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左)与学生徐复观(右)
熊十力致徐复观 信札 1948年写本
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成立,国共双方进行最后一次和谈。于此前后,南北分治之议纷纷扰扰,时局变得混沌不明。国军少将、蒋介石曾经的随从秘书徐复观在即将赴台湾之前,收到恩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
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劝阻学生留下,分析国民党军队已无斗志且不思进取,美国援助靠不住,列举出台湾保不住的种种理由,奉劝徐复观别走上歧路。最终,师生二人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时年65岁的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之下北上,徐复观则跟随国民党撤退大军仓惶南赴台湾。师生二人从此天各一方,相互之间再无联络。
这段令徐复观愧憾终生的往事,连同熊十力当年的书信,曾被著录于《熊十力全集》。如今,这批信札首次在大陆公开展示,将于11月14日出现在中国嘉德拍卖上。据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介绍,这批信札曾是徐复观旧藏,除了写给他的信札,还有熊十力1948年至1949年间写给另外两位学生牟宗三和唐君毅的书信。
去留抉择
熊十力乃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在汉米敦(C.H.Hamilton)博士为《大英百科全书》1968年版写的熊十力小传中,有“佛学、儒学、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之评价。对于这样一位新儒家创始人、著名哲学家而言,1949年的变革时局下,去留之间也是艰难抉择。
当时的熊十力对国民党毫无信心。一个例子便是:一次蒋介石邀他见面,熊十力怒道:“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
对“南北分治”的可能性,熊十力自然也不抱希望。在3月28日写给徐复观和陈雪屏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目前国内之局,如当道真能革心易面,另作良图,保持半壁,自是佳事。如心犹已往之心也,面犹已往之面也,欲收已溃之人心,而支此残局,绝不可能。则不如老实投降,无以战火毁苍生,较为心安理得。”熊十力的狷狂、清高与犀利在遣词造句中反映地淋漓尽致,也可见于其龙飞凤舞的笔迹上。
在这些书信中,学生们为老师提供了很多建议:去印度、去香港、去台湾、去美国。而台湾可能是熊十力首先排除的选项。熊十力最不想去的是台湾,理由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认为共产党肯定会攻打台湾,台湾肯定守不住。如在1949年4月10日写给徐复观的信中,熊十力主要从安全问题考虑,劝徐复观不要把家眷送到台湾:“你眷赴台,吾觉不必。大战不能久延,轰炸不能避,城市离之半步,台人必加害,此必然也。即大战稍缓,而当道人心全失,台湾决不能固。”
熊十力致徐复观信札 1949年
熊十力致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张丕介信札 1949年写本
此后,他在书信中几次提及自己不愿赴台。即使在1949年8月同意赴台之议,也是想以台湾为去美国的中转:“赴台暂时可安一会,将来或谋赴美教书,不知能否?若想安于台亦不可能也。”
熊十力也并不很认同去香港的建议。他在信中提到:香港并不容易住,只愿意在危急时考虑去。对留在大陆,当时的熊十力也抱着深深的疑虑。在此期间,熊十力和弟子们讨论过去上海、去重庆、去北京等不同方案,更是多次谈到想回湖北老家,有一次则说,若不能回乡,则赴台,其心境却是:“不如出游一番,随时随地死了算事。”最终,熊十力的三个学生中,徐复观和牟宗三仓促赴台湾,唐君毅去了香港,只有熊十力留在大陆。
听天由命
熊十力与徐复观们的讨论,不可谓不充分。上到国家大局,小到生活细节,乃至对生命的态度,都一一进入他们的书信中。
各种矛盾交织下,这位新儒家鼻祖又展露其“听天由命”的思想:“我就在此听天由命,亦无不可者。年已到此,拿定听天,心亦自安也。”
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熊十力也怀着弘道授业的思想学术的探求,“表达的自由”对他而言,意味着生命。在他1949年写给徐复观、牟宗三、程兆熊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大意是:在学校,只要能够说想说的话,哪怕是过苦日子,也能够安之若素。可如果,社会不容他说出一些真话,他宁愿饿死。
1949年10月,老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邀请熊十力到北京大学任教。次年3月,熊十力到达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自此直至1954年离开北京,他一直居住于政府安排的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小四合院中,与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等老友毗邻。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在这段难得的平静时光,熊十力心情应该是舒朗的。他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著作。《原儒》的下卷则在1956年完成,这部书稿上下两卷共计33万余字,重点发觉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到了1960年代,熊十力已年届七旬,身体日渐孱弱,在学问上可以交流的同道也日渐稀少,精神更趋孤寂。1963年,熊十力在其《存斋随笔》中又一次慨叹:“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晚年,熊十力从北京来到上海定居。但他恐怕没有想到,那个“如必迫吾说所不可说之话”的阶段最终还是来了。文革时,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也遭到了批斗。关于老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国学大师的1949:在台湾》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情景:“风烛残年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腰间胡乱地扎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1968年4月,84岁高龄的熊十力与世长辞,上海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而徐复观无论身在台湾或是香港,书柜上永远都放着恩师的照片,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一直想弥补遗憾,甚至在文革结束后试图寻找熊十力的后人,在恩师墓前瞻拜,终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