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的背景

郡县治,天下安。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张网,则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就像网上的纽结,关系着天下的兴衰安危。

这些纽结中,有1300多个县,近400个县级市,近1000个市辖区,110多个自治县,等等。

倘若是县级行政单位概念,则广东普宁市为中国第一大“县”,其户籍人口为248万,常住人口为212万。

倘若只是县的概念,则安徽阜阳的临泉县是中国户籍人口第一大县,2020年户籍人口为231万,常住人口为166万。

临泉面积为1839平方公里,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30.45%,相当于整个国家1998年的城镇化水平。

2020年,临泉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71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2020年4月,临泉现行标准下2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我到临泉调研,是因为朋友告诉我,骑手中来自临泉的最多,临泉每年外出务工人员也是全国各县之冠。

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率先开放、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普遍进入富裕阶段,证明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有效性。那么,欠发达地区,农业大县,人口超大县,有没有可能走向富裕?路径是什么?我带着问题走进了临泉。

过去为什么穷?

临泉位于安徽省西北边界,与皖豫两省9个县市区接壤,辖23个乡镇、5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省级南北共建产业园,406个行政村(社区)。

临泉历史悠久。古称沈子国,是周文王第十子的封地,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临泉也是姜子牙和百步穿杨的养由基的故里。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时这里有50多万人,便于补充兵力。

新中国成立后,临泉的人口在六七十年代强劲扩张,八十年代“计生”启动后,仍有不少“超生”,属于政策很难执行的地方,人口继续增长。虽则这里是平原,大小河流几十条,适合人生存,但全县基本都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为农民,人均耕地只有0.8亩,要过上好生活并不容易。

又由于临泉位于两省交界,2/3的地界被河南围着,交通两地都不管,2014年之前只有一条6.9公里的国道(G106)从县西边经过,离县城有40多公里,县内无铁路,水路也不畅,内外闭塞,不少县城附近的村子到90年代中期才通上电,所以临泉长期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各种社会矛盾也很突出。

临泉有民间杂技传统,是杂技之乡。改革开放前,每年春节后青黄不接,吃不饱饭,有些农民就拖家带口,外出卖艺讨生活。他们在先人拳脚武术的基础上,凭着“吞铁球”“吞宝剑”,以命换粮。现在临泉说起杂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都是“文艺工作者”,过去就是耍把式谋生,否则可能会饿死。有杂技艺人回忆那时的情况,“家里有13口人,住在3间茅草房里,每天两顿红薯稀饭,汤比饭多,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能听见肚子咕噜咕噜叫”,不出去怎么行!

今天临泉的杂技队已从“走四方”发展到“入殿堂”甚至“跨国门”,每年大致有2.5万临泉人在全国各地演出,主要是在景区驻场,演马戏。临泉杂技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少林塔沟武校上过央视春晚,很多表演的学员都是临泉的。

临泉很穷,但临泉人不认命,从肩挑背扛到板车、三轮车,再到改造农用车和厢式货车,有的区域睡人,有的睡动物,有的放道具音响和发电装置,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车上,“关上门是一家人,走出去是一个队”,最快只要10分钟准备时间就能摆开架势演出。酸甜苦辣,艰辛奋斗,涌现出耿庄、韩杨寨、彭寨、彭小庙、韦小庄等一批杂技专业村,韦寨镇的韦小庄自然村还被中国杂技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杂技专业村”。

走出去,是个天

靠杂技谋生毕竟是少数人。从80年代起,临泉人开启了一轮又一轮北上南下的外出打工潮。也有杂技人在外地演出,发现有更好的谋生手段,就离团单干。

有个杂技人在广州表演时发现街头很少卖馒头,而外地人多了,想吃馒头的也多了。他就留在广州做馒头,慢慢积累,隔几年就买套房。临泉宣传口的同志说:“前几年,他已有5套房子,养老也够了。”

临泉人外出打工,是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钻,而且以先带后,形成聚合。

一个方向是人少地多的新疆。八九十年代从临泉到新疆安家落户的有10万人以上。有亲历者介绍说,1992年前后新疆的政策是,青壮劳力去那里务农,一户给100亩耕地,三间房,5000块钱安置费。他们村就去了十几户。临泉迁往云南景洪的也有一两万人,去种西瓜。

