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加藤嘉一的计划是走入中国的100所高校演讲,期望围绕“中国大学生的成长逻辑”这样一个主题,与中国的大学生沟通和互动。作为一名有底层生活经验的青年学者,“中国年轻人或大学生的谋生问题”和“农民工的生存与心理状况”是加藤嘉一当前关心的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谈道:“希望能够对大学生和农民工这两个群体进行现场式的、动态的观察和研究”,“我小时候过过贫寒的日子,对于社会的黑暗和肮脏,本来就抱有复仇的心理,这一心理大大推动了我勇敢地面对任务。我希望自己能够代言弱势群体的心声。我观察中国变革中的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是‘安全感’。”

2003年,加藤嘉一入北京大学学习,从学习语言开始,坚持观察中国的民间生活,并将这些观察和思考以专栏形式成文,试图以此建立自身的中国经验。当过长跑运动员的经历,历练了加藤嘉一的毅力和理性思维,在中国生活的8年,他有足够的耐心慢慢了解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并将这些经验写入新作《中国的逻辑》。这些经验所反映的矛盾,往往是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的:机场或邮局的工作人员在最忙碌的时间段集体关门吃饭;人们对于拥堵的交通之类的摆在眼前的问题总会说“到时候再说”;小商店的经营者会以“没有零钱找补”拒绝生意,等等。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有它特有的模式,有它特有的速度,有它特有的逻辑。新作品表达的是我对一个时代的追踪。”加藤说。事实上,中国的民生问题和社会力量在近十年时间里快速、广泛、深远地崛起,“80后”、“海归”、“富二代”诸如此类的人群分类形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新现象,但加藤嘉一坚持把研究的目光放在社会、民间和底层生活,在他看来:弱势群体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过去与未来承担着独一无二的责任,中国社会的每一种变化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他们的身份往往会消解和遮蔽这一影响力,从而被主流文化所忽视。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的大学生和农民工是你关注的两大群体,你对于他们的现实情况的了解通常来自哪里?样本如何选择?

加藤嘉一:我目前最关心的中国问题是“中国年轻人或大学生的谋生问题”,因为它才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农民工也一样,我经常到各省省会的劳动力市场或加工工厂去考察,亲自接触农民工的谋生状态,我也经常到各地的农村,甚至与那些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交流。当代中国问题,我最关注的还是人的动态,尤其是其中的谋生状态,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人生观、财富观等。

日报:为什么特别关注大学生和农民工?在你看来,这两大群体的生存和心理状况分别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中国社会这几十年来的何种现实和变化趋势?

加藤嘉一:我观察中国变革中的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是“安全感”。在我看来,大学生和农民工是当今最为缺乏安全感的两大群体。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过去与未来承担着独一无二的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伟大成就的最大功劳者难道不是2亿农民工吗?他们的忍耐与奋斗才是支撑当今中国外需型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制度问题必须与时俱进,但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人,以人为本,靠人发展,那么,当今漂泊中的大学生,包括北大、清华毕业生等精英,能否找到自己可接受、愿意去面对的位置和灵魂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他们现在越来越不认为上学有用、文凭管用,从小至今一直被灌输“只要好好学习,上学,你一定成功,成为人生的胜者”的80后、90后明显碰着大钉子,开始认为“上学无用”。当然,文凭不等于文化,上学不等于教育,相对、客观地认识文凭与上学的作用和局限是必不可少的,若今天的80后、90后确实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时代在进步。

日报:你有一个观点认为:80后是了解中国的冰山一角,而且80后绝对是被高估的,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绝对是被高估的,“在我看来80后是最现实的人,对自由、民主追求最差的一代”,是否可以举一些生活事例?

加藤嘉一:首先,有“80后”这样的说法出现,本身意味着被高估的开始。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阶层划分的重新使用。正因为出现“80后”这样的名称,投机主义的媒体才会找出这样那样的素材和背景去大胆讨论80后怎么着。比如,富士康的N连跳事件发生后,许多媒体立即就把它与80后挂钩起来,从80后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角度去解读富士康事件何去何从。我没有说这种解释方法是对还是错,我说的意思是,这一解读与被解读的关系过程本身是被高估的。我在北大观察到,周围同学很现实,只对就业、实习、赚钱等物质生活感兴趣,对于国家、社会如何实现民主、如何在繁杂的社会上追求精神自由等积极讨论很少很少。

日报:你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看到知识分子的“圈子化”趋势。他们必须归属某一个派别,否则“无家可归”。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方面,你对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有何评价?

加藤嘉一:独立性是判断你是否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标准。如果你故意让自己进入某一“圈子”或“利益团体”,你就很难扮演它。知识分子永远应该从实际状况的需求出发,把自己放在社会中,并积极代言草根群体的利益诉求。知识分子最不该做的是把社会讨论或问题解决“价值化”,即一切都从价值观出发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实在很稀少,中国由来已久的“圈子文化”也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某些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的位置置于“左”或“右”,这也是他们缺乏安全感的重要表现。从体制进步的角度说,如何让知识分子拥有独立性与安全感才是最重要的。日本的情况稍微好一些,知识分子有足够的研究场所、思考环境以及表达空间去享受思维的乐趣和表达的快感。日本知识界的左右之间也没有像中国这样互相排斥、痛骂、攻击,中日两国这样的差距从何来?我认为,一个是体制问题,另一个是文化问题。日本的“圈子文化”没那么严重,反而强调的是以和为贵,在不同的集团之间要相互扶持和尊重,而不要相互攻击和排斥。

日报:日本民众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得?他们了解中国的青年文化吗?民众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持怎样的态度?

加藤嘉一:主要还是日本的媒体,尤其是报纸和电视,因此,日本国民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往往趋于表面和浅薄、功利化和情绪化,这一点不利于日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当然,中方的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日本公众开始对中国青年文化表示浓厚兴趣,尤其“80后”这一文化。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和媒体人从“80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研究当代中国,预测中国未来。我认为这是好事。日本绝大多数的公众心理上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前途无量的市场前景对日本经济复苏来说利大于弊,就像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先生曾主张过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Profile人物档案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员。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从“零”开始在北京生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2010年获得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