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三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还低于上年水平,但在中国沿海地区,招工难已再现。

东莞近来“订单回暖却遇招工难”。据媒体报道,导致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受疫情的影响,部分外地农民工今年上半年来莞后,因找不到工作或工厂开工不正常、收入剧降而被迫回老家。下半年经济回暖后,这些已选择在家乡就业的农民工不愿再来。

第二,年轻的不愿意来,年纪大的干不了,或者没效率。

供求形势影响制造业农民工的年龄结构

我们先从老问题——制造业青年农民工日益短缺谈起。

在东莞、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省,20年前外来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制造业员工的年轻化程度曾经很高。2000年,以农民工为主的广东省流动人口从业人员中,从事制造业的占68.76%;同年,广东省制造业从业人员为1576.05万,其中72.7%(1145.57万)为流动人口。2000年,广东省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含流动人口)中,15~29岁年龄段的占比为46.44%;而占劳动年龄人口1/3(32.96%)的流动人口中,15~29岁年龄段的占比为69.5%;其中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中,15~29岁年龄段的占比更高达73.2%。东莞员工年轻化程度更高。2004年,东莞全市企业“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4岁之间的占一成多”,对新招收农民工的要求是:“年龄结构上17~25岁之间的占87%,26~35岁占10.8%。”

当年东莞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员工年轻化,是因为当时中国乡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不仅中老年劳动力有剩余,青年劳动力同样大量剩余。不管制造业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多少青年劳动力,当时在劳动市场上都能招到。

与20年前相比,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新增的5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了当年新增农民工的总数。例如,2019年全国新增农民工241万,但同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就增加了694万。换句话说,近几年50岁以下农民工的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供求基本平衡。

具体到青年农民工,从2008年到2019年,全国16~20岁与21~3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数量,分别从2412万与7957万,下降到582万与6717万。

导致青年农民工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三个。

首先是人口形势。计划生育政策与年轻一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导致乡村青年人口减少。

其次是其他行业对青年劳动力的争夺。除了快递、外卖等生活服务业外,高校扩招也使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年上大学、当白领,从而减少了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的供给。

再次,是照看家人用工的影响。外出农民工千里迢迢远赴沿海,无法承担权威研究机构所指出的,包括生育和照看老幼病残在内的“重要家庭责任”,这些活只能由留乡的自家劳动力承担。乡村家家都有承包地,以照看家人为主的劳动力往往被算成农业劳动力。所有年龄段的农民工都严重过剩时,留乡照看家人对农民工供给没有什么影响。而当青年农民工供求趋于平衡时,“重要家庭责任”就会与外出务工争夺青年农民工。其结果,是分省计算的从事农业的乡村户籍青年劳动力的比例,维持在15%~25%的水平。有关照看家人用工对农民工供给的影响,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供求形势对近期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再看新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对用工的影响。在笔者眼里,这种影响只是以极端方式呈现的另一个老问题:灵活用工对农民工生活的影响,谁来埋单。

对大多数外出——特别是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来说,如果在家乡过完春节后,能在沿海某地或某个大城市不间断地工作,直到下一年春节前再回乡,他们就认为自己的就业是稳定的。农民工在乎月薪高低,但同样在乎进厂后能干多久。

而对用工方来说,最好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用工,有订单就招工,没有订单就裁员。

2008年以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生产的年度波动加大,只需要员工干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的短期订单越来越多。用工方招工解雇越来越频繁,尤以2020年为甚。今年3月上旬前,有订单缺工人的沿海用工方千方百计地抢人;3月中下旬以后,订单剧减的用工方想方设法裁员,收入大减甚至失业且看不清工作前景的一部分农民工返乡;进入三季度后,国内市场回暖、订单激增,沿海用工方又喊招工难。

频繁招工解雇对农民工有负面影响。如果被解雇后留在沿海不走,外来农民工没有收入,但食宿开支一点不能少;如果这些农民工回内地家乡,有活再外出,则需要支付千里迢迢额外来回的交通费。这笔成本,谁来埋单?

