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企如何振兴?笔者认为,要使国企有活力,关键是要使其具备可进可退的能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该文件开宗明义提出为解决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价格扭曲、配置效率较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这是一份全面认识和规范我国公共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三种)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文件,实质上是明确了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的主次关系,再次确认市场经济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要求公共资源配置在较大程度和范围内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
笔者认为,至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跑马圈地”的工作,而进入到了相关领域、行业、重要产品和服务的量化阶段,如《指导意见》提出编制建立公共资源目录清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全面开展公共资源清查,系统梳理现有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数量和范围、各项资源产权归属、市场化配置情况以及监管主体、监管制度等,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全面性兼具操作性的《指导意见》。
为什么要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出台如此高定位、高层次的《指导意见》?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因素考量:
其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巨大发展成果的持续巩固和全球发展的需要。
据媒体报道,入世15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了约7.6倍,进口增长了近6倍,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已经连续3年高于GDP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逐渐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力量和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和深入。2015年中国出境人数为1.2亿,境外消费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预计超过13%,对外投资也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净资本输出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需求和力道越来越大。
但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主要经济体对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发出了噪音。2016年12月底美国、欧盟与日本相继拒绝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一些贸易和投资并购行为受到了来自其政府的严格管制或禁止。这些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会影响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与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坚持更大幅度开放,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国家战略选择。
其二,深刻反思国有企业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水泥、粗钢、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5.7%、72%、71%、73.5%和65.7%。截至2015年7月,水泥、粗钢、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业的设备利用率更低,分别达到73%、72%、72%、68%和50%。2015年12月,我国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继续处于亏损状态。煤炭行业亏损面超过了80%,钢铁行业亏损面也达到了47.5%,煤炭价格跌成了白菜价,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主营业务亏损则高达720亿元。2016年在中央政府狠抓“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后,才扭转了收入、利润双下降的局面。
值得反思的是,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都是在国有资本高度聚集的产业,也是政府具有较强计划性和调控能力的经济力量。中国市场经济取向改革进入31个年头(1984~2015),部分基础和能源行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盲目的市场扩张和投资失误,这既有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也有国内经济结构长期扭曲,市场发生作用机制不灵的原因。这种现象要求改变国有企业经营和投资较多依赖政府直接指挥和决策的管理方式,同时通过市场化改革,降低国有经济的经营资源浪费和社会风险。
其三,国企活力之一是必须具备可进可退的能力。
国企活力被誉为国企改革的中心环节,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从国有经济层面看,国企活力集合表现为引领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从微观层面看,表现为核心竞争能力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在长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国企机制常被理解成犹如小卒子过河,只能前进,不能退出,实践中也缺乏退出通道和制度安排,因此国企活力难以完全发挥,市场动作容易出现变样走形。
《指导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有序进退和优化配置,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效益。这个思路是延续和叠加了2015年9月1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精神,笔者认为随着国资监管体制转换为以资本监管为主,政企不分的痼疾将会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推进,集团层面上混改和内部职工持股将有力推进企业活力机制建设,使国企经营焦点从关注政府决策行为转向国内外市场开拓,最终实现企业活力爆发,进退有序,完成市场涅槃。
(作者系国企管理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