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卫民 发自四川

1988年,无数年轻人,怀揣着梦想,从天南海北来到海南,其中包括一个叫陈满的四川人。这一年,他25岁。

陈满喜欢诗。但他在海南的28年,没有诗,只有煎熬。1992年,陈满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捕,7年后的1999年,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算起来,他有23年、8437天在监狱和看守所里度过。

2016年2月1日,陈满冤案昭雪,法院宣布了他无罪的结果。3月30日,他提出了966万余元的国家赔偿申请。显然,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这一数额的申请并未获得法院的支持,但即使全额获得了支持,钱能抹去陈满和他家人痛苦的回忆吗?

喜欢马云

2月1日,走出海南省美兰监狱那一天,画面里的陈满面带笑容,充满平静。他说,其实那是自己刻意保持的。“很多媒体在关注,如果我太激动的话,显然对父母不好,他们年龄大,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大喜大悲容易出事。我尽量保持平静,实际上内心是很激动的。”

3月18日上午10点,已经回家月余的陈满从四川绵竹剑南镇云祥社区走出来,准备和家人以及同学到九龙山看梨花。陈满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如果不是坐了23年牢,他如今也应该像52岁的同学一样,有孙子了。“我很羡慕他们。”

陈满上身穿的是一件灰色格子西装,里面是件黑白相间的保暖内衣,下身是一件黑色休闲西裤和一双褐色皮鞋。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

这一天正逢绵竹一年一度的梨花节。此时,漫山遍野的梨花像雪一样团团包裹着九龙山。“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记者说。“是的,忽如一夜春风来。”陈满很快接过话。他问记者,“你们是财经报纸,你觉得未来中国的经济如何?哪些行业最有发展势头?”陈满注意到,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众创业”的时代。

似乎,他想重复20多年前海南的创业梦。但他还是很冷静,“我身无一技之长,怎么创?没想好。我此前想过互联网,可我不太会使用电脑,打字太慢了。”入狱期间,陈满通过电视和报纸知道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陈满喜欢马云。因为“马云看得很远,90年代就知道创建黄页”。出狱后,陈满到书店买了一捆商业书籍,有关马云的最多。其中一本是《我的世界永不言败》。这些书还有《李嘉诚全书》、《万达哲学》 、《创京东》。此外还有《论语》、《诗经》、《孙子兵法》、《易经》以及一本《新华字典》。

“《孙子兵法》和《易经》你都看?”记者问。“看,商场如战场嘛。”他说。

在这些书中,有一本名为《感恩爱情》。这是陈满从地摊上买的,看这个,是因为他要了解成家的经验。

曾和潘石屹同步

现在,陈满没变的是创业梦和喜欢对经济形势分析判断,变化了的是想有一个家。而28年前,他是一个不立业不成家的毛头小伙子。

1988年,陈满比如今的房地产大鳄潘石屹早一年来到海南,他知道这里充满机遇。

陈满高中毕业后在绵竹市工商局工作。为了创业梦想,他和当时的很多国人一样办了停薪留职。刚到海南时,陈满与同乡合伙开过餐馆,也给别人打过工。经过几年的积累,1992年6月,陈满终于在海口有了自己的冬雨公司,承揽装修工程。他说,那时候生意做得“不算好,也不算差”。但他深信接下来会做得更好。

根据公开资料,潘石屹这一期间也从一家国有单位辞职来到这里。1990年,他同冯仑等人在海南合伙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

如果没有意外,在陈满看来,自己完全可以实现富足的生活。但一切都不能假定和反转。

1992年12月25日晚,海口市振东区上坡下村一处住宅起火,消防员灭火时发现一具尸体。警方勘查发现,厨房煤气罐被人搬至卧室门口点燃,但死者并非因火而亡,其身受多处钝器伤,颈动脉被割断。“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陈满回忆。

死者恰是陈满的四川老乡。警方称,尸体口袋里有陈满的工作证,他曾经是案发地点的租客。办案人员称,经调查发现,陈满与死者曾住在一起,后因经济纠纷(当时警方的表述)搬走,遂将陈满列为这起杀人焚尸案的重要嫌疑人。

当年12月27日晚,陈满在距案发地步行八九分钟路程的麻将桌旁被海口市公安人员带走。审讯期间,陈满如实讲述了自己12月25日全天的活动情况以及与死者的关系,说明自己不可能杀害后者。

1993年11月,海口市检察院以陈满犯故意杀人罪向海口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宣判后,海口市检察院以原判对陈满量刑过轻,应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等为由,向海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1999年4月15日,海南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有罪判决认定,陈满的作案动机是,死者曾与他因为房租问题产生矛盾,死者威胁要举报陈满私刻公章为他人代办工商执照的不法行为。陈满遂持刀杀人,又不顾左邻右舍安危,在人口密集的作案现场放火焚尸,手段恶劣,后果严重。故公诉机关要求判处陈满死刑立即执行的请求并无不当,但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可不立即执行。

