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富士康对员工管理粗暴,“连骗带吓”让员工“被自愿”加班

一晚加工三千iPhone5后盖

“卧底”富士康十日记①

从去年,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在他的老家山西晋城投资设厂,把这个城区人口只有20万的小城纳入了和郑州、洛阳共同组成的“金匠中原”计划。当地媒体称:“富士康改变晋城”。事实上,富士康这个用工“巨无霸”近些年在内陆省份的纵深发展,改变的远不只是晋城,还有数十万人的职业选择,甚至是全国一定范围内的劳工流动格局。作为当前劳工主力的90后农村青年,他们与父辈一代的劳工有何不同?同时,两年前的 “连续跳楼事件”渐渐平息后,富士康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它的员工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为调查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期以普工应聘者的身份前往晋城富士康,而此时,该厂区正实行“金匠计划”,应聘者都要先到太原富士康工作3-6个月,获取一定经验后再返回晋城工作。于是,本报记者在太原富士康“卧底”近10天,近距离观察了年轻劳工群体们的思维和行动,以及富士康厂区的林林总总。

晚报特派记者王煜山西太原、晋城摄影报道

(为保护当事人,本系列报道中所涉人名为化名)

第1天 应聘

“身体好,有身份证就能进”

到晋城之前,我通过“晋城富士康网站”提供的电话联系了招聘主管张经理,他打包票说 “只要你身体没问题,带着身份证来就能进”。

早上8点,我来到位于晋城东郊经济开发区的富士康园区。刚下车,一个穿保安制服的年轻小伙子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去应聘的。他自称是富士康内部的保安,可以带我直接走“正规途径”;而他的好处是“介绍一个人过去能赚一两百”。我没有理会他。

张经理现身后,帮我领到了招聘报名表。填好表后笔试开始,试卷是一张A4纸,正面是30道心理测试,要求按自己最近一个月的感受对每条陈述从“很同意”到“很不同意”的5个选项中勾选,如 “我最近总觉得精神恍惚”。反面是十来道笔试题,涵盖语文数学英语,难度只有小学水平。

20分钟后收卷,招聘人员现场阅卷,不断对应聘者皱眉头:“你怎么连26个英文字母也没写全? ”“数学题是不会做还是没时间? ”虽然责难颇多,但还是都让他们通过了。轮到我时,他看我填满了所有的空格,只瞟了一眼就说“行了,去下一步。”录入身份证资料、做基本的形体检查、两个考官的面试,体检,一一通过。

下午三点,我们这批“金匠专案”的36人乘上了去太原的大巴。

第2天 签约

“工作没有任何职业伤害”

在太原厂区的食堂吃第一顿早餐时,坐对面的一个富士康员工突然狠狠地摔下筷子,把我们吓了一跳:“X!这饭真XX难吃!想让我晚上再上班,做梦! ’那人接着和身旁的人讨论,说应该把车间里的扳手藏起来,偷走。“真不想干了!走的时候我要把床板弄坏!”——我终于知道自己的床板上为啥有个很大的洞了。

床板洞是小事,铺上褥子照睡不误;但昨晚走进员工宿舍,真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整栋楼散发着垃圾的腐臭、汗腥和泡面味混合成的浓烈怪味,筒子楼每间宿舍门口堆满了扔出来的垃圾。宿舍里是十人的上下铺,地面一片狼藉,打开衣柜,里面窜出一大群蟑螂。公司发的人手一套的床品,从仓库里搬出来时就沾满了灰,枕芯硬邦邦的,不住地掉渣子。

饭吃好了后就在食堂签约,一共发下了五张表单和一张合同:有关保密的协议有两份,强调了不得泄露技术、销售、人事、统计四方面的机密。劳动合同上,回避了关于加班时间的具体约定;并且,在工人“可能产生接触职业危害”的条款里,工作人员让我们一律勾选了“无”。但是,备选项里的“噪音”、“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难道在实际工作中真的遇不到吗?