更多人是到广州、东莞、温州、宁波、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打工,有的打着打着,摸清了规律,也有了一定积蓄,就自己创业。

在湖北特别是武汉,有2万多临泉人做香料生意,比如炒菜用的八角胡椒;

在北京、河北、天津、辽宁,洗浴行业的很多老板和搓背工,都是临泉人;

在宁波,不少临泉人从拾破烂发展到做再生资源利用。比如五金厂,临泉人负责打扫车间卫生,不要报酬,只要把地上剩的五金料给他们就行;

在天津,码头上开货运车的,临泉人很多;

在上海,从事牛肉进出口和零售的,大量是临泉人;

在杭州,做菜市场生意的,临泉人占相当比重。

我在临泉采访了外卖商户、外卖骑手、外卖管理者,以及开洗衣店的、做足道的、当房产经纪的,一共有十几人,大部分都有自己(或丈夫、妻子)在外打工的经历。基本都是在村里长大,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如同温州人在全世界闯荡,临泉人在全中国打工,做生意,有七八十万。乡土情结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一个镇的人往往集中在外地的某个产业圈里,形成乡土化产业集聚。他们也是日后临泉自身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发展本地工业的顿挫

回到临泉自身的发展。

“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年代,中国很重视沿海发展,城市发展,而临泉这样以农为主的地方好像没有感受到多少改革开放气息,几十年城市变化很慢,乡村十年八年没变,在90年代外出打工高峰期,不少村‘十室九空’,成了386199村,就是妇女、儿童、老人(99意味着重阳)留守。村里靠路边还有些新房子,里面都空心了。”

听了介绍,我问:“难道就不能发展一些本地产业吗?”

情况是,临泉也发展过地方工业,最主要的是皮制品和脱水蔬菜,但因为污染严重,在不断的环保整顿中,大部分都关闭了。

临泉是安徽的养牛和养羊大县,皮革资源丰富。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几个镇从贩卖皮张发展到建厂制革,几乎家家户户搞皮革。大量小制革作坊工艺落后,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当时发展最快的镇就是污染最重的镇,地下水40米都不能饮用。有的河流1992年还很清澈,1996年就成了黑河。

从90年代末到2004年、2005年,这些皮革厂基本被关停,很多皮贩子和制革老板迁往外地,现在海宁、桐乡皮革城里就有一些临泉人。直到若干年后,政府通过投资修建治污设施,集中生产,统一治污,先解决废水问题,皮革业才又有所恢复。

脱水蔬菜是临泉的传统行业。和皮革业的情况类似,也是小规模家庭作坊为主,生产工艺落后,高耗能高污染,有些属于非法生产。每年夏季,一些蒜片加工厂生产的下脚料随处堆放,因长时间高温发酵,气味刺鼻,周围一片骂声。脱水蔬菜有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如俄罗斯),但要保证不污染,必须在环保设备上高投入。在2004、2005年,投资一套完整环保设备要400万元。而当时临泉县城的房价不过是4万元。企业根本投不起。

2008、2009年,临泉县总计关闭了两三百家工艺差、没有治污设施的脱水蔬菜企业。不少在临泉干不下去的转往全国,据说在各地做脱水蔬菜的企业一半多都和临泉有关。

对皮革产业和脱水蔬菜产业的整顿,不仅让被关闭、赶走的企业心生怨气,不少企业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再回临泉投资,也使本地GDP增长受阻。最近这几年,皮革产业和脱水蔬菜在保证环保的前提下有所发展,企业也上了规模,但再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了。

在临泉,说到本地工业,众口一词的支柱企业有两家,一家是前身为临泉化肥厂的安徽晋煤中能化工公司,2003年改制为民企,2007年与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合资合作,是中国氮肥生产20强;另一家是安徽文王酿酒公司,是中国白酒百强,2012年被联想控股旗下的丰联集团全资收购。

