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81年中国第一位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自1986年回国以来,顾宝昌一直从事着关于社会人口学、人口变动与社会发展等人口学的研究,并在1992年获得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亦曾获得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等多次奖励。

为求解民工荒、人口红利等问题,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专访顾宝昌,顾宝昌认为,民工荒的出现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而是人口发展的必然结果,实现小康社会应对人口的结构、人口的未来有清醒的认识。

人口政策亟须调整,越拖越被动

第一财经日报:近年来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在呼吁调整人口政策。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您如何来看下一步政策的调整?

顾宝昌:现在的形势是越拖越被动,越拖问题越难以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观念,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人口众多,资源紧张,必须对人口加以控制。但是,我们要看到人口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国人口政策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现在的人口形势和三十多年前已经大不相同。我们对人口的观念必须要随之改变。尤其是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生率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但整个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定势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现在政策的调整还面临许多障碍。

人口政策的变化需要前瞻性,但是让人往远处看还是蛮困难的。人口发展不像经济发展,比如今年经济形势不好,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刺激消费,经济能迅速有个提升,但人口不是这样的。

今年出生的孩子少,六年之后上小学的孩子就少,十八年之后大学生源就少,二十多年之后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就少。这是一个非常固板的人口变动规律,本来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但人们却往往缺乏意识,或者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而有意回避。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希望小学建起来了,但是没有学生,只好倒闭。幼儿园建起来了,但是没有这么多孩子,只好改成养老院。

所以中国必须要迅速调整政策来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但现在看来,人口政策调整的步伐是大大滞后于实际需要的。

日报:人口结构影响到从教育到就业各个层面。比如民工荒已经困扰中国经济十多年,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您作为人口学者,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顾宝昌:关于民工荒,有些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供应总量充裕,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民工荒。之所以会出现民工荒是因为年轻人挑剔,许多工作不愿意做。事实上,民工荒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由于持续20年的低生育率造成出生人群的多年萎缩而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群不可避免地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我们仔细分析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发现,民工荒其实是30岁以下年轻劳动力的短缺。根据推算,20岁到24岁的新增青年劳动力,将从2010年的1.25亿人下降到2020年的6800万。这意味着中国整体劳动力将出现急剧老化。这些最富活力和创造力的青壮年人群的急剧萎缩必将损伤中国创新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队伍的变化将是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第二步是劳动力队伍年龄结构的老化,第三步是劳动力整体数量的萎缩。这三部曲将必然地在从现在开始的今后20年～30年中,在我们的眼前显现。

所以,民工荒的出现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而是人口发展的必然结果。用劳动力总量的庞大来证明“劳动力的充裕”进而否认中国“新增劳动力不断减少,劳动力不断老化”的长远趋势是不利于认识到劳动力供应的严峻形势,也不利于人口政策做出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变化。

小康社会建设必须充分考量人口因素

日报:您如何看待未来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期内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

顾宝昌:我用四句话来概括中国在未来三十年所面临的人口形势: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的老龄化,高度的城市化,广泛的流动性。值得警醒的是,这四个特点都是中国社会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挑战将非常巨大。

首先是低生育率,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这个在人口学上是极低的生育率了。生育率的走低还有一个惯性,你看看我们身边的80后、90后,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在今后将不继续走低。

而且,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将生育率升上去往往比降下来更加困难。有些人担心,生育政策一旦放开会导致很多人多生,导致生育率迅速提高,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是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有三个特点——速度快,数量大,未富先老。这将使中国的养老面临极大挑战。但到底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如何管理,相关问题如何应对,我们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很多地方六层以下的楼房是不配电梯的,但是对于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来说,没有电梯他可能就下不了楼。连楼都下不了他生活的幸福度能高吗?这并不涉及到养老金的问题,也不涉及到医疗保障问题,但就已经是一个严峻而不好解决的问题了。

城市化的提高和流动性的增强,这两者是相关的。目前迁移已经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但是我们对这些的认识都还远远不足。

这四个特点不光是中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我们缺乏经验,缺乏准备,缺乏认识。

日报: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您怎么看未来的小康社会?

顾宝昌:现在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讨论很热烈,包括小康社会的定义、内涵、指标、评估等等,但其中对于中国如此深刻的人口变化却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事实上,小康社会不是一个乌托邦,它应该是人的小康,离开了人这个要素,谈小康就是概念化的,就是空中楼阁。小康社会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的,如果不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未来的四个基本特征,那么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会影响到最终目标的实现。

所以,我建议在实现小康社会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对人口的结构、人口的未来有科学的分析,有清醒的认识,有务实有效的对策,这样才能建设真正符合民众利益、符合国家利益的小康社会。

年轻人应增强生育权利意识

日报:我在采访中也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生育意愿很不强烈,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态度,人口政策调整不调整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顾宝昌:我们刚才谈到反对人口政策调整的力量,其中就有一部分是80后的年轻人。我们有时候在网上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评论,说你们这些人口学者闲着没事干了,我们又不想多生,你们呼吁调整什么人口政策?所以你能看到,这批年轻人的生育权利意识是很淡薄的。

我们说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你有权利决定生或不生,有权利决定生几个。要明白一点,愿不愿意生和有没有权利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必须要做出区分。

日报:假如一个年轻人选择不生,那是不是人口政策调整与否跟他(她)无关呢?

顾宝昌: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人,都生活在社会中间。现在我们在争取人口政策调整,其实是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愿意生育的年轻人在争取权益。从现在的人口结构来推算,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那时中国人的中位年龄已经超过45岁,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你看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的金字塔很明显,上面最宽的地方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就是今天的八零后。

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人口政策持续不变,这些80后人群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可能拥有了最幸福的童年,但却可能拥有一个最悲惨的老年。因为那时候的人口结构,你看底部,青壮年人口比例很低,而恰恰是这一部分人,要交税交养老保险,是这个人群在赡养巨大的老龄群体。

我们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生育率,把底下年轻人这一块给加宽,使得它的支撑力度更强,使中国的人口金字塔更加坚固。所以人口政策的调整是跟每个人的权益都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