正是当时判决书中模棱两可的“具体情况”,让陈满留得了性命。

写字也会“疯”

在去看梨花之前,记者随同陈满去了一趟附近的农村信用社,办理低保储蓄卡。

在离信用社仅有六七百米时,陈满突然停下脚步。“不对,我们走错了。”他打量一下四周,随后拿出手机给大哥陈忆打电话。“大哥,我快到了,但现在迷路了。”陈忆正在陈满30多年前就读的绵竹市中学等着。

在路人的指引下,陈满朝绵竹市中学方向走去。但随后陈满又迷路了。他已经20多年没有回过家。

十几分钟的路程,陈满用了将近一个小时。

到达信用社后,陈忆先是给陈满拿了一张填写个人信息的表格,告诉他“按照这个来填”。但陈满感到有些困难,不知如何下手。信用社工作人员替他完成了这一过程。

这并非是陈满很多年没有用笔写字的缘故,而是因为这样的手续对他非常陌生。更为重要的是,他之前提笔写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冤案的申诉。

“每一次写完申诉,我就想这些事(自己无辜,家人受苦),(写完后的)一两天都很少说话。”陈满说。有时由于想得太多,他就感到“头疼脑胀,像疯了一样,几乎精神崩溃”。应对这种情形的方法就是赶紧去和狱友聊天、看电视或者看书来分散注意力。“但无论如何,这种情绪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死死抓住你,这是理性无法控制的。”

1992年12月27日,陈满被警察带走。在审讯过程中,他很乐观地认为,这一定是办案人员“搞错了”,不久他们就会放他出来。陈满从没想到自己会坐牢。

陈满说,让他感到恐惧和不可思议的是,在被关押期间,他被“惨打、折磨和恐吓”,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他“承认”故意杀人、放火。不过,陈满此时依旧抱有希望。他认为“法院和检察院可能会看清,会主持公道”。

当得知自己在二审被维持原判时,“失望了”的陈满在看守所独自枯坐了一两个小时。

当时陈满的精神已经被击垮。“心已经沉下去了。”他说,“律师也辩护了,高院的水平应该比中院还高明,但还是被判死缓。”

在家人眼中,陈满非常坚强。但他也曾哭过很多次,“特别是想到我父母和家人的时候”。过去23年,让陈满最忧心的是自己年事渐高的双亲。他记得,母亲在1994年出席一审时,头上还有很多黑发,精神还很好,可在2000年到三亚监狱看望自己的时候,已经满头白发。

家人的命运

3月18日,在信用社,陈满在设置储蓄卡密码时,一共试了三次,他不断重复着“再次确认”密码的动作。陈忆安静地坐在大厅里等着,目的是让陈满去经历和学习23年来他从未接触过的“新鲜事物”。

“过去就过去了。”此前一天的下午,陈满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说话时,他看了看坐在他左右的父母,侧过身来轻声对记者说,“他们身体很不好,不能再受刺激。”此时,这两个老人的眼眶已经红了起来,沉默一会儿后不约而同地摆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过去23年,陈满一家因其遭受冤案而濒临破碎。为打官司,整个家庭债台高筑;父亲陈元成和母亲王众一患了一身的病;陈忆到处奔波;二哥陈抒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乐观,恐怕很快会宣判无罪吧。但等到二审时,我们就失望了。”陈忆说。一审期间,陈满一家共花了十多万,耗尽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包括亲戚好友的赞助。二审时,因为没钱,一家人都没能过去。

陈忆经常在梦中看到陈满回来。但梦醒之后,陈忆就相当难受。在1992年至1999年间,为了及时了解到有关陈满的最新情况,他和陈抒利用下班的时间,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有关陈满的任何一个消息。

给在海南的朋友打电话和写信,是他们了解陈满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当时打电话还相当难,一次长途电话打下来就几十块,而当时我的工资也才一百多块。”陈忆说。

陈满一家很少在外人面前提及陈抒的事情。很多人只知道,陈抒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绵竹南轩中学任教多年。“他文学功底很好,喜欢写诗。”陈忆说,陈满的遭遇对他刺激太大了,很悲观。在陈满被关押期间,陈抒有一段时间常常独自整夜站在阳台上怅望。

陈满出狱后,陈抒的情况才稍得缓解。3月17日下午,王众一收到陈抒通过短信发来的一首诗词。最后两句写道:“酒醒还向梦中行,不必阑干独凭。”王众一说,如果不是家中遭此劫难,陈抒一定是另外一个陈抒。

有那么一段时间,陈满一家一直被一种浓重的压抑气氛笼罩着。父母和二哥常常憋在家中看连续剧,一直看,从头到尾地看。

“当时来了一个内部通报,说陈满杀人放火。”王众一回忆,“但他们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陈满做了这些。”这个84岁的老人在回忆这些时语气相当坚定。