第3-6天 培训

“你们要做的就是服从”

签约后的头天,在某间礼堂里做了集团层面的入职培训,讲述了富士康集团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规章制度、安全须知。最为强调的一点是“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发下的员工须知里,奖励的条款只有13项,而处分条款多达70条。讲师的一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可能有时对你们不是那么亲切,但你们要知道,那都是为你们好。 ”

在培训的讲课中和课间播放的职场指南视频里,富士康的工作人员并不回避“跳楼”这个话题,他们间或着会拿此举例,只是都轻轻带过。而我宿舍的某几名工友在卧谈时抱怨公司对他们不好,甚至还说“看来还需要来几次跳楼”。我留意到,园区内所有建筑一楼以上的窗框都已被安上了防护网。

第7天 休息

工厂园区就像大学城

培训结束后我们迅速被安排上班,而且是夜班,这样在上班前我们就能先休息一个白天。但是,前几日在操场的日晒风吹,让我发烧头痛,今天只能睡一天。昨天傍晚去厂区的医院,只有一个全科医生在值班,同时应对四五个病人有些匆忙。而药房的护士说话冷若冰霜,当我咨询如何报销药费时,她没好气地说了句:“去问你们老大! ”

这几天我已经大致把这个约6平方公里的园区走遍。如果把厂房换成教学楼,那么富士康园区就很像一个大学,宿舍、食堂、浴室、操场、健身中心、医院、邮局、图书馆、商业街……一应俱全。而且许多设施都是免费使用,虽然质量有不过关的地方:比如娱乐中心的游戏机能运行的不到三分之一,所谓电影院只是放着投影的会议室。有意思的是,园区里买不到任何酒,也找不到卖晒衣杆和凳子的地方。

周末舞会很值得一提。每周六日晚上,在操场对面的广场,富士康员工自行组织的街舞社团都会召开露天舞会,街舞、慢摇、国标,所有会跳不会跳的年轻人或围观或参加,和着音乐从傍晚一直high到午夜。主持人说:“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但不能在车间里在街上喊,别人会以为我们是神经病。但在这里,你可以大喊大叫大跳,全身心地释放!”我宿舍的一个工友很喜欢这舞会,每次都要去跳到很晚回来。据说,他在舞会上还找到了女友。

第8-10天 上班

“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晚上7点半到了工厂门口,看到门口贴着“特级安保区”的警示牌。每个人任何一次进出车间都要经过电子门的安检,身上有金属的东西,比如皮带扣、耳环甚至拉链都不能通过。培训中多次提到,这是为了严防产品泄密,若员工被发现携带手机、相机、MP3等存储设备出入车间,立即会被开除。赵飞告诉我,他的一个工友有次把手机数据线忘在口袋里带进车间,居然也遭开除。

我们这批新人,除安检外,还需要每个人都签字登记加上领导确认才能被放进去。走入车间,嗡嗡的机器轰鸣和刺鼻的塑料味立即涌了上来。课长和组长先来训话,强调纪律:“到了流水线上,线长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

组长从生产线上拿下一个物料给我们展示:“这就是还没上市的 i-Phone5手机后盖,你们能生产它,应该感到荣幸。”他说,我们所在的是“遮蔽课”,任务是把手机后盖的音量孔、USB接口等地方用贴纸和胶塞等材料遮盖起来,防止这些孔洞在下一道喷漆的工序中被污染。

线长让我们戴上口罩和手套,先在老员工身后观察学习。很快,新人陆续上了生产线。 11点,放我们去食堂吃了饭,一小时后开始后半夜的工作。我被分到“点油墨”,就是用油画笔在手机后盖的四个1毫米见方的接触点上涂上保护用的油墨。线长说:“不能多也不能少,要刚刚好盖住。 ”我连点了好几个,都被线长拿回来批评说没点好。

那些分到贴纸的工友也不好受,要把不到5毫米宽的贴纸从纸板上一条条揭下来,平整到位地贴到后盖侧面的4个指定位置。线长还在不停地喊着:“怎么贴得这么慢?! ”“哎呀!你又贴到外面去了! ”“我叫你这样拿料,照着做,能学会不?……”线长说,这种细致活儿,本来全是女工干的,最近员工辞职太多,只好让我们这群新人男工顶上。

平均每3秒钟,就有一个手机后盖从我身前的流水线上经过。我要做的是迅速拿下来,点好油墨,再放回去,如次循环反复。夜深了,我白天睡了觉,倒不怎么困,就是手和脖子非常酸疼,我只能趁着物料流动间隙的几秒间,用力地抓握几下双手,回旋肩关节。对面的好几个人都趴下了,线长还在不停催促:“快点快点!流水线不能停! ”一个说笑的人被课长发现了,被罚站十几分钟。

工作了两个小时,按规定应该休息10分钟,流水线却没有停下的迹象。 ”休息?不可能!干到7点吧! ”我左边的老员工说。我惊讶不已,我右边的人却对此一点反应也没有,手头没活时,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他点油墨点了两个多月了。再右边的按USB胶塞的分头男,困得不行了就猛捶头。

看来只有申请上厕所这一种方法能休息了。 3点半,我申请上厕所,过了快一小时线长才给了我10分钟时间,我出去活动了下筋骨,感觉好多了。到了5点,8小时工作已经满了,有人提出要下班,被线长严辞拒绝。

