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逝世160周年,三位学者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魅力不减

来源：互联网 2024-04-18 13:47:12

上周末,好友夏塞里奥为托克维尔画的那幅经典肖像,被印成3张大幅海报、25份“会议秩序册”的封面,出现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托克维尔——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学术讨论会现场。

自1859年春天托克维尔去世,已近160年过去了,他的作品依然在引发一轮又一轮的阅读和讨论高潮,包括在遥远的中国。托克维尔在今日中国的阅读意义,是讨论会上全国各地学者提及最多的话题。“因为他讨论的是文明和社会的剧烈转型,而从历史上看,这一转型在中国仍在进行中,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说,正是由于对时代转型的关切,使得“预言家”托克维尔的许多论断,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观照意义。

法国著名漫画家奥诺雷·杜米埃笔下的托克维尔,当时他刚刚就任法国外交部长

在中国,托克维尔知名度最高的著作是《旧制度与大革命》。1992年,它就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进入中国。而早在1988年,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托克维尔的另一部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但当时两书的整体印量都不大。此次学术会议的召集者和组织者、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任军锋回忆,彼时,中国学术界对托克维尔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法国史、美国政治以及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著作也更多只是作为辅助文献被引用。

进入21世纪,更多的托克维尔著作相继有了中译本,包括《托克维尔回忆录》《美国游记》《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等,但对他的整体研究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012年底,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在中纪委座谈会上向与会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真正成为热点。光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2017年就已加印了12次。

“托克维尔理论的穿透力和惊人的历史洞见,完全配得上我们围绕他的思想教诲做一场专题研讨。”任军锋说,托克维尔出身于显赫的贵族家庭,深刻冷峻,却不失温良,面对传统秩序的崩溃,他不沉溺于怀旧;当新秩序遇到种种困境,又懂得适时迁就妥协。这种品质,正是托克维尔直到今天依然魅力不减的原因所在。

对话:旧制度的悲剧也是大革命的悲剧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崇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盛嘉,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自觉摆脱传统心态的贵族

第一财经:托克维尔已经逝世近160年了,为何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注他的思想?今天重读他的著作意义何在?

李宏图:伟大的思想家涉及的面往往很宽广,而且很深刻,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思想资源。今天,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执政,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民主制的危机,以及每一个个体的原子化、社会财产权的安排等等,都能在托克维尔那里找到思想资源。而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身份也都会发生变化。

具体到托克维尔,如果把他的思想资源集中在“革命”或者“美国的民主”,那显然是把他狭隘化了。他研究的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如何从不平等的贵族制到一个平等、民主的制度转化的过程,这是一次剧烈的社会转型,是一次权利体系的变革。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而且社会转型也没有终点,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某种转型。

所以,冷战结束后曾涌起一股“托克维尔热”,因为当时,世界进一步走向现代民主体制,当大转型来临时人们就会返回到托克维尔那里寻找资源。具体到中国来说,从赤贫的平等到现在财产上的贫富极大悬殊,我们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还要继续下去。

崇明:托克维尔最主要的贡献,是在民主兴起时对民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他的时代到今天,整个世界一直处于民主发展的潮流之中。其中,西方民主发展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民主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对其他正在进行民主转型或者将会走向民主的国家而言,托克维尔的分析也很有意义。这两个方面都让托克维尔在今天具有可读性。

第一财经: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他的外曾祖父是路易十六的皇家总管,因为支持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父母也都进过监狱。贵族出身对他的政治思想带来了哪些影响?

李宏图:他的身份显然对他的思想形成带来很大影响。16岁之后,当托克维尔开始了解他的家庭,特别是外曾祖父马勒塞布(Malesherbes)的历史后,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勒塞布是个有着民主思想的贵族,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天赋平等”观念,力主限制王权,并逐渐建立一个民众自治的政府。同时,作为路易十六的皇家总管,在大革命中他又挺身而出,志愿保卫处于无助状态中的路易十六,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以及几乎全家人的性命。托克维尔对他外曾祖父的行动非常感动,他这样写道:“我是马勒塞布的重孙,马勒塞布在国王面前保卫人民,而在人民面前保卫国王。他是这样一个双重的典范,我不会忘记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外曾祖父的观念和行动直接促使着托克维尔思考权利问题,也使他坚持自由和平等的结合。可以说,托克维尔的一生,很大程度上也是走在中间道路上的。

