没有商业和文化的土壤,长期没有生活娱乐设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这种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然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

1995年,大庆油田正式进入“高含水时期”。按国际惯例,这时它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但大庆的油田工作者向开采极限发起挑战,依靠三元复合驱技术来提高原油采收率。这项技术的应用,让大庆油田主体油田采收率突破60%,较国外同类油田高27%以上。到2002年,大庆油田的年产量依然突破了5000万吨,此后一直保持每年数千万吨的产量。

这项技术突破是大庆多年开发历史带来的成果,意味着大庆已具备了技术对外输出能力,也事实上开启了以技术换市场、以技术换资源的历程。以2007年为例,大庆石油管理局钻探集团有15支钻井队在委内瑞拉、印尼、哈萨克斯坦、美国、苏丹、蒙古国等11个国家开展钻井、测井、固井、地震勘探施工。对大庆而言,他们希望挖掘大庆油田以外的油田开采价值。

此外,大庆的海外油田开发仍在继续。2005年4月1日,大庆油田正式收购英国SOCO国际股份公司在蒙古国塔木察格盆地的3个石油区块,标志着大庆油田海外勘探开发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大庆的这些行动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现实意义。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此后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大增,“为国找油”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内涵。

而从大庆的城市发展的层面来看,石油资源逐渐枯竭,也是它不得不面对的大课题。油田连续27年年产5000万吨后,如何找到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是所有资源型城市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有262座资源型城市,其中有69座已经出现资源枯竭。当资源逐渐消失以后,城市维系生机的方案并不一致。

一些城市开始发展旅游业,试图将工业遗产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资源。大庆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旅游、汽车和新材料。2010年,大庆市出资30亿元参股支持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参股条件之一是在大庆设立整车制造基地,由此拉开了大庆汽车产业发展的帷幕。

世界不乏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的案例,德国的鲁尔区就是一个典型——通过发展创意产业,这里将衰落的工业心脏打造成了新兴创意之城。但对更多的城市来说,寻找新支柱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旅途。

如今,大庆的故事还在延续,有关中国石油工业的故事也还在延续。总结历史,我们可以说,这座城市是意志和计划在石油战线的胜利。今天,大庆不只是石油,石油也不只在大庆。而中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也不是只有石油和钢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全球贸易、工业政策和劳动分工、市场竞争总会带来新的经济空间。

飓风永不停息。

(作者为何丹、徐鑫)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中国基本盘》,蓝狮子图书2021年6月出版,原标题为《荒地起油城:大庆精神和所改变的国运》,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