6点到7点的这一小时是最难熬的,又饿又累,困意也不断袭来,感觉过得特别慢。我恨不得前面慢点做,或者是皮带停下来再也不要开。按一分钟点5个计算,每晚10小时,我要处理3000个iPhone5的后盖。四条线,12个人,半天能出36000个,很恐怖。

最后我不知是怎么坚持着点到7点的,而张强他们连厕所也没去过,愣是在流水线上连续坐了7小时。下班后集合,线长嘶哑着嗓子跟我们再强调服从的纪律,还大喊:“你们谁还想5点就下班?来这里都是为了赚钱的,多加把油吧! ”我心想,如果不是线长压迫,谁会愿意为了这两小时不到27元的加班费天天如此?

第二天,我白天睡得不是很好,晚上过了12点之后就特别困,一闭眼就能睡着,物料和油画笔从手中掉到地上好几次。全技员(相当于副线长)居然还不时过来猛踢我们的凳子:“坐整齐!对准后面的斑马线! ”聊天是消困解乏唯一的办法,就连这个,也要被线长和全技员骂。到了最后一两个小时,看着连绵不绝流来的物料,我烦躁得受不了,有强烈地想把手中的物料扔出去的冲动。我重重地把做好的物料砸在流水线上,每砸一个,骂句粗口,以此来发泄。我身旁的工友也和我一样。

一个老员工告诉我,其实到了5点你要下班,就算线长不肯,你站起身就走,他根本不能把你怎样,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任务,按公司规定没有任何违纪。 “说不加班就记旷工,其实只是吓唬你的。 ”

我们这36人中有两人很幸运,他们分到了做QC(质量检验),每两小时休息10分钟,不用加班,一周还能双休。然而,像这样的岗位,在富士康少之又少。

“卧底”富士康十日记② 本报记者观察90后青年劳工群体的生存状态

现实:有时吃不起泡面 梦想:将来做生意致富

如果要问 “卧底”富士康留给记者最震撼的是什么,答案不是7小时的连续夜班工作有多累,也不是员工宿舍有多么脏乱,而是那一个个工友留下的鲜活记忆。他们中95%以上的人年龄在20岁左右,出身农村,为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梦想,走进了富士康这座 “围城”。记者写下他们中几个代表的故事,尝试以此展现这个群体的真实状态。

案例1 张强:后悔没有在上学时玩够

张强是我最早认识的工友。在晋城富士康的招聘面试时,他站在我左边。十几个应聘者在听面试官指挥做体格检查时,大都默默无言,只有这个梳着分头的小胖子嘟囔着:“还要检查这个? ”他随即和我攀谈起来,在听到我是“大专毕业”时,他咂了咂舌:“那你为啥不去报名做技术工?这附近就有专门的培训班,学几个月就行了。 ”当天下午坐车去太原时,我和他又坐在同一排,就这样熟悉起来。

张强今年20岁,晋城农村人,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了,他自称是被学校开除的,但从来不跟人说这处分的原因是什么。在辍学之后的五六年间,他走过许多地方,近的有郑州、洛阳,远至甘肃的天水,在省内的长治待了一年,而之前在太原也待过半年,并且正是在富士康园区所在的小店区。有了这些经历,他俨然是个“万事通”,碰到什么话题都能津津乐道,遇上啥事都能处之泰然,到太原后的次日,他还领着我们出了园区坐车去小店城区,钻进了他之前常去的一个网吧。

实际上,就算未曾如此东奔西走,他的能说会道也让人印象深刻。在富士康的每个或严肃或搞笑的片段,在他嘴里都能调侃一番。培训上讲安全生产,他对身旁的一个胖子说:“要是你不按规矩操作机器,那下班我们就有 ‘肉’吃了! ”工衣发下来后的第一次操场集合,他指着男女穿的不同颜色的衣服和站在前面喝斥不停的培训人员,念道:“左边红,右边黑,前边站着一傻X”。头天上班,一夜不停给手机壳贴纸后,他号称“手变猪爪了”。

油嘴滑舌,甚至时常因为懒得跑去食堂而一天只吃两顿;但在工作上,他一点也不含糊。上班时,他常常提前一小时就从宿舍出发,尽管走到工厂不过十分钟路程。第一天的10小时夜班干下来,不少人连声抱怨太累,甚至说要马上辞工,他对此撇撇嘴:“多干几天适应了不就好了? ”