托克维尔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出身贵族,就认为应该保留特权,他始终认为,贵族制违背天意。但是,贵族的精神力量应该得到保留,这种精神能够让社会免于陷入平庸和暴力。所以,当革命将贵族从肉体上消除的时候,他是非常痛心的。他主张民主,但也一直希望矫正民主的弊端,始终提防“多数人的暴政”。归根结底,他的民主是以自由作为基础的。他也认为,财产权是选举权的基础。原因是,一个人没有财产,说明他不能独立自主,随时可以被收买。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说他是站在有产者的一面去思考政治参与的。如果你是站在工人阶级的一面,就很可能会批评他。但是,也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从“平等是一种天意”来说,也是主张必须让工人阶级等人民获得他们的权利的。

盛嘉:要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能成为经典,首先要认识托克维尔的身份,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贵族,一生都有很深的贵族情结。但托克维尔是那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自命不凡的贵族,这在他的家庭中有很深的传统。不仅如此,他还有自觉摆脱传统贵族的心态,希望废除贵族阶层的特权,愿意超越自身的历史文化局限,追求一个政治权利平等、人人拥有自由与尊严的社会。他与没有贵族身份的英国妇女玛丽•莫特利结婚,就是想通过婚姻跟传统贵族阶层脱离的一个自觉行为。

崇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解托克维尔,肯定需要了解他的家庭出身。贵族出身让他对当时欧洲经历的社会巨变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家族的劫难,让他意识到,民主和平等的潮流不可阻挡。所以,他不会像保守势力那样,认为旧制度还可以保留。他始终坚持,贵族制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主张理智地接受这样的变化。

贵族制的消亡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根本性的变化之一。他同时了解贵族制的问题以及它的卓越的方面,因此对民主带来的冲击也非常敏感。他意识到,民主对贵族制的取代,一方面是积极的,一方面也是消极的。他能够相对客观地去比较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差别。他也有意识地想要将贵族制的积极方面在民主社会中进行转化。这是他的家庭背景给他提供的独特视角。

第一财经:除了贵族身份,还有哪些人生经历影响了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革命》?

盛嘉:托克维尔一生中有多重身份,除了贵族,他还是历史学家、政治社会学者、国际主义者、政治家、文学家、律师、人文主义者。但很多人只了解到其中的一两个侧面。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19世纪,也是到目前为止,可说是关于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一部史学经典。这与托克维尔长期以来的人文教育,以及持续性地关注法国的境况与历史命运有关。除了法国历史,他还关注和研读其它古代和近代国家的历史,如罗马帝国、英国和美国。他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对历史观察充满洞见,对复杂问题的分析深刻清晰,叙事结构独具风格。托克维尔为了写《旧制度与大革命》,阅读了大量各类历史文献,其中包括旧制度时省会议的档案、年鉴、法律文本、税收记录、各级政府档案、官员之间的通信,以及革命中出现的各类公共文告、地方各省三级会议、革命参与者们的回忆录、日记……在当时那样一个动乱的社会,他能收集到那么多的史料,加上过人的阅读和分析史料的能力,这些都是他能写出这部经典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他对法国大革命有一个相对超然的立场,没有囿于贵族阶层的视角,也没有偏执于某个党派,而是力图以一个客观持平的立场去感受、理解和书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两者之间复杂而诡异的关系。

托克维尔几度参与政治,曾被选为法国议会议员,担任过外交部长,还参加过1849年的法国制宪会议。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对法国旧制度和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有直接观察、哲学分析,还有切身的参与和感受,对于法国政治的运作模式有非常真切的体验,若没有这方面的亲身感受,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概不会写得那么生动。

托克维尔还是一个律师,在处理法律方面的问题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专业视角。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对法国司法制度弊病的分析,以及对旧制度摧残司法的抨击都精准到位。他还指出,法律对民众的心态、习俗与习惯都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国民的教育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托克维尔出生于1805年。当时法国虽然经历了1789年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结构,但没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共和性质的国家政体,旧制度仍以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着法国。这种巨大的历史悲剧使托克维尔一生都无法释怀。在他生活的年代,民主与专制集权不断较量,过程跌宕起伏。法国社会处在巨大的矛盾冲突、张力之下。托克维尔自己也是忧心忡忡,一直思考法国的命运,加上他的贵族身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可遏制的社会关怀,所以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心态的写照,是激情的产物。

