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月。这是全中国最出名的狗仔记者卓伟和他的搭档跟踪文章的时间。他们发现了文章和姚笛一起去过的地方:杭州、洛杉矶,深圳。最后在香港,终于拍到了两人出街正面拥抱的坐实“大料”。这篇让全国网友欢度周末的娱乐新闻,只是多年来这位教父级狗仔拍到的众多爆炸性新闻其中之一。从章子怡撒贝宁到高圆圆赵又廷,以及冯小刚陈道明,卓伟不仅报料丰富,而且“不能被钱收买”,因为他相信“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谓完美都是假象“,而他则担负着戳破这种假象的使命。狗仔生涯并未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但他”心里会有成就感和权力感。以下就是《人物》杂志对他的专访全文。

“我的同事说,我是带着恶意过滤新闻,然后又千方百计地去拿到证据,最后对人家的谩骂充耳不闻听之任之。他说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而且你是十几年如一日。”

每做一条大一点儿的新闻,卓伟先生都会在微博上写一首诗。他热切地拿过《人物》记者的笔记本,“我给你写一下,你做报道的时候可以引用一下。”

他边写边讲解,“这是高圆圆和赵又廷的,高圆圆的每段感情都是我拍的。”这段新感情他追了3个月,三下南京拍到了。又写了一首,“再给你写一个章子怡和撒贝宁的。”这事他追了超过半年,追到广东拍到了。

至于最新的重磅作品,今年1月曝出柴静的丈夫,简单,两三天就拍到了,没作诗。

中国狗仔之王嗓门很大、自信满满、干劲十足。“我认为新闻自由就是没有我不能拍的,没有我不能写的,只要是真实的,没有我不能报的。”

“全中国好几百个明星都是我们拍”

“这儿有人!”卓伟使劲拍了下司机肩膀示意停车,一把拉开车门,冲进1月21日北京零下8度的夜晚。

仅仅就在一分钟前,黑色帕萨特还缓慢地行驶在双车道上,车窗打开大半,后座上的卓伟不断扫视停在马路两侧的汽车,试图分辨出熟悉的明星车牌。

他冲进东四环边上的一家韩国料理,5分钟后又走了出来,“李小冉和鄢颇在里面吃饭呢。李小冉头上扎了条义和团似的围巾。”

卓伟手持DV,以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作为绝妙掩体,等待捕捉那对明星情侣走出饭店的一刻。

他二八分的头发一丝不乱,笑起来显得憨厚、谦逊,很难通过一本正经的穿衣风格想象他的职业,这天他穿着一套深灰色毛料西装,里边是蓝色条纹衬衫,再里边是黑色秋衣。

有一种说法,狗仔长相要让人家记不住,不能太高不能太矮不能太胖不能太瘦。卓伟不以为然,“这个我觉得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精神,这是最强大的动力,精神原子弹。”

任职《南都娱乐周刊》之外,卓伟还在2006年建起自己的工作室。每天3组人马出动,每组标配3人:司机、摄影、摄像,回来还有专人负责视频剪辑、配音。工作室名字本来想叫“暗战”,因为手段是跟踪偷拍,但是同事说“攻击性有点强”,就改成了“风行”,“就是我们做的新闻风行天下”。

尽管已自称“狗仔队的CEO”,卓伟仍不时亲自“扫街”。“外国的狗仔队,比如拍麦当娜的,十几年如一日,就跟着麦当娜,不像我们,我们这几个人,全中国好几百个明星都是我们拍。”

半小时后,李小冉和鄢颇走出饭店,马路对面一阵快门“咔嚓”声爆发。这里除了卓伟和他工作室的摄影,还有一家门户网站的“狗仔”,此前一直隐藏在两棵松树间。卓伟在鸣笛声、车前灯和路人愕然的表情中跑过马路,DV镜头紧紧跟随移动的目标。黑夜里像是铺起了星光闪闪的红地毯。

2月4日,一条名为《李小冉鄢颇会友吃饭,分驾豪车显阔绰》的新闻出现在网站上。

“你一年也拍不到几个章子怡跟撒贝宁,那毕竟是少。”

苦寻芳踪过群山

章子怡和撒贝宁的诗和讲解,全文如下:

“碉楼古堡不虚看,苦寻芳踪过重山。就是拍到他们是在广东台山,台山那边的自然景观就是碉楼,古代的楼,他们叫碉楼。

“涧流奔涌同击水,玉米飘香共尝鲜。他们那天去玩漂流,玩完漂流他们一起吃玉米。

“十载‘说法’染桃色,一朝维权有高参。因为章子怡那阵子要打官司,要告那个网站,不是说她搞性交易吗?