名义上,张强还在“上学”。他在郑州读了个中专,但从头到尾只在学校待过一个月。 “明年就能拿毕业证了,这是交了七千块钱搞定的。要是再多交三千,就能拿大专毕业证,专业随我选,但我懒得交了,没意思。 ”

新人培训的最后一天,我和张强都倚在操场看台的扶栏上休息。他忽然主动问我:像现在这样不读书来工作,和去读大学相比,哪个更好?我说:各有各的好与不好。他说,他觉得他这几年挺好的,学到了不少本事,积累了很多经验;反倒是那些去读了高中、大专的同学,常常向他打听某地某行业的发展前景就业形势如何。 “或许将来他们找工作时,还得找我帮忙呢! ”他又跟我说,他们村子一个在天津读了重点本科的人,快三十了,回来之后连工作也找不到。

母亲曾问他不读书是否后悔。 “我是后悔,后悔没有在读书时玩痛快!出来打工后,偷懒就要饿肚子,没法玩儿了。 ”他打工的地点从不选晋城范围内,因为“离家近了有父母罩着,不独立”。

他其实想做一个面点师。之前一年半在西点屋里做面包的经验,已让他有足够的自信和期望:“再让我在店里待上一两年,出来不说能带徒弟,起码自己也能开个店子了。 ”他说,之前在西点屋,每天就工作半天,面包做够数了就回家,一个月也能拿一千五六。而在富士康,每天至少要做满8小时工,底薪也只有1550元。 “但爸妈觉得做面包没前途,要我来富士康。唉,都不想跟他们说了! ”

园区内的商业街上有家面包店,他经过时,不住探头张望。 “下次去问问看他们要不要人,要不直接在这里干老本行算了! ”他笑着,不知有几分玩笑,几分认真。

案例2 张力:什么都没意思

张力是张强的堂弟,比张强小两岁,今年刚成年。不过,就算他再小一点,富士康也会招他进来,“只要不低于16岁,就不是用童工了”。张力身高近1米8,身体结实没有赘肉,留着他这个年纪的男孩最常见的长碎发,稍稍带着染发留下的棕黄。他话很少,男孩们在一起闲扯时,张强说十句他也未必能说上一句,就算是开了口,也只是句简单的评论,几乎从不接过话题。张强常评价张力:“他就是个小孩子。 ”

张强能说这话,不仅因为他是张力的堂哥。尽管张力初一没读完也辍了学,但他近些年只在晋城范围内打工,从未走远;工作“干的都是力气活儿”,也没像堂哥那样学到一门手艺。这次来富士康,家里人也是想着能有张强照顾他。

我和张力分在同一间宿舍。宿舍里的人分给他东西吃,他总是默默地接过去,从不说一句“谢”,脸上也没有表情的变化。他喜欢到网上下载歌曲用手机放出来听,有一次他下到了一首从未听过的口水歌,用最大音量在各种地方连放了几十遍,“越听越有意思”。以致于在宿舍时,他完全忘记了还有前晚通宵上班的工友在酣睡,后者被吵醒后狠狠地骂了句娘,他才反应过来。

但他在运动上完胜张强。初来乍到没有篮球,他就在园区里的游戏中心里玩投篮游戏,能一口气连进七八个,突破好几关,玩到全身冒汗。健身中心的台球桌上也是他的天下,要不是我这个对手水平太差,他完全可以兴致盎然地打到关门为止。羽毛球、乒乓球、健身器械……富士康里能提供场地和和设备的运动项目都被他排上了体验的议程。

新人培训还没结束的一天晚上,我和他出园区去上网。看到路边店铺的手机广告,他说手头这部手机也该换了,半年多前砸过一次后就一直不怎么好使。他接着自曝,因为心情不好,从初中至今他已经摔坏过七八部手机了。 “当然了,大多是一两百块钱的山寨货,但也有一个1200多元的,当时也是狠狠地砸在地上,摔完了才心疼。 ”

我很惊讶,怎么也看不出他还有这么大的脾气。我说:“过几天你上班了要是心情不好,可千万别去砸机器,会出事的。 ”我是真的担心富士康枯燥重复的工作会让他再爆发。他却笑着说:“我平时其实很少生气的。对着机器,我不会发火,我会安静地坐在那里待上一天一动不动。 ”尽管后来我们都没有被分到操纵机器的流水线,但我看到他和张强一样,整晚静静地贴着贴纸,没有一句抱怨。