对农民“被抛弃”的反思

第一财经:托克维尔的论述触及许多问题,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李宏图:自由与平等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法国历史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但他的一生经历了法国的流血革命,这也使得他发出疑问,即为什么法国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始终会用革命的方式,或是专制的方式?因为当革命之后就会出现专制体制,因此,这是革命和专制的不断轮回。为什么法国人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失去了自由,形成了多数人的暴政,反而让更多人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于是,他就去研究美国和英国,看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同时发展起了自由与平等。他写《论美国的民主》,其实就是想要为法国找出解决方案。但悲剧的是,他到死都没有看到法国走上非革命的道路。托克维尔去世十多年后,又有了巴黎公社革命。直到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法国才告别了革命。

崇明:我认为他的核心是“民主”,但他对“民主”的理解是独特的。一般我们讲民主,是把它理解为一套政治制度。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首先指的是一种以平等为特征的社会状态。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彼此平等,社会是由平等的个体组成的。此外,他还认为,民主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他首先关注的是平等个体的生活方式,以及平等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贵族制以后的民主时代会带来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缺少一种纽带。人与人之间平等了,也可能带来嫉妒、焦虑和怨恨。在今天,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到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在中国,它也正在出现。所以,他对民主的理解,到今天依然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他谈到的“民主”,也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政治组织方式。当然,他强调民主的两面性,即它可能带来自由,也可能走向专制和集权。

第一财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法国大革命前农民被贵族和有产者抛弃,随之带来各等级彼此之间的冷漠和仇恨加剧。这些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空心化”的问题也很受关注,现在提出了“振兴乡村”计划。托克维尔对此有何启示?

李宏图:在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产权归属问题上,托克维尔的思想是可以提供不少借鉴的。一方面是对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在进行基建的时候,不能损害个人财产权。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如果政府不能遵守法律,民众也会变得暴戾,不可能严格执行法律。

崇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讨论了很多关于农民的问题。农民在旧制度后期成了边缘人群,实际上被上层和中产阶级抛弃了。封建时代,贵族领导和保护农民,农民为贵族的特权服务。但是旧制度后期,贵族不再承担政治责任,放弃了对农民的保护和领导,却又保留着特权,要求农民为这种特权付出代价。当时法国农民的处境和其他国家农民相比,并不是最悲惨的,但他们依然受到特权阶层的压迫。

旧制度后期社会阶层的分离比较严重。托克维尔说到,当时一些富裕的农民往往会离开农村,到城市或郊区去生活。农村被抛弃,导致农民对法国的主流社会有一股怨恨。托克维尔认为,一个社会需要有一种政治纽带把不同阶层联系起来。

盛嘉:这个问题很好。托克维尔在谈旧制度时没有只关注上层社会和巴黎,还有一个独特的底层视野。18世纪早期的法国农村实际也曾有过活跃的社会生活,而且有些地方官员也是由选举产生,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但随着专制政权膨胀,地方官员已不经由选举,逐渐地沦为专制王权的工具。他们只对上层权力负责,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有点能力的人开始脱离农村,最后只剩下了一群无助的农民,根本没有能力领导和治理公共事务。旧制度下的农村就是一个粗鄙和空悬的社会。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旧制度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

托克维尔还注意到旧制度下的城市。一方面,专制政权无时无刻以各种方式向社会各领域渗透,不择手段地扼杀社会自治的肌体和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各种权力和社会资源向巴黎集聚。当时的巴黎就是法国,巴黎震荡,旧制度崩溃。整个社会犹如僵死的废墟,等待埋葬旧制度的坟墓。法国革命爆发时,农村已经坏死了,城市也变成了暴力血腥的舞台。当你看到这样巨大的悲剧时,能不觉得恐怖与震惊吗?