“休叹富帅正当道,拨乱大任落君肩。现在大家都想找高富帅,但是撒贝宁只是帅,不富,就是不找高富帅的这个责任落在你章子怡的肩上了。”

《南方都市报》记者邵欣去年年初参加过卓伟与其工作室员工的聚餐,他记得那时卓伟就斗志昂扬地宣布:“今年目标就是要拍到章子怡和撒贝宁!”

从那时起,工作室跟踪时间超过半年。直到7月,有爆料称撒贝宁前往章子怡所在的《一代宗师》剧组探班。卓伟与摄影记者小刘立刻赶往广东台山。刚到酒店,就发现一辆北京牌照的白色道奇房车正在驶出,驶过面前时,卓伟认出那是章子怡的司机。

在小刘看来,那是“非常幸运的一天”。他们租车跟踪,其间由于不认路,还跟丢了两次。但在那样一座小城里,白色房车实在太显眼了,他们总能轻而易举地寻回目标。四五个小时后,房车抵达北峰山森林公园的漂流点。为了不被发现,卓伟和小刘决定弃车爬山。“山很陡,他背着包一直往上爬,完全处于战前状态。”小刘说。

黄昏时分一无所获的卓伟回到停车场,这时他们看到章子怡的房车启动,章子怡和撒贝宁站在车前,摄影按下了快门。

高圆圆和赵又廷的故事也是卓伟乐于述说的,这个技术含量更高。诗和讲解,全文如下:

“玉女悄然过滁州,金陵风光放眼收。玉女指的就是高圆圆,滁州是安徽的,过了滁州就到南京了。一缕幽香飘密室,无边春色掩高楼。拍戏拍到天发白,盼姐盼见月如钩。遥望东南思故里,夜拥佳人不怨尤。赵又廷是台湾的,台湾在南京的东南边,所以遥望东南思故里,夜拥佳人不怨尤。”

第一次,听说高圆圆和赵又廷好了,听说高圆圆去南京看赵又廷了,卓伟派了俩摄影去了。不幸赵又廷不和剧组住一块儿。最后一天终于跟到赵又廷了,但高圆圆回北京了。

第二次,直接去了赵又廷住的酒店,盯了4天,排除法,看看哪间房灯亮了,或哪间房出来人了,确定了赵又廷住的房间。还发现这酒店有一个大露台,隔着七八十米,能斜着看见他们房间的后窗户。拍到了高圆圆独自做卫生的,没拍到俩人一块儿的。

第三次,卓伟亲自去了,运气真好,才盯了俩小时,俩人就出门,拍到了。

“网上有一亿个人骂你,你不干了,有一个网友能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吗?那么多网友,我就觉得我们把他当成空气。”

“我是狗仔,但我不是丧家狗”

几年前有人要给卓伟出书,他请一位同行作序,后来还把这篇文章贴在风行工作室的博客上。序以“下了个好蛋,鸡却挨打”为题写道:“社会新闻记者其实比娱乐新闻记者更八卦,报道的砍砍杀杀的东西这么多,但他们是无冕之王,娱乐记者却只能和狗享受同等待遇。”

把新人融入工作室的大家庭,卓伟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心理建设。第一,价值层面,“首先还是帮他树立一个正确的工作的信念,就是你干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第二,生存层面,“网上有一亿个人骂你,你不干了,有一个网友能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吗?那么多网友,我就觉得我们把他当成空气。”

一名新人入职不久,就与卓伟搭档拍到一名篮球队员“车震”,拍完了,新人坐在河边默不作声,过好半天才说话:“咱们拍的都是这些新闻,咱们把这人美好的事给撕破了,咱们这么做好吗?”卓伟跟他说:“咱们新闻工作的责任就是把那些美好的伪装都要撕去。”

偷拍柴静是《南都娱乐周刊》交代的任务,卓伟没想到周刊会拿她做封面,最后影响力还挺大。

他对柴静的认识是:一个娱乐圈边缘的人,而且也并不是特别大的腕儿。他知道她是“什么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记者”,干得挺好的,但是她的节目没看过,都不知道她是主持人,一直认为她就是记者。