他说,半年多前砸手机是因为女朋友和他吵架,后来就分了。 “因为我对她太好了,把她宠坏了。 ”他如此总结失恋的原因。那个女孩和他同村同龄,正在县上读高二,明年要高考了。他觉得,女孩子考上大学后就要飞走了,什么也不能确定;“再说现在没房没车谁跟你?不爱财只喜欢你人的女人太少了。 ”这是他认真谈的第二个女朋友,“其他那些都只是随便玩玩的”。而现在,他“暂时没心思想这些了”。

到了网吧,他打开某款跳舞游戏,他每次上网90%的时间就消耗在此。他随着节奏不时用力地敲打着空格键,发出声声脆响。敲击时他的表情木然,并总是抱怨键盘不好用。他的QQ签名是“到太原了,真没意思……”

“没意思。 ”培训时他觉得无聊,急盼上班;正式工作后,从流水线下来,这句话依然是他的口头禅。

案例3 李顺达:最困难的时候连泡面也吃不起

如果不是因为他和张强同宿舍,我几乎不会注意到李顺达这个人。他个头不到1米7,微胖,话比张力更少。一群人聚在一起嬉闹聊天时,他在一旁捧着手机埋头看玄幻小说;休息时,他不找人玩,也不去娱乐地点,只是一个人钻进网吧看小说或是打网络枪战游戏,一泡就是一整天。

顺达的外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戴着副黑框眼镜,在我们这36人中,戴眼镜的只有两三个。戴眼镜很可能意味着爱读书,或者说有读书的气质,但在这个群体中,太多人不读书,因而极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一点。李顺达喜欢的也不仅仅是玄幻小说,他对历史人物的传记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他听说我去逛过了富士康的图书馆后,说:“下次记得叫上我。 ”

他来自晋城下辖的一个县,今年21岁,读完了初中,但读到高一就没兴趣继续读了,“数理化什么的太难学了”。出来之后,他当过火锅店配菜员,在网吧也打过零工——那也许是他辍学之后最常去的地方,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泡在网吧里,一天只吃一顿饭。看到操场上富士康的保安在列队训练,他说,他也当过一小段时间的保安,还是在县城里的保安公司托了不少关系才找到的活儿。 “那时我还不到1米65,当保安别人都嫌太矮了。 ”

我问顺达:“如果你的理科好,或者有机会只学自己擅长的科目,还愿意继续读书吗? ”他摇了摇头,说没那个必要。他说,他已经在太原某大学报了个函授的行政管理专业成人高考,花上7000多元钱考试费,考过17门专业课加上语数外,最快两年半他就能拿到本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今年上半年他已经考过了4门,下半年估计富士康的工作很忙所以先不考了。 “都不用看书复习,只要把试卷填满了就能过。 ”他笑着说,“有了文凭也许将来能去考个公务员? ”

好几次在食堂吃饭,顺达都说觉得饭菜好吃,而且“怎么到了这里胃口就变大了呢? ”打菜时,他几乎从不去自选线,因为那里的东西就算是个炒白菜也要3元一份;而他选“标准线”,两荤一素只要4.5元。厂区内的超市常常在门口搞泡面促销,某次经过时,顺达问我:“那泡面很便宜吗?我最困难的时候,连包泡面都吃不起。 ”说这话的时候,他低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太原富士康离当地机场不到10公里,走在厂区里,常常仰头便见刚刚起飞的航班朝着碧空呼啸而去。一次去食堂的路上,顺达看着又一架飞机掠过天空,转头问我:从这里去北京,飞机票得多少钱?我说,最便宜的时候可能只要300多。 “那也不是特别贵啊! ”他感叹着。他离上次坐火车也有十多年了,那还是七八岁的时候,跟妈妈去晋城的一个县级市卖衣服。他说,飞机还是太快了,他喜欢看路边的风景,以后有机会要多坐坐火车,到处走走。

案例4 钱凯:两次到过上海 想做生意致富

头天上班解散之后,我干活用的口罩和手套没来得及扔在车间里,心想既然带出来了,干脆留个影吧。于是叫住钱凯帮忙,他很乐意地帮我拍了照,一看还有几分钟就能刷下班卡了,我俩索性在工厂门口聊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聊天。

钱凯也是晋城农村人,23岁的他已在外闯荡了七八年。一听我在上海待过,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曾到过上海两次,一次是十几岁的时候去的松江某电子厂,已经记不清楚了;另一次是三年之前在闵行的一处工地做电焊。他说,在上海第一次看到地铁时不认识,问旁边的人:“这火车怎么这么短呀,还五颜六色的。 ”

他说,他做电焊有五六年了,已经拿到了焊工证,凭这门技术一个月可以赚五六千块钱。而他的一个同龄人,当初是和他一起学电焊的,现在都到新加坡去干活儿了,一年能赚十几万,在晋城市区都买了房。家里人希望他以后就干这行,但他自己不想这样。 “这不是我喜欢干的事。 ”

