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率在3.5%以下,低于年初确定的5.5%的增长目标。考虑到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GDP都对应着上万亿元的经济增加值缩水、上千万人的就业岗位损失,经历了三年疫情冲击后,尽快提振中国经济成为当务之急。
展望2023年,不同的疫情放开速度、不同的稳增长力度,分别对应着中国经济三种情形,最终哪种情形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选择。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三种情形
2023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变量,一是疫情防控放松的快慢,二是稳增长政策的力度与结构。
第一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的速度快、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如果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么明年GDP增速可达到6%以上。考虑到2022年经济基数比较低,且房地产投资严重负增长,明年只要稳住地产,疫情管控放松使消费恢复,再加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比如降准降息,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那么经济增速可以实现6%的目标。
第二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速度快、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这两个条件,只满足其中一个,那明年GDP增速也可达到5%以上。
第三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的速度快、且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的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比如疫情出现反复造成政策回摆,货币总量既没有大幅降准,也没有大幅降息,财政政策也不注重稳消费,那可能明年的经济目标就很难确定,确定了也很难实现。
从当前疫情放开速度看,比较乐观的预期,明年3~4月份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大概率恢复正常。站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窗口,也是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周期的开始,明年经济的实际情况可能比预期好。
如果疫情管控放开速度不够快,或一开始放松很快,之后一旦感染人数上千万或上亿时出现回摆,或者稳增长的政策还是老一套,降息降准有决策障碍,那么在2022年低基数的基础上,只要地产投资能够稳住,消费有一定程度的复苏,GDP增速实现5%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这些年一直有学者呼吁不要制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但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果往年都有目标,明年没增长目标,也不利于引导预期。
三种情形比较,中间情形的概率会大一点。GDP增速要达到6%以上,首先要排除疫情传播速度太快造成政策回摆的情况,其次要货币总量宽松作为必要条件。现实中,恐怕降息、量化宽松、给老百姓发钱稳消费等,决策观念上的障碍难以很快消除,所以明年大概率会定一个相对适度、经过努力有希望实现的经济增长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以上,不超过5.5%的概率会大一点,这既比较稳妥、实现概率较大,也有利于引导预期。
当然,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要在明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还有两三个月可以观察和调整。
2023年货币政策应更宽松
考虑到短期中国没有通胀压力,为了提振经济、缓解就业压力,货币政策应明确从现在的稳健转向宽松,并大幅降息来扩大内需。
利息是全社会企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以来,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而银行理财产品利率超过3%的还很多。这些年,中国央行执行的其实是中性货币政策,即使2020年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美国、欧洲等国家降息到了零利率、负利率,中国也没有大幅降息,只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阶段性引导利率小幅下行。
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很大,但是财政政策资源该用的差不多都用了,这时候货币政策可以适当宽松了。然而,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总量上有些自缚手脚,希望合理引导货币流向,让货币按照决策部门期待的方式流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但在实践中,这种理想的情况并没有实现过。
中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既需要降息和宽松,也应该降息和宽松。比如,中国经济短期并没有严重的通胀风险,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未来一年可能都是负的,不仅大部分工业产品是过剩的,服务业也是过剩的。今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大概率在2.1%左右,明年趋向1%;当前核心CPI是0.6%,明年更低。这些物价指标都是典型的通缩特征,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和失业压力,任何经济体的逆周期货币政策都会降息、量化宽松。
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在路上,不久前银行准备金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LPR引导利率下行也在慢慢进行,只是力度还不够,对稳增长的效果也不明显。
当然,降息涉及房地产问题、股市泡沫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但是当前中国房地产的主要矛盾不是防泡沫,而是防止房价过快下跌引发系统性风险;股市的主要问题也不是防泡沫,而是防止长期低迷;美元加息放缓,人民币汇率短期已经没有贬值压力……综合考虑房价、股市、汇率、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需要,中国2023年的确应该降息,更加宽松。
财政政策应转向稳消费
为了尽快提振经济、增加就业,2023年财政政策仍需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但是结构上应该从过度刺激投资更多地转向稳消费。
继续扩大投资效率很低,预算安排落不了地。2021年以来,中央给地方的专项债额度用不完,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合适的基本建设项目,继续违背规律扩大投资,会造成很多低效、亏损的项目。在很多省份,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产生不了一元的GDP,财政投资的乘数小于1;而同样一元如果用来刺激消费,其乘数效应是投资的3~5倍。
疫情暴发之前,消费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65%,投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疫情暴发后,投资对GDP的贡献上涨到91%,消费是负的贡献,这将严重扭曲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所以2021年这种增长模式就难以持续了。正常情况下,假设稳增长的财政资金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相吻合,那么应该65%用来稳消费,剩下的用来稳投资,但实际上稳增长预算几乎全用来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这与“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是不匹配的。
202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8%,比欧洲、美国的20%~25%的投资率相比高出了一倍以上,与印度的27%相比也高出了20个点百分点,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要克服过度投资的顽疾,面临很大挑战。传统决策观念认为,修楼、修桥、修路才看得见、摸得着,才叫稳增长。甚至即便表面上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也还是要打着稳消费的旗号去促生产,这其实还是重生产、轻消费,结果必然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
所以,2023年的财政政策不但应该从扩大投资更多地转向稳消费,而且如果补贴消费,必须从收入端着手,直接给老百姓发消费券、发钱。只有消费搞活了,内循环畅通了,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作者系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