他没拒这个题,很容易了解到柴静火了,“谁火就拍谁”。他注意到她出书了,宣传特别多,评价特别高,“太高”。“什么公知女神啊,或者什么新闻女侠啊,柴静就已经成了什么记者的良知、新闻的良知什么的。”

听说柴静从外地回北京,凌晨1点到,卓伟派了人去机场,拍到了柴静和一个男人。然后调查了一下这个男人的身份,并且挖了一些前尘往事。“我们比港台八卦更加敬业和认真的地方在于,我们拍到之后还要去核实和求证,这是我自己追求的一种目标。”

无论是偷拍章子怡还是偷拍柴静,都没给卓伟带来很多钱。

他再次提到了国内国外狗仔的不同。“人家有版权保护,人家拍组照片能卖10万。”而卓伟和网站合作都是打包,一个月他给人几十条,人给他多少钱。盯谁好几天,最后也只是这几十条里的一条,实际利润就值一两千块钱。“全中国哪家网站哪家报纸没有用过我们的照片和文字稿子,有一家给过我稿费吗?没有。”

这种愤然总是很快就被他的昂扬冲淡。他常会骄傲地说起自己做记者已经“整整13年了”,并且“对新闻工作一如既往地充满了激情”。

中国狗仔,至少生于1971年的卓伟,乐于述说新闻理想,“公众”、“知情权”、“责任”,这类大词频繁地从他口中出现,比如,“你拍到这个新闻图片和视频以后,这个新闻图片和视频就不属于你了,它是属于公司和公众的”、“现在中国人就是什么呢?媒体还有公众就人为地塑造出一个神像,然后你扭过头来还向他叩拜,这是多么悲哀”、“我觉得我应该披露,这也是媒体人的责任所在”。

他知道自己关于新闻理想之类的说法会被人理解为“为工作贴金”、“寻求精神慰藉”。他强调:“我是狗仔,但我不是丧家狗。干任何一个工作,精神信念最重要,它能支撑自己走得更长。当记者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希望无愧于我的职业人生。”

而且,他是在“帮他们”,“帮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人最容易飘飘然,自我膨胀”。“有人就跟我说,您那个工作挺有意义,稳定了多少明星的家庭,使多少明星最后逐渐做到自律啊!”

他大笑起来。他在新光天地接受采访,这是北京撞星率很高的商场。

卓伟现在有一点警惕,总怕别人跟踪他。比如他在机场拍了郭德纲和一接机女子,一度就听说郭德纲扬言要打他,因为那其实是他经纪人的太太。卓伟又得跟踪别人,又得防着别人跟踪,“我累不累啊!”

“做一个不会有这么多麻烦的记者不好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老天的安排。”他一脸轻松。

“那是命运转折的一天”

在大约7小时的采访中,卓伟曾4次提起一个日期,2000年1月27日——即便他有时会忘记某条八卦新闻产生的地点或时间。

“1月27号对你很重要吗?”

“那是命运转折的一天。”他用不怎么口语的话回答。

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他常常用“出身微贱”来形容自己。他生长在天津一个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用他的词叫“贫民窟”。他的文学启蒙来自父亲讲的故事,和秘闻、野史、奇案类读物。他从小也喜欢“有点超现实的”那种故事,比如,每到风雨交加之夜,在故宫的墙上,一打雷就会出现一个妃子好像在弯腰捡什么东西。

从中专冶金专业毕业后,他在工厂机关上班。有个干部给他印象特别深,那人从小就想学医,但就是没有机遇没有门路,特别失落。卓伟深深觉得,“空有一身本领,空有自己的信念,最后也完全得不到施展,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他想法调入电影院,希望将来进文化公司做业务员。看上去电影院是个非常文艺的场所,但他的工作却是在一场接一场的电影放映之间检票、清理果皮纸屑、打扫厕所。

他用一种极其厌恶的语气评论那个封闭的国营单位,比如笑人有,气人无,说大话,使小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这些东西。“即便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也要害你。只有在那么底层、那么扭曲的环境之中,才能真正认识人性之恶、人性之坏,认识中国的民族性。”

卓伟说,他从不担心他的报道会让明星受不了,他不害怕这个。“韩国人有自杀的,咱这儿有自杀的吗?中国人的生命力强着呢,特别爱活着,阮玲玉还自杀了,现在有一个自杀的吗?”