陈元成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这个83岁的老人话很少,当被问及得知陈满被指“杀人”的第一反应时,他抬起手来,摆了又摆,“不可能,那不可能”。

1993年10月24日,心急如焚的两个老人来到海口。10月27日,经检察院起诉科科长同意,他们在看守所见到了陈满。“见到陈满后,我们就放心了。”陈元成对王众一说,“当时他很平静,没哭,我们就知道他没做错事。”

陈满一家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申冤之路。在2004年8月之前,这两个老人坚持每月寄一次申诉控告信函,每次都要寄给最高法、最高检、海南高院、海南省检、全国人大、海南政法委等单位或个人,也给许多媒体及知名法学家写过求助信。给各级司法机关寄发的控告申诉材料,得到的是一次次“驳回”“不复查”“不立案”“不提审”等各种通知书。

但这两个老人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律师的救助

在观赏梨花途中,陈满后面有人在低声议论,“他就是在电视上申请国家赔偿的陈满”。陈满俨然成了绵竹的“名人”。

其实,路人何知陈满艰难的申诉之路。

众多被陈满父母请求援助的知名律师中,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李肖霖律师从2004年就开始帮助陈满案申诉。李肖霖数次来到海南。2013年6月,李肖霖与另一个律师整理了一套103页的《陈满杀人案申诉文件》,递交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也是从2013年开始,陈满突然感觉到了希望。他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中国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的越来越多。

陈满案的申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是在2013年7月之后。当时,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李金星律师在仔细看了陈满案的有关材料后,决定集结多名律师推动此案的平反申诉工作。

2013年10月9日,李金星与陈建刚律师在获得陈满父母委托后,到美兰监狱会见陈满。11月20日,由李金星倡议,在四川大学召开了陈满案研讨会暨“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启动仪式。

2014年1月,“陈满案北京研讨会”在炜衡律师事务所召开。

2014年2月,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和王万琼律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陈满冤案申诉状。

2015年2月16日,易延友收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最高检决定就陈满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2016年2月1日上午,最高法指定浙江省高级法院在美兰监狱依法对陈满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

法院最终认定,陈满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先不认罪,又承认犯罪,再次否认犯罪,后又承认犯罪,最终在审查起诉和一审二审中全面翻供。“有罪供述不稳定。”同时,作案时间、进出现场、杀人凶器、作案动机、作案过程以及对作案时着装的处理等主要情节的供述,不仅前后矛盾,而且与在案的现场勘查笔录、法医建议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所反映情况不符。

庭审中,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采取了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手段。出庭检察员认为,除了陈满的辩解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刑讯逼供行为的存在。最终,法院采信了检察员的说法。

该案成为中国1979年刑诉法实施以来,最高检直接向最高法提起无罪抗诉的首例案件。

国家赔偿与追责

陈满被宣告无罪后,他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除了要求海南高院在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网等10余家媒体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外,还列出了包括侵害人身自由、误工费等在内的经济损失共计966万多元。具体包括: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元,赔偿误工费3707555.28元,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赔偿23年申冤费用支出计100万元。

王万琼表示,他们有信心得到这样的赔偿。她说,如果只是拘泥于目前《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陈满的赔付就远远不够弥补他及其家庭遭受的实际损害,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事实上我们提起的项目已经完全考虑了目前的实际情况。

陈满在3月30日下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对于他的赔偿诉求,海南高院表示,陈满一家以前为陈满案打官司的100万费用不应包括在申冤费用中,另外,诉求的相关资料不齐全。“一些单据,我们在2008年的大地震中遗失了。”

“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来推动国家在冤假错案方面相关赔偿制度的完善。尤其在精神方面。”陈满说,“我认为,冤假错案是一个司法重灾区。23年蒙冤,我和家人都失去了太多太多,我现在提出的赔偿远远无法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得到真正的弥补。同样,冤假错案中当事人的境遇与我相仿。我呼吁,相关部门对我们这个群体有更多的人文关怀,给予最大的精神抚慰,也要从经济上给予最大的补偿。”

“陈满是一个淳朴、忠厚的老实人,他对司法机关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表示了足够的宽容。至少在这个时刻,他没有对国家、对社会表示出任何怨恨。”陈满案再审辩护人易延友撰文说。

“针对目前一些要求终身追责和严厉追责的呼声”,易延友则“颇感忧虑”。他在文中说,要求严厉追责的观点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言:一个好的制度,哪怕坏人放进去也能够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哪怕好人放进去也会变坏。“我宁愿相信那些刑讯逼供的野蛮行径都是制度设计不够优良的结果,也相信如果制度设计得当,坏人也无从恣意妄为。”

易延友认为,在讯问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严厉追责的观点欠缺一定的正当性。另外,过分强调严厉追责,虽然在一些个案中快意了恩仇,但是却容易迫使其他冤案的制造者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挠平反,也就会导致后续冤案平反的难度极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