他有将来做生意的想法,但还不确定,希望这几年能好好考虑考虑,最后安稳下来。有了做电焊赚的一些本钱,他今年初曾在晋城做太阳能热水器生意,但最后亏了一两万。亏钱的原因是,在他之前有人用极具诱惑的促销手段攻占了市场,但“他那些热水器都是劣质品,很快就会出问题的,那人卖完货就跑了。我要是学他,也能大捞一笔,但我想的是做长久踏实的生意。 ”

他说,来富士康是想学点东西,他觉得网络、电子产品是个不错的生意方向,但他之前从来没接触过,所以想进来看看。但到底能学到什么,他也不知道。 “一个这么大的厂子,总有他经营的门道吧。 ”他随后马上跟我问了几个网络的基础知识,我一一解答,他感叹“收获很大”。

一次在食堂吃饭,他很认真的跟我说:“我现在不清楚自己的性格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跟急躁的人在一起就会很急,跟沉稳的人相处又会变得缓慢,找不到自己个性的发展方向。 ”他还跟我说,从今年年初以来他整个人处于“迷雾”之中,生意、感情都不顺。 “你能理解我说的这种‘迷雾’吗?真的是很绝望,看不清将来的方向。直到这次来富士康前不久才稍微好一点。 ”

钱凯告诉我,从小许多人都愿意帮他,他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直到近些年有位比他年长的人说,因为人们觉得“和他在一起没有压力”。 “也许真的是这样吧。我很希望在富士康也能遇到诚心相待,愿意互相帮助的朋友。 ”他说。

案例5 赵飞:再来富士康绝对不当工人

在富士康的宿舍里,赵飞睡在我的下铺。这个21岁的大学生是河南人,在郑州某大专读经管专业,开学就大三了。本来是去富士康郑州厂打暑期工,结果被派到晋城,又被转到太原。

他这个月上夜班,因此开始几天我们和他在宿舍的出现时间是错开的,每次听到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累死了”。从每天几分钟的零碎交谈中,我知道了他的遭遇:他的工作是操纵机器铸造iPhone5的手机后盖,整夜只能站着。他说他这条流水线本来是要配17个人的,结果最近走掉了许多,每天只有七八个人去上班,但生产任务一点也没减少,每夜还是要产5600个,压力非常大。 “冷却剂的味道非常刺鼻刺嗓子,但本来应该每天发的口罩最近竟然一周只发一次,真是受不了了! ”

他很想早点走,因为夜班实在太累,而夜班补贴每月只有可怜的100多元。但毕竟打暑期工就是要赚足生活费,而且还有好几个同学一起来的,不能丢下他们走了。 “跟我一起进来的,现在留下来的几乎都是暑期工。 ”每个月加班80小时,他能拿到2600元左右的月薪。赵飞说,如果是大专毕业,不用加班底薪就有3000多。 “那你明年毕业了会考虑来这里吗? ”“不来!实在太累了工资太低!就算真的要来,也要去做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绝对不做工人。 ”

我很早就想和他聊聊,因为他的床上放着宿舍里唯一的一本书:《乔布斯传》。他说,这本书是跟同学借的,还没看完。他赞同乔布斯的创新精神:“虽然他的手机卖得那么贵,可他就是做到了别人没有的品质。乔布斯是个神奇的人。 ”不过,他又说:“乔布斯是我们学习不了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没法强求。 ”

谈到每天从自己手上生产出来的iPhone,他列举了许多优点,还说那些拿到了最新的第5代产品试用机的人,有多么的牛。 “看来你挺喜欢苹果手机的?”我问。他笑了:“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用手机只要耐用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他给我看了看他正在用的手机,是某著名国产家电厂商制造的。 “用了5年了,还没出过大问题,挺好的。 ”

他去年暑假曾去烟台的富士康打工,在他的记忆里,那里的条件“比太原好得多”,宿舍干净整洁,生活设施完好;而这里,每个宿舍都脏得像垃圾堆,蟑螂乱爬;每个公共洗漱间的水池下水管几乎没有完好的。 “烟台厂区外不远就是大海,那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下了夜班后,去海边看日出,真美。 ”

镜头

“败家”情侣:工作一天就想走 “鹰派愤青”:国家大事绕心头

陈国亮和何美婷是一对小情侣,这只要是眼睛能看得见的人都明白,因为两人连着穿了好几天的显眼情侣装;让人不明白的是,两人在培训还没结束时就还了工衣号称要走。 “莫非是来太原三日游的? ”张强如此评说。