“好人在那儿待不了!好人只能让人踩到泥里去!”他高声说,嫌恶地皱紧眉头。

“恐惧”——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使用了这个词。他说,在此后的每一刻里,“恐惧”都是他的原动力,他紧张自己的工作,害怕掉进过去的噩梦,“如果不好好干,我就得回到过去。我是绝不能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在电影院工作整整5年后,卓伟获得了高自考文凭,并由于此前经常给报纸投稿,终于等到了2000年1月27日,梦幻的一天,他被天津一家都市报录用,当上了从小就梦想的“崇高”、“令人尊敬”、“让人非常看得起非常有面子”的记者。

他意识到自己“天生就是做记者的料”。他有敏感的新闻嗅觉,在近10年前,他曾写过一些颇有关注度的文化报道,比如,上影厂给包括老艺术家达式常在内的演员只开两三百块的月工资;长影厂打算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建风景区。看完李连杰拍的《霍元甲》后,他起了疑,在那部电影里,霍元甲没有后人了,“断子绝孙”,他跑到天津静海去寻访霍家后人,发现霍家人丁兴旺,他写了“对《霍元甲》的5点质疑”,现在说起来还带着愤慨,“你给霍元甲他们家打个电话,跟人家联系一下问候一下,你做了吗?不要把眼睛只盯着那些钱。”

但卓伟并没有沿这个方向走太远。2001年的一条新闻启发了他,他和香港同行一起参加陈奕迅的宣传活动,服务人员不小心将茶水倒在了歌手的裤子上,第二天香港媒体的新闻标题竟然是《陈奕迅昨被烫伤下体》。

2002年,他从报社离职,他解释,“新闻信仰格格不入”。

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灰暗日子,2003年,卓伟去北京一家娱乐周刊就职。由于出版周期太长,他几乎不可能在跑发布会这种快速报道上拥有任何竞争力。他和搭档冯科开始做偷拍新闻,从文化记者转型为“狗仔”,他没什么挣扎。“如果我干了10年记者,我跟人说我跑过200个会,那有什么意思?”

偷拍新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而且他觉得自己对新闻的理解一点一点地与网友的兴趣越来越近。“我曾经有一个礼拜有9条新闻被挂在了新浪网娱乐要闻。”

2006年音乐人窦唯指责卓伟报道不实,找到了他当时供职的报社,最后烧毁了一名编辑的汽车。年底卓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我为什么成立工作室?我就觉得有一天我要真是失业了,靠这个工作室我看看能不能养活我自己。”

他记得那时窦唯在报社门口站着,“结果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个傻子纯粹,那时候我在外面,他跟我说你去把窦唯爸爸找来,让他爸爸把窦唯领走。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爸爸住哪儿啊。他说你有办法,你去找。我说我往哪儿找窦唯的爸去?结果我又给香港记者打电话,香港记者说窦唯原来好像住北京站对面南小街那边,你去找找。结果我到南小街挨个小区去问窦唯他爸爸在这儿吗?我心里就觉得可笑,哪儿有出了事让记者去找人家爸爸的?”

他说他曾拍到姚晨买完东西然后到人家那儿去兑奖,最后兑了一管牙膏,不错,勤俭持家。王菲遇见路人行乞,给了人家20块钱,挺大方。

“十数年如一日,带着恶意过滤新闻”

卓伟相信,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谓完美都是假象,而他则担负着戳破这种假象的使命。

“我的同事说,我是带着恶意过滤新闻,然后又千方百计地去拿到证据,最后对人家的谩骂充耳不闻听之任之。他说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而且你是十几年如一日。”

卓伟再一次哈哈大笑,然后问,“你知道金庸的小说里我最喜欢哪一本吗?”