第一财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关注到与个人主义相伴生的“社会原子化”问题,他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以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我们今天似乎也能看到相似的趋势。

李宏图:中间阶层和中间团体被剥离以后,许多事情就没有人做了,底层民众成了一盘散沙。托克维尔一直在试图避免原子化个人的出现。现在,大家在某些方面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缺乏吸引力。他希望通过结社、通过重新培养人的趣味、丰富人的个性来缓解这种社会病症。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宗教可以给人的心灵一种慰藉。同时,一个宗教团体,本身就能给人提供一张社会网络,让他们相互支撑和帮助。

崇明:托克维尔认为,最重要是通过政治自由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在对美国的研究中,他发现美国人的政治生活让他们形成了一种公民精神。是政治自由将个体塑造成了公民。美国的乡镇自治、地方自治和结社,是他们打破个人主义的重要方法。托克维尔有一句话:要治疗民主的疾病,就要依靠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宗教的重要性。他认为,宗教能把人从私人生活中提升出来,使他们超越狭隘的自我,让他们有更伟大的精神追求。宗教对克服民主的疾病也非常重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结合起来。

第一财经:托克维尔谈法国大革命时还说,当时受利己主义驱动,导致严重的社会分隔,这让人想起时下流行的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盛嘉: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思考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会变得更加利己和冷漠?托克维尔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可怕的情形。在旧制度下,由于社会腐败,社会自治和自由的消失,民众普遍失去了互助、彼此尊重和谦和的心态。除了追逐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外,对其他事务漠不关心,社会呈现一种“原子化”的特征。当危机出现或革命爆发时,这样的社会往往瞬间就会崩溃。这是旧制度的悲剧。不仅如此,处于这种状态的民众无法也没有能力成就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我说,旧制度的悲剧也是大革命的悲剧。

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个很时髦的说法,但其实经不起推敲。当一个人只顾追逐个人的利益时,他往往会调动所有的精力与心思,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这一点上,在大学里谋生的人和市井商贩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应该是懂得如何追求和保护自己权利的人,这种人你在当下中国能见到多少?

被误读的托克维尔

第一财经:这些年,中产阶层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活跃。可以谈谈托克维尔关于中间阶层社会参与的论述吗?

李宏图:“中产阶级”这个词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学术语。托克维尔在《1848年回忆录》中用了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主要讲的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团体”,指的是国王和平民之间的贵族、律师、教师、法官等。他认为,中间阶层应该形成一个中间团体、社团组织,成为国王和第三等级之间的屏障。在他看来,要重建自由体制,一是要建设中间团体,二是要加强基层自治,这是法国曾经的失败提供给其他国家的经验。托克维尔高度赞扬美国的乡镇,他认为在这两点上,美国做得很好。

崇明:他所说的中间阶层,类似我们今天说的中产阶级。托克维尔对中产阶级的观察是复杂的。一般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要走向民主并能让民主有效运转,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人们通常会以美国为例。但是,托克维尔认为,中产阶级并不天生拥有政治能力,他们必须成为承担政治责任的中产阶级。他就批评过法国的中产阶级只关注个人生活,脱离民众,也并不关心国家的政治利益。这样的中产阶级对于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们的财产和生活受到威胁,他们就很可能倒向强权。他们不能真正承担中产阶级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所以,中产阶级同样要接受政治教育。

第一财经:托克维尔研究在中国已是显学,可否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例,谈谈他有哪些地方被误读了?

盛嘉: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时说,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可恰恰在这段时期却爆发了革命。这句话很容易被人误解,以为经济发展了,革命就一定会发生,实际不完全是这样。经济发展是法国革命的一个诱因,但不是主因。据托克维尔观察,真正导致大革命发生的,是专制极权统治下,法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对地方自治摧残,对社会各个阶层自由的压迫,导致活力丧失,最后所有权力都被国王垄断,社会权力呈现出一个极不稳定的倒三角的结构,一旦出现动乱和灾难,貌似庞大的专制政权就塌陷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还有一个误读就是,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性认识不够。在托克维尔眼中,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共同建构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悲剧。后世的许多人,只看到法国大革命的震撼性,但对它的巨大的悲剧性感受不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法国的悲剧,它已超越了国家地理疆界,变成了人类历史悲剧的一部分。这种悲剧以它特有的方式影响了后来的一些革命,并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说俄国革命,当时列宁就效仿了法国大革命的很多做法,俄国革命又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革命。

崇明:有一个观点容易引起误解:“当一个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读为“改革的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但托克维尔的意思是,一个坏政府的改革,往往不能及时理解、适应社会的要求,因而背离民众的期待,就可能产生危险。他的意思并不是否定改革,而是提倡一种有民众参与的改革。

《论美国的民主》

商务印书馆1989年1月版

《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

《托克维尔回忆录》

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版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

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

《美国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