张力跟陈国亮玩得比较熟,他告诉我,第一堂培训课上,陈国亮和何美婷坐在下面搂搂抱抱叽叽喳喳,被培训工作人员训了。结果何美婷闹脾气,说要马上走,陈国亮就听了她的。工衣还了,连回晋城的火车票都买好了,但不知怎么最后两人没走。头天晚班的半夜,我走出车间休息时,正碰见这两人站在车间门口说话,说了一阵之后径直走了出去。张力告诉我,他们那天出了车间就没回来,是嫌工作太累,直接旷掉了后面几个小时的工。

归还工衣的时候,小情侣的穿着完全是都市青年潮人的扮相,色彩明丽,在一片纯色工衣的海洋中显得分外炫目。张力说,他们来太原的三天内就花了700多元钱。和陈国亮也比较熟悉的钱凯说,陈国亮家里是做美容美发的,家境不至于要来富士康卖苦力。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起跑出来玩的。 ”上了几天夜班之后,尽管有许多人都嚷嚷着要辞工,但晋城来的“金匠”们都认为,第一个真正跑掉的,就会是这对情侣。

来到太原的“金匠”里,有“柔情”也有铁血。女人和政治是男人聊天永恒的话题,这群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们也是一样。新人培训的某天,小伙子们在操场的看台上闲聊了起来,点评完36人中仅有的10个女生后,“牙膏哥”开始把话题转向时局。这位仁兄得了这个绰号,全因为我们的“班长”点名时把他名字三个字念错了两个,前俩字直接喊成了 “牙膏”。

“牙膏哥”说起黄岩岛、钓鱼岛,把涉事双方的形势一一分析,听得一群人连连点头称是。 “我觉得吧,就应该打一打;最起码把军舰开过去威慑一下,别让菲律宾和日本太嚣张! ”“牙膏哥”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小眼睛在细框眼镜后闪烁着光芒。言语间,近期天下的新闻大事,他尽皆知晓。原来,他常在网上看新闻,到了富士康后,上网的途径主要是手机。

电视也是工友们重要的信息来源。宿舍楼的电视房一直紧闭,因此入职了一段时间的工人们都喜欢去买厂区商业街卖的399元的“电视手机”,不走数据流量,直接能收十几个电视频道。某晚,我宿舍的工友们打开了手机的电视功能,看着央视放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专题。 “啥时打一仗?! ”他们纷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卧底”富士康十日记③ 企业以低廉工资换高额利润 “中国制造”难成“创造”

中国只能给别人造“苹果”?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乔布斯会餐时问他:为什么不在美国生产iPhone?乔布斯回答:这种工作绝不会出现在美国。苹果和富士康的高管们当然可以为此解释:只有在中国才能一天就召集3000名工人,一天的单厂生产量达几十万。

晚报特派记者 王煜 山西太原、晋城摄影报道

“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梦想

新人培训时,上“压力调适”这门课的讲师曾对员工们说:“我希望大家到富士康来不要只是为了赚钱。”而车间里的线长们却一遍遍地重复:“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的。”谁说的更贴近实际?

赚钱当然是进厂打工的重要目的,但我遇见的这群20岁上下,来自华北农村的青年们,确实不是只想着赚钱。他们有的怀着自己的职业愿望,期待将来能实现,进工厂只是父母之命;有的真的就是想来富士康学东西长见识的,尽管这理由看上去比较“狗血”;有的来赚钱是为了更顺利地完成学业,现在来这里是为了将来可以选择不来这里……富士康是他们在寻求生活目标过程中的一个跳板;如果愿意认真投入,如“独立小王国”般的园区也将成为砺炼他们品行的熔炉。

他们身上也有同龄人共存的一些缺陷,比如过于自我。但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的积极向上,虽然嘴上花样多一些但做事之吃苦耐劳绝不输父辈;虽然接受正规教育不多但对知识的渴望、对民族的热爱绝不低于那些在大学校园里的兄弟姐妹。他们不愿意也没办法再回到父辈耕耘的田园,他们要面对的许多情况、在思索的许多问题,其实和城市里的读书人已无二致,甚至还要更多更深。面对这样富有思索和行动能力的员工群体,富士康的管理者们必须认真思考,改变自身。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曾经撰文称,直接和90后劳工接触后,他为这个群体的素质和能力感到很震惊。他认为,就其社会定位而言,这些人并不仅仅是 “新生代农民工”,更主要的社会特质是“新生代产业工人”。这批年轻人是在市场化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是非公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中基本的构成和主体力量。他们的成长、发展和农民基本上没有联系。这是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特别是具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一代新人。