临泉也曾有过一次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类似的做市场的机会,发挥皮革等小商品优势和腹地人口众多的优势,但上面最终没有选择临泉。

“有很长时间,真的觉得临泉临的不是泉,是一潭死水。我们也想经济发展,有的村镇饥不择食,连假烟也生产过,说就算黑猫,地下产业,能赚到钱也行。也知道不对,可是在内陆封闭地区,确实没有像样机会。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没有道德可言。”

这就是2010年之前的临泉。

一位任职20个月的县委书记

“那些年,临泉和整个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好像切断了。2010年临泉常住人口154万,这么大一个县,交通差,和外界不流通,就算有产业,也很难走出去。临泉的政治生态也很糟糕,如果你没有什么关系,什么都干不了。2009年4月来了一个新书记,提出县城要往南拓,有了新发展思路,可他只干了一年多,临泉又沉下去,直到2014年新任领导为临泉争取到了高铁站点,这才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介绍者没有披露其姓名的2009年时的县委书记,经我查询叫朱爱民。他到临泉任职前,当地刚刚发生了原县委书记、原政法委书记的贪腐窝案,原县委书记的54个请托人中,绝大部分是党政机关干部,吏治之不堪可见一斑。

朱爱民说:“临泉虽然落后,但落后也是一种资源。最为落后时,往往是契机的开始。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怕甘于落后。”

他在临泉工作了20个月,主抓了开通公交车、治理吃空饷、公开选聘干部、干部述职电视直播、工业园区整顿及举办杂技节等工作。因临泉靠近河南的“几不管”地带的涉毒问题长期存在,为表达禁毒决心,他戒了长期的抽烟习惯。

不过2010年,朱爱民之前任职的安徽和县发生了县政府违法批、占土地案,牵扯到他过去的一些决定,导致当年12月他不再担任县委书记,后被安排到阜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任职,2015年辞职下海,加入天邦股份,成了一名“养猪人”。

去年,临泉引进了天邦股份的500万头生猪屠宰及深加工项目,项目总占地约360亩,总投资30多亿元。这个项目就是朱爱民推动的。

“猪永远是猪,人有时不是人。”据说是朱爱民说过的话。不知他当初是针对何种现象所发的感慨,应该是缺乏“人和”的时候吧。

交通大变样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014年,这年9月,邓真晓被认命为临泉县委书记。他是从合肥市庐阳区,即安徽省的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区的区长任上调到临泉的,先过渡了一段副书记、代县长。他在临泉干了7年,于2021年3月调任地级市的亳州市,现任市长。

在临泉有一种说法,邓书记来的时候,省里原来的考虑是干两三年,但赶上2018年到2020年的三年脱贫攻坚战,“不脱贫党政主职不能调动”,他就在临泉扎根了更长时间。

邓真晓在2014年抓了一件对临泉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千方百计做工作,让郑阜高铁(郑州到阜阳,之后阜阳到合肥段与商合高铁并线)在临泉建了一个站,该铁路于2015年12月24日开工建设,2019年12月29日通车,把中原和江淮、长三角紧密连在了一起。

有人说,即使这一年他就干了这一件事,也值得大书。

“郑阜高铁,有人也叫郑合杭高铁,一开始传出来的三个规划版本没有一个经过临泉,最好的一个是在临泉和界首之间设立界首南站,离两边都是14公里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但和临泉无关,既无临泉站也不经临泉地界。邓书记当时还是县长,一门心思想着要在中国的高铁上标注出临泉的名字,到处跑,到处求,2014年9月底就守在天津的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外边,说‘什么时候设计出来,我什么时候走’,最后,铁道部有关部门批示‘请酌情考虑临泉230万人民的需求’,他拿着这个批示再找设计院,最后的设计是高铁从界首南站再往南,拐一个弯到临泉,设临泉站,在临泉地界有十几公里。虽然临泉为此付出了拆迁等代价,但终于不再是被高铁遗忘的角落了。”