农民工严重供过于求时,埋单的只能是农民工自己。就算某个外出农民工到沿海后找不到工作、赔上了路费与生活费,回乡后灰心丧气,不想再外出了,愿意外出寻找增收机会的乡村劳动力多的是。但如前所述,最近几年,50岁以下农民工供求基本平衡。加上有关部门针对农民工实施的稳就业政策,使一大批返乡留乡农民工能够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就业,收入虽低于沿海,但省了长途交通费,食宿开支也比外出打工低。春节将近,内地农民工犯不着为一两个月的收入差专门去沿海;外出的事,过完年再说。

一部分制造业企业想用机器换人来解决招工难,笔者认为未必有效。笔者承认,在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等方面,与人工生产相比,机器确实有明显优势。但现在制造业面临的不是上述问题,而是短单所表示的市场需求的无规律的大起大落。如果没有订单,农民工可以解雇,买来的机器不管用不用都“解雇”不了。四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笔者曾分析过自己所看到的制造业企业机器换人实例。这些实例中,买机器增加的成本与减少用工节约的年成本相比,短的相当于1~2年,长的相当于3~5年。超过3~5年,老板就不考虑“机器换人”了。与四年前相比,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市场需求更难把握。越是吃不准前景,企业就越不敢追加固定成本,去搞机器换人。

另外一个解决招工难的办法,是让外出农民工在所工作的城市落户。如果在工作地买了房、落了户,有订单干活、没订单回家,这些新落户的农民工倒是可以满足企业灵活用工的要求。但是第一,沿海与大城市的生活开支远高于内地乡村。拿房价来说,城镇商品住宅平均售价是乡村建房成本(平均不到千元)的7~8倍,农民工就业的热点地区和城市,房价更高。拿东莞来说,目前的新房均价是22117元,二手房均价是19486元。面对如此高的房价,大多数外来农民工家庭根本买不起房。

第二,就算不考虑住房,落户农民工也还会担心中年失业。如前所述,从总体上看,全国50岁以下农民工供求基本平衡。但2019年全国农民工中,工作在户籍所在乡镇的本地农民工,年龄在40岁以上的占66.1%,工作在户籍所在乡镇以外的外出农民工,年龄在40岁及以下的占67.8%。可见,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是不可能在沿海工作一辈子的。

具体到东莞,常住人口年轻被当地政府视为一大优势。“2015年我市常住人口中,……20~44岁的青壮年人口占比60.44%,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3.74%,远低于广东省7.9%的占比。”2018年,东莞常住人口中,以农民工为主的非户籍人口占72.4%,农民工不断流动,相对年轻的流入、年长后多数离开,这才是东莞“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东莞市人口发展规划(2020 ~2035年)》会设想当地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长期基本稳定?(2018年人数为608万,预计2035年微降到580万),主要原因就是非户籍人口能以青换老,维持东莞的竞争力。外出农民工自身缺乏经济能力,流入地政府为他们落户买单的积极性也不高,看来,通过落户解决招工难并非容易。

既然机器换人与在工作地落户都有不小的难度,剩下的办法就只能是让缺工企业自寻出路,能招到工的生产,招不到工的就只能停产了。

在笔者看来,存在一个悖论:能随时招到所需要的员工,对用工方来说,当然是好事;但这是以大量城乡劳动力失业或不充分就业为前提的,因而无论对整个国民经济,还是对不受用工方欢迎的劳动力(如乡村中老年)来说,又不是好事。反之,如果中国经济不断向充分就业逼近,以致劳动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如乡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也能在二三产业找到工作,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劳动者来说,自然是好事;但对以往能以较差工作条件与较低工资福利招到工的那些用工单位来说,又不是好事。

总之,当前用工方招工难,都是充分就业惹的“祸”。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