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西蒙·玻利瓦尔是一个仅存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人物,不过,即便你不看球赛,大概也多少耳闻过“南美解放者杯”这一国际顶级赛事,那就是为了纪念玻利瓦尔而设立的。200年前,正是他构想、组织并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中诞生了6个国家,其当时的总人口是北美的1.5倍之多。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他都当之无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之一。

要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这一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但1808年西班牙本土遭拿破仑入侵,第一次让玻利瓦尔这样先觉醒的人看到了新时代的希望。尽管如此,解放仍面临着极为艰巨的挑战:虽然殖民统治本身不得人心,但西班牙毕竟已经在美洲深深扎根300年之久;为了压制潜在的反抗,西班牙一直有意识地确保各殖民地之间的分裂,这使得团结一致的反抗难上加难;当然最后,它还有一支强大的殖民军,而起义者这一边,连玻利瓦尔本人也从未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也许最困难的一点在于:即便是谋求独立的那些殖民地政治精英,也很难设想一种没有国王的秩序会是什么样。和美国独立革命不同的是,南美当时密议独立的共和派人士绝大多数都没有对现状心怀不满,他们想要更多自主权,但却不情愿与母国彻底决裂,以至于有保王派历史学家挖苦说:“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场革命由最可能蒙受损失的人煽动并付诸实施。”更有甚者,他们想要解放的那些有色种族,出于对上帝的信念和对国王的忠诚,也大多站在西班牙殖民者一边——他们当然知道世界是不公平的,但首先痛恨的却是本地那些白人贵族,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寄望的那个仁慈的帝国本身,才是苦难的根源。

后来,墨西哥保守党分子卢卡斯·阿拉曼曾说,作为国家,墨西哥是个早产儿。这话或许也适用于南美的这些共和国:它们虽然早已具备独立的雏形,但却不是自然分娩的,诞生时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民众在种族、阶级或经验上都毫无同质性,以至于难以在几乎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没错,人们想要自由,但正如卢梭曾说过的,“自由是一道美味多汁的佳肴,但极难消化”,可悲之处就在这里:美洲人渴望自由,但不习惯自由,不同的人对它可以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

如果没有玻利瓦尔这样充满激情的人物推动,这场革命很可能就此胎死腹中,但在独立之初,这种特质却恰恰被视为他的弱点:他太年轻(27岁)、太没经验、太易冲动、太有煽动性了。确实,连这部玻利瓦尔的传记都承认,这位解放者是“一个极不完美的人”,不缺少人性的缺陷,然而,在狂飙突进的时势下,只有这样一个有着永不枯竭激情的人物,才能百折不挠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哪怕一度沦落到仅有70个士兵,都不能让他丧失斗志,仍能通过急速而持续的进攻星火燎原。

历经长达15年的斗争,他才终结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统治,然而,甚至还没等到这一天,他就已痛苦地意识到一个现实:如果不能建立起稳定的共和制度,这个新国家很可能就会在内忧外患之下重新失去自由。西班牙迟迟不肯放弃对美洲的野心(它直到1883年才不情愿地承认秘鲁独立),而彼此攻讦的地方势力早就在新国家内部不断滋长,连玻利瓦尔本人都无法遏制这种无所不在的倾向。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会:只有当新生的联邦共和国以同一个声音说话,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然而他反复强调“团结,团结,团结”,本身就证明这一团结始终没能做到。

虽然他是“解放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像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征服者面临的处境没有本质的不同:在旧帝国的废墟上,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随时走向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系,唯一还能维持象征性统一的,说到底就只是伟大人物的个人威望。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痛苦现实:在赶走君主之后,被解放的人们竟然又需要一个新的君主来提供必要的社会凝聚力。

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直折磨着玻利瓦尔。早在1814年,他就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公民们,我不是你们的君主”,“现在我请求你们把我从这远超我能力范畴的职位上解放出来”,提议辞去独裁官一职。然而,不论他这番表态是否真心,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一次次出现的结果却是:他试图辞去一个职位,继而又在所有人的强烈恳求下重新留任,权力地位还更加稳固。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番辞让只是他老于权谋世故的把戏。