在2014年之前,临泉每年修路30公里左右,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要三四个小时。2014年底的数字是,全县有国道6.9公里、省道152.3公里、县道275.7公里、乡道327.8公里、村道1180.8公里,每万人公路数8.45公里,全省平均数则为28.67公里。更糟的是,公路损坏率在80%以上,路路带病工作,处处坑坑洼洼,有人说临泉是“外无出路,内无道路,招商无望,引资无方”。

2014年临泉提出“打通主动脉、畅通微循环、消除断头路”,2015-2017年新修和改建公路2700公里,整个“十三五”期间国省干道、县乡村道修了近4000公里。过去临泉的货物外运,最主要的是连接阜阳市区的省道102线,运输费用高,压力大,道路易损坏。除新修公路外,2016年临泉疏浚了泉河航道,提升了杨桥船闸,建设了泉河码头,实现了500吨级船通航,使农副产品及工业产品可以从沙颍河进入淮河,流向全国市场。

短短几年间,临泉晴天泥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彻底改变,一举完成从半封闭到处处畅通,从没有半寸铁路到进入高铁时代,从水运停滞不前到航道全面疏浚的大变革。现在临泉2/3的行政村,城乡公交可以直达,原来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现在花7块钱坐50分钟公交车就可到达。

修了这么多路,钱从哪里来?

首先是省道调整为国道的100多公里,国家出钱。

其次是县乡村道调整为省道的,省里出钱。

再次是县里在交通方面一个口子统筹。整合交通、发改、扶贫、农委、国土及财政等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还通过临泉县交通建设投资公司进行融资,如发行公司债等。

把临泉交通变化放在更大视角看,其实是整个国家对相对落后地区的重视、资金投入、扶持力度大大增加。邓真晓说,临泉用了3年修了过去20多年应该修的路。20多年没变化,主要原因是缺少投入的条件。

当然,地方主官的能动性、创造性也很重要。从省里往县里派得力干部,有助于更好地获取资源,争取各种支持。这也要以从上到下更加重视农村为前提。

“把合肥最好的区的区长派到人均收入最低的县,这种支持太重要了,只有这些年才会发生。”不止一位临泉人说。

2014年9月,临泉与邓真晓曾经工作过的合肥市庐阳区合作共建“临庐现代产业园”,2016年与临泉经开区融合发展后,工业的作用日益凸显。最近5年来,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30%以上。

交通何以解千愁?

要想富,先修路。路从少变多,从疏变密,从短变长,有助于发展经济。这道理当然知道。但通过在临泉调研,我对交通的重要性有了更多理解。

2015年之前农村有不少耕地“抛荒”,偏远的地方是没人种田的,租也租不出去,有的不要钱给人家种,人家也不种。因为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场雨下来,很难进到地里收,收了也很难拉出来,拉出来也很难运走。

2016年起,在路况改进、行政村“村村通”的同时,“抛荒”迅速减少,临泉涌现出不少集约经营的“租地户”和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加快,因为生产出的农产品很容易运出去。现在临泉再偏远的土地都有人租,至少都有一条硬化路通到地头,标准不一定很高,但起码不会再让老百姓“掂着皮鞋穿胶鞋”了。过去各村建自己的路,有的不衔接,2018年到2019年经过努力,基本消除了“断头路”,道路全部连通,同时增修了到地头的生产道路。

当道路可以延伸到县域的角角落落,对平安建设也有很大帮助。过去,在两省交界的村镇,执法很难,有的犯罪分子会猖狂到跳到河对岸,说“有本事你过来”。就算你过去,你是县里的公安,如果不是镇里人带着你,也很难找到村,村口到户,路都走不过去,没有村干部根本找不到。现在,路都通好了,你不声不响可以到他家门口。再加上2018年建立了“天网”“地网”,管理细化,让农村的平安建设有了长足进步。