“《连城诀》。”他说,“那里面除了男女主人公以外,所有人都是坏人。”

每天早上起来,卓伟会看一两个小时的书,诗词书画武侠推理,什么都看。他会从香港买几千块钱的书带回来,最近在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他喜欢历史书、野史,或者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

他喜欢引用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一句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就是天下只有庸人没人骂没人夸。”

每周一二三忙忙碌碌,上午出去,回来都半夜了,洗洗,往那儿一躺也就睡了,没工夫看电视,有播得特别火的剧比如《北京青年》,就下到手机或者iPad里,盯人的时候看看。

他自称偷拍不用窃听器、跟踪器,不闯私宅。“我咨询过律师和公安,中国法律不禁止在公共场合拍人,普通百姓都可以拍呢,为什么我不可以?律师跟我说,法无禁止即可行。”

偷拍到了自然有乐趣,拍不到也有乐趣。有时候盯一段传说中的恋情,盯了老长时间也没拍到,“后来估计跟那小三儿也吹了”。他说他曾拍到姚晨买完东西然后到人家那儿去兑奖,最后兑了一管牙膏,不错,勤俭持家。王菲遇见路人行乞,给了人家20块钱,挺大方。

周四周五要写稿,最近几年他才学会使用电脑,边写稿边听《二泉映月》。周末休息。

他的私人生活曾被一位前同事如此描写:“卓伟给自己设定了太多道德规范,比如见到长辈一定要先打招呼,去朋友家一定带礼物,收到别人礼物一定要加倍返还,他愿意放大周围的人对他一点点的善意,假装看不见别人的小手段。他活得像个道德上的清教徒,绝不允许有一点儿疏忽。”

卓伟自言讨厌伪君子。他并不看明星做不做公益,只看你对周围的朋友、父母、同事好不好。他的逻辑是:德有大德、小德、公德、私德,不能割裂。“我就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他对他的朋友、父母都不好,他怎么会对那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好呢?一个私德就很差的人,能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公德心的一个人吗?”

他把事情分得很开。他觉得李雪健表演挺朴实,也挺欣赏陈道明、陈宝国,李幼斌演的《亮剑》和《闯关东》,那真是炉火纯青,“但也并不妨碍我去偷拍他”。

偷拍这么多年,明星无数,“很多事情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明星来求他的时候,“我得承认,确实是有,心里会有成就感和权力感。”

“除了狗仔队和警察还有谁?”

卓伟觉得这个工作充满魅力。他欢乐地讲述把大明星逼到垃圾堆里的故事。“毛主席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输了也有意思。”

他和摄影曾经跟踪一个特别有名的女明星。深更半夜,她和朋友在故宫附近散步,卓伟远远地跟在后边,摄影则绕去这条路的最前头。他们正打算前后夹击拍个正着,突然,这个人没了。俩人站那儿嘀咕,“哎哟,这女的真厉害。”人哪儿去了?正找的时候,“唰”就来了一辆车,突然停那儿了,然后从两个垃圾堆之间蹿出一个人来,“噌”就上车了,然后车“唰”一下就开走了。然后一看就是她。“特可笑,我就没有想到那么大一个明星躲在垃圾堆里。我们在后边追,我们就乐,后来我们还说,再回去补一空镜去,把那垃圾堆拍一下。”

这时候,以及明星来求他的时候,“我得承认,确实是有,心里会有成就感和权力感。”

这种权力感,正如他常告诉员工的:“你可以跟踪人,你可以偷拍人,你还可以调查人。这种工作除了狗仔队和警察还有谁?还有哪个行业能够允许你这样?”

卓伟曾经拍到一个女明星和男演员一起泡吧,醉了,被男演员送回家。女明星亲自打来电话,态度很真诚,说她怕在外地拍戏的男朋友误会。卓伟说,不报行,你不俩人快结婚了吗?登记的时候告诉我,我去拍一下。女明星说行,登记,拍婚纱,我都告您,您去拍。

但是明星自己或托人来找他的情况“很少很少”,大多数时候他的成就感来自于一篇报道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他说,他曾经拍到了某个导演的什么事,然后一家网站跟他联系,想帮导演摆平这个事,导演一感谢,就能来参加他们的节目了,网站开价“好像两三万”,说“这个照片我们买,但是我们不报”。卓伟一听,那就算了,“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算老几?真把我们当成了只为钱的狗仔队了。”

这个圈子里流传一个说法,卓伟不可能被钱收买。

卓伟没有回答价码开到多少就可以收买他,他谈的是心情。“那种心情是非常强烈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拍到了,我怎么可能不报出来呢?那个时候我那种一定要把它报出来的心情已经超越报道本身了,我报出来了,我才能达到情绪上的宣泄、精神上的满足。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

卓伟说,他从不担心他的报道会让明星受不了,他不害怕这个。

“韩国人有自杀的,咱这儿有自杀的吗?中国人的生命力强着呢,特别爱活着,阮玲玉还自杀了,现在有一个自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