玻利瓦尔本人也坚持认为,他的美洲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终身执政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使这些羽翼未丰的共和国能在内忧外患的挑战下存活下来,并有效动员所有资源,改善人民的悲惨境况。他曾在《牙买加来信》中准确地预测到,饱受革命摧残的墨西哥将临时选择君主制,这表明他对现实有着毫不乐观的认识——他最终开始相信,拉美人缺乏必要的道德规范和公民责任意识,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自治,一个严格、有力、开明的家长式统治者,将是教会他们这一点的必要之恶。

当然,经历了300年的不公和十年战乱,人们不可能一夜之间解放自己,学会如何使用新到手的自由,他曾直率地感叹:“即使是我,骑在他们头上,也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根据他对同胞的深切了解,他认为,残酷的真相是:只有用强硬手段才能治理大哥伦比亚。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他旨在解放人民,但又相信“为了人民自身的利益,需要严格约束他们”。问题在于,不论这样的判断是否符合实际,这都意味着他自己将继续有必要独揽大权,且不说这会让人怀疑他身为“解放者”的本意,副手和军阀们对他无限制的权力也既嫉妒又警惕。

即便他积累了无可匹敌的威望,也再三声明自己鄙视世袭权力,但他这样的做法仍被视为对权力的无节制野心,其实就是想当国王。他的确如愿以偿地被授予无限权力,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避免他死后出现的混乱局面,密谋复辟君主制,然而这也使另一些共和派相信,“诛暴君”是拯救共和国的唯一途径。虽然他们的行刺最终失败,但玻利瓦尔再也没能从这一打击中复原。最终,他伤心地辞去所有职位,发誓“我的思想从未,从未被称王的欲念玷污”。

只有在他最后于贫病交加中死去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这位解放者:没有他,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可能仍然生活在西班牙人的皮鞭之下,但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遭到被他所解放的每一个共和国辱骂、误解和诽谤,甚至被禁止再次踏足故乡委内瑞拉,连自己家的合法遗产都遭到没收。然而,玻利瓦尔之后的各国领导人,在巨人的影子之下大多相形见绌,人们在普遍的怀念中,将他看作是拉丁美洲的伟大化身,甚至是完美的人——这未必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但却是对后人来说最有利用价值的方式,他们几乎可以从玻利瓦尔的遗产中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理由。

凭借着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在生前和死后都遭到了误解乃至背叛,但正如丘吉尔曾感叹的,“伟大的民族都是忘恩负义的”,与其指责拉美人不感念他的恩情,不如说,正是这种对王权的警惕,使君主制的复辟成为不可能。实际上,在美国独立后,国父乔治·华盛顿也曾被指责野心过大,虽然他多次拒绝被拥立为王,但其政敌托马斯·杰斐逊曾公开说过:“赶走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之后,要提防出现乔治一世(暗指乔治·华盛顿要称王)。”

虽然对玻利瓦尔来说,最后的岁月深受折磨,但这恰恰证明,共和精神已深入人心。这位解放者一手推动了激进的共和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在实质上拥有了王权式的绝对权力,有没有国王头衔其实已无关紧要。虽然他本人可能真诚地把这种绝对权力仅仅看作是实现共和的工具,但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来说,却是个危险的征兆:一个超凡魅力的领袖正成为阻碍。实际上,他应该为此感到欣慰:被他解放的人们,已不再需要一个仁慈的监督者。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在他身后,那个庞大的联邦迅速瓦解。那肯定会让他在坟墓里痛心,但从另一面来说,他对这个统一国家的梦想,与其说是为了人民,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正如他经常把私人生活和个人恩怨杂入公共事务中,也许在潜意识里,这个统一国家就像是由他分娩的孩子。这种紧密不可分割的意识使他倾尽全力投入,而当事与愿违时,无疑也让他格外痛苦——他太珍惜这片重获自由的土地,那简直与他血肉相连。

现实证明,南美洲确实得到了新生,但却没能像美国那样,在独立之后成为令世人向往的新世界。200年来,一直有人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也因此一再重提玻利瓦尔的梦想——是否在当时,历史曾有过不一样的可能?回头来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内部本身就充满分歧,而塑造共识、沟通的公共机制更是有意被阻绝,以至于人们即便在独立之后,也无法单凭良好的愿望达成一致。这意味着,西班牙美洲其实在当时就远比英属美洲落后,也表明西班牙的遗产要难以清除得多。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著《百年孤独》出版后,有人问他书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答:“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那正是玻利瓦尔从未实现的梦想:获得自由的个体,破除人为的隔绝,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美]玛丽·阿拉纳著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2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