2017、2018年,垃圾回收覆盖了临泉全部行政村。所有村都有垃圾回收人员和垃圾桶。如果没有村里巷道的基本全覆盖,垃圾回收和运输也很难做到。

路的通畅对于提升农村精神风貌也有很大帮助。

“现在农村有三大问题:地边墙角的争执,婆媳关系,以及养老。路通好后,地都租给人家种了,地有多少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冲突了。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主要靠国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临泉参保人数有198万多。婆媳关系问题,现在村子里只要地面硬化,都有‘文化广场’,哪怕条件再简陋的文化广场,晚上都有广场舞,老人说:‘我有那个吵架的闲工夫,还不如多跳跳舞,和姐妹们在一起嘻嘻哈哈,心情好才是灵丹妙药。’”

临泉县多个村都办乡村春晚,村民自演,一般有十几个节目,从下午2点到5点。2019年共办了65场。去年受疫情影响,办了28场。通过网上直播(也就是2000块钱的成本),外出打工人员也能看,观众最多的一个村的春晚有23万人在线看过。一进入腊月,农村就开始准备,跳,唱,舞,演。矛盾和上访也少多了。

交通大变样推动了城镇化。最近五六年,临泉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8平方公里扩大到49平方公里,每年有1万多劳动力回流。不只城区在发展,几个人口最多的乡镇也有人口回流,有些发展的像小县城一样了。

城镇面貌变化太大,以至于有些临泉人在外地一两年后再回来,竟然不认路,找不到家。我采访的一位回来当骑手的,就在县城跑,第一个月一直用导航,因为有太多陌生的商业体和小区了。

在脱贫攻坚中,临泉大力发展乡村工业,但为了防止碎片化和污染,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一个镇集中在两三个村搞工业,建小工业区,以加强统一,规范管理。二是村工厂主要是涉农类加工业或手工编织,无污染,以计件为主,为村民提供灵活的增收机会。

以临泉县浪鲨克工贸公司为例,创办人王希友是长官镇本地人,曾在广东一泳衣加工企业打工,2011年返乡创业,生产泳衣出口,一开始只在县城有工厂,后来交通改善,加上县里支持到村里搞扶贫车间,他就在村里先后建了6个分厂。他现在一年的销售额过亿。

路好之后,各个镇村的特色农产品也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县里打造“百村百品”,有的镇村是无公害西洋南瓜,有的是无公害西瓜,有的是芝麻油,有的是山羊肉,有的是肉鹅,有的是薄荷,有的是中药材,有的是食用菌,有的是荷花,等等。

临泉还在打造“中原人的旅游目的地”,有以封神榜的故事为背景的“魔幻之都”,有以格林童话为主题的格林童话世界。临泉魔幻动物园有200多种5000多只动物,2018年开园,当年五一节在携程网的华东旅游地热门排名中排第四。临泉周围100公里范围内,人口超过千万,旅游潜力很大。

城区面积扩大,城镇化提高,外来劳动力回流,为商业、教育、医疗等提供了强需求。“十三五”期间临泉累计投入基础建设资金30.63亿元,新建、改扩建校舍面积103万平方米,新增教育用地4922亩。

我在临泉二中门口问一位高一同学,高一有近50个班,每个班55个人,旁边有人说:“如果要是敞开收,80个班也可以。”临泉的县人民医院也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实现了合建。这里是全国县一级医院中做卒中手术最多的。月收入一两万的医生并不鲜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力求从对外输出简单劳动力,发展为输出有一定技能的专业劳动力,从人力大县到人力强县,以培训撑未来。临泉的皖北经济技术学校投资4.7亿,一期占地300余亩,每年培训约1.5万人次。比如培训中年妇女做月嫂、养老护理、病人护理、按摩师,培训中年男性做电子、汽修、建筑、装修,还有培训电商、糕点等等。来授课的一部分老师也是从实践中来,如插花培训就找插花店老板。有的企业干脆到技术学校定制培训。

“有培训和没有培训,到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完全不一样。不培训,给人的印象就是干体力活,很低端,培训了就有些技术含量,有的还有白领气息呢。”

由于城镇化提升和人口增加,临泉城区的房地产项目很多,我去看了当代城(近3000套)、金科城(2000套)、华安城(有8个项目)、碧桂园(有4个项目)等项目,基本都卖光了。毛胚房,房价在6000～7000元/平水平,当代城也有8000多元/平的。购房主力是老师、医生、公务员、回流创业者等。万达广场、爱琴海购物公园都在加紧建设中。几块钱一杯的蜜雪冰城开了6家,十几块钱一杯的沪上阿姨也有。