常凯提出,作为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逐步形成了作为一个阶级形成标志的集体意识和行动意识。他们明确主张要实现自己的劳动者的权利,并且他们知道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选择是积极的、向上的,他们处理劳资争议的方式也是理性的、节制的。“尽管他们还并不成熟,也缺乏经验,但这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新一代。他们也代表了中国工人的未来和希望。 ”

中国只能做“代工之王”?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乔布斯会餐时问他:为什么不在美国生产iPhone?乔布斯回答:这种工作绝不会出现在美国。

苹果和富士康的高管们当然可以为此解释:只有在中国才能一天就召集3000名工人,一天的单厂生产量达几十万。一位苹果高管曾介绍说,在某代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在最后变更了显示屏设计,迫使组装线重新调整。新显示屏在深夜时抵达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当时一位工头叫醒8000名员工生产。每位员工吃些点心喝些茶,半小时后就上生产线,将显示屏装入机器。过了4天,新的iPhone日产量就达10万台。 “这种速度和弹性是惊人的,在美国不可能做得到。 ”

但我更相信他们是为了节约成本,以极其低廉的工资换来高效的生产、巨额的利润。至于工人们的个人发展,绝不是乔布斯或者郭台铭考虑的事。卓别林的著名电影《摩登时代》里,上世纪30年代美国工人的工作就和机器一样,重复、重复、再重复。不幸的是,70多年后,这样的事在中国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大工厂里还在发生。

如果以前我们还能以 “劳工素质低”、“缓解就业难题”为劳动密集型工厂大规模扩展找到合理性,那么,面对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青年劳工,我们还有什么借口继续让他们只做机械性的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还有什么理由不创造机会让他们掌握核心的本领,让“中国制造”早日变成“中国创造”?

假如苹果真的把产品生产线搬回美国的某个港口城市,我想他们会投资数百万美元以实现自动化,不会让给iPhone后盖贴贴纸、点油墨的岗位出现。不要问富士康们是否有这样的财力,先想想,他们能有这样的魄力吗?

但愿有。

富士康应该缩减员工工作时间1/3

报告称富士康已改善中国工厂劳动条件 中国学者质疑报告独立性

美国非盈利机构 “公平劳工协会”(FairLaborAssociation,以下简称“FLA”)当地时间8月21日发布消息称,到2013年,苹果和富士康必须将数十万员工的工作时间缩短约三分之一,才符合中国相关法律的要求。该组织称,苹果和富士康已改善了位于中国的工厂的劳动条件,但未来的任务更为艰巨。

FLA发布的报告称,富士康在深圳、成都的3家工厂已经改善了劳工工作状况,例如休息时间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并指出富士康工厂改善完成情况早于此前的预期。在共360项需要整改的项目中,其中需要在今年5月31日前完成的195项已经全部达标,另有原定于明年7月1日前完成的165项中有89项也已提前完成。

这是FLA有关富士康的第二份报告。在一片对其供应链的指责声中,苹果在2012年1月加入了FLA,并邀请FLA调查富士康的工作状况。之后,FLA发布首份调查报告称富士康存在工作超时情况,违反劳动法规,并且还有健康和安全问题等,这是FLA迄今发起的对美国企业在境外活动的最大规模调查之一。

随后苹果和富士康表示愿意跟进配合。

苹果发言人史蒂夫·道林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缩短苹果所有供应链的工人加班时间方面,我们一直在取得稳步进展。我们对超过70万劳动大军实施的跟踪调查表明,97%符合我们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60小时的规定。 ”

而 FLA总裁兼 CEO奥莱特·冯-希尔登在接受采访时则说,“两家企业面对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缩短生产周期,以便工人可以在每周49小时内完成工作,而非现在的60小时。其他的挑战则是如何满足工人各方面的期望。 ”

对这份报告,一些行业观察家认为,鉴于其与多家企业会员的密切联系,FLA并非一家完全独立的机构,比如苹果本身就是FLA的会员。长期跟踪富士康劳工状况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也认为,相比一些长期为富士康服务的NGO和观察者们的调查,FLA是受苹果委托,独立性不能完全保证。虽然在第一份报告中的确发现了一些问题,但调查方式值得讨论,他认为,可以说FLA是在富士康的安排和引导下做了上述调查。

2010年,在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后,全球各地掀起了抗议苹果的浪潮,批评苹果没有向工人提供理想的工作环境,而他们的巨额利润完全是在剥削大陆工人的基础上实现的。

苹果目前是全球最具价值的企业,而富士康则是全球最大代工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