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暴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现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的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子。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我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起孙处长当年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当年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关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你知道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精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不吃虾米?我看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床上读村上春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咦,还能见面?”不是每一个瞬息而生的小伤感都需要回应,他自然什么都没说,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黄瓜,小便,睡了。”那时候一个淫荡、自私和凄凉的故事是可以卖的,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挖坟啊什么的。

我们读的是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春日傍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的《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意重读一遍。你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开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车。我拼了小命,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这说明往日光阴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处新闻业,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

独有一点明确无误,就是孙处长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之后,我看见我们的文化日益热烈而且痴傻。我看见好多书。我看见的是破书。我看见了某些繁荣,可是它是若抽去痴傻便不复存在的繁荣。你知道新闻业就意味着免费褫夺传统媒体的新浪网,文学就意味着粗鄙无品的起点中文网,电影就意味着贺岁片,电视就意味着湖南卫视的节目里一帮小姑娘尖叫并泪光莹莹—他们之所谓参差多态,我则名之以单调乏味。我也愿意从经济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做生意的秘诀就是受人尊重”的格言在这里就消失不见了呢?

我想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它的一切都是“姑且”的而不能有真正的长远抱负。它是过渡性的,不知彼岸在何方。有一簇冷火囧囧地燃烧其间,灿烂、繁荣、浮华,但是没有温度。我的昔日同学们在1990年代早期的虚光中投身股市,如今的人们则在虚火中唯利是图。倘若我们只有空心的社会,那么最世俗地说,商业环境也好不起来,孙处长就该辗转卧榻再补上续篇,“十年后中国生意将更加萧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