走向富裕的循环

临泉作为中国第一户籍人口大县,刚刚脱贫不久,2020年全县GDP为394.6亿元,财政收入为30.1亿元,财政支出为92.7亿元,经济和财政的实力还不强,还要国家“输血”。临泉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3.0:24.2:52.8,第二产业占比还比较低。

不过,临泉的进步是明显的,近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在安徽县域经济中的排位在快速上升,2020年GDP在全省县域经济中排14位,比2015年前进20个位次。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富民强县、安居乐业”的梦想正在扎扎实实推进。

临泉不是中国的富裕样本,但它是中国欠发达内陆农业大县走向富裕的缩影。还在致富路上,但很有信心。

在临泉的调研给我的主要启示是:

1、改革开放,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中国走向富裕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不行。

2、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另一部分地区感受到阳光雨露偏少,变化较慢,这些地方的心有不甘、穷而思变的人们选择走出去,到那些先富起来的地方,到更多机会的地方,加入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地方通过他们的流动的人民,也加入到走向富裕的进程中。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大学校里获得了不限于物质财富的收获,也为家乡的发展储备了资本。

3、最近若干年,国家政策明显注重了协调和共享,对相对落后的地方给予了力度远超以前的支持,这是这些地区快速改变面貌的基本前提。国家政策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一部分发展成果,通过国家财政转移给了相对落后的地区。就临泉个案来说,临泉人外出打工,为发达地区做了贡献,现在发达地区又通过国家财政,部分地回馈给了临泉。

4、在相对落后地方的崛起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确实有政策因素,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主官的因素,但更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通过改善环境、发育有特点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发育市场、让更多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结果,是发育更充分和更高水平的城市化的结果。本质上,靠的是人力资本发育,是奋斗出来的,是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奋斗出来的。环境的持续改善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提高,这是硬道理。

5、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但要看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不是扶出来的,不是等靠要出来的,不是指望别人发善心捐出来的。这都不是长久之计。一定是内生、内源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结合体。我尊重临泉人,相信他们会有更好的未来,是因为他们是奋斗者,骨子里有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能活,而且活好,回来创业也能找出一条新路来。

6、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面貌明显改观,但人们会有新的压力感,如房价、子女教育、收入不稳定,等等。今天一个月挣大几千块钱的骑手,年入十几万的外卖商户,和他们最初打工时挣几百块、一两千块钱相比,收入多了不少,但压力感依然如影随形。生活更好了,钱更多了,房子更大了,压力并没有少。我在临泉真实地体会到了打工者、创业者内心的坚强、坚持和焦虑。回来一边当骑手,一边顾家,天天见的着孩子,将来有一天孩子考上大学了,还出去吗?或者收入不达预期,还要不要又出去,和家人别离?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可能还在于本地的发展。

在临泉,我看到了一种循环,人力资源流出去,有些又流回来;还会流出去,也还会流回来。后富的人去先富的地方贡献自己,慢慢地,先富帮后富,这就是循环。这中间有产业转移,也有基于当地禀赋的直接的创新创造;有一二线城市品牌的下沉,也有当地特色产品的上行,这也是循环;此外,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地方医院的连接,也是循环。

伴随经济发展,临泉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可能在于:

一是以更大的城区面积为中心,因为规模才能带来更专业的分工,更充分的发展,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是以强镇为辅助,强镇的标准就是经济和人口都比较强;

三是在村一级进行结构调整,土地的连片集约经营程度加大加强,如此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

而在城、镇、村之间,也存在循环流动,鉴于交通极为便捷,可能出现分时分地居住的混合方式,如周中在城,周末回乡。这也是循环,虽然村里平时人少了,但周末、节庆又会多起来。

所以我的调研结论是——

让资源流动起来,循环起来,让建设性的创造力和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力量引领资源配置,让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起到更多带动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

中国走向共同富裕,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但是,是充满希望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