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是《纽约客》怪才格拉德威尔最新作品。与他的经典著作《异类》关注成功人士的“隐性优势和非凡的机会”不同,他在新著《逆转》中,兴趣点终于转移到那些渴望胜利的弱者身上了。他主张,有些劣势可以成为优势,而有些旁人看来的优势其实是劣势。

《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4月

定价:36.00元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新书《逆转》试图探索一个古老的命题:弱者与强者的对抗。格拉德威尔将这种对抗变成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面对的场景,从选择一所大学、在哪里开画展,到如何面对亲人被谋杀。在这些场景下,“他们面对巨大的挑战,并不得不做出回应,我是应该按规矩办事,还是遵从自己的本能行事?我是要坚持还是放弃?我是要回击还是选择原谅?”

作者的观点是:“第一,那些在我们看来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产生于不平衡的冲突中,因为我们在希望渺茫时做出的反应往往包含着让事情变得伟大而美丽的因素。第二,我们对这些冲突的理解常常是错的。它们总被我们误解。巨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身上那些看似为优势的东西经常会变成劣势。”

因此,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重新探讨优势和劣势。在探讨中,我们会发现,优势并不全是优势,而劣势也不全都是劣势。优势为何不全是优势?格拉德威尔有3条理论:规则理论、倒U型理论和小池塘大鱼理论。

打破规则能带来力量。大卫之所以能战胜歌利亚,一个很要的原因是他拒绝遵守决斗规则。大卫不想接过以色列军队统帅扫罗要借给他的铠甲和利剑,因为披上厚重铠甲并手持利剑之后,行动速度就会降低;也因为这会迫使他像一个步兵那样和步兵中的佼佼者歌利亚来决斗。他选择的是在距离对手一段距离的射程内投出石块,击倒这个巨人,然后快速接近他并用剑斩下其头颅,而不是面对面地用兵器和歌利亚拼个你死我活。

在格拉德威尔举出的硅谷篮球队的例子里,从没打过篮球的球队教练很惊讶为什么篮球要像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去玩:A队得分后迅速退回自己的半场防守,等着B队发球过中场发起进攻,“篮球运动领域似乎存在着某种关于篮球比赛该怎么打的阴谋”。这种阴谋可以让拥有身高和技术优势的强队轻松取胜,但却让弱队无还击之力。他所做的就是打破规则。这位教练的做法类似于今天篮球比赛中,落后的球队在最后时刻采取的“全场紧逼”策略,也就是从开始发球就紧追不舍地防守,希望制造出持球运动员的失误和己方的断球。这种从一开始就全场紧逼的策略让这支硅谷球队在校园联赛中变成了一支不受欢迎的强队—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其他教练认为它们的战术不符合篮球比赛的常理;之所以成为强队是因为它们的压迫式防守的确造成了对手的不少失误。

几乎所有的资源优势都遵守着倒U型理论。这个理论很简单:开始时那些优势资源的增加会带给你优势;但是在过了一个点之后,资源增加带来的优势停止增长;如果继续增加,那么它会给你带来劣势。格拉德威尔举的例子是对孩子的教育。他用数据来说明,并不是一个班上的学生越少,教育效果就越好。一个原因在老师,“只有老师在负担更小的情况下改变教学风格,小规模班级才能让学生成绩更好。而证据表明处在适中范围时,老师必然不会做出这种改变。他们会选择更少的工作量。”另一个原因在于群体的特征。过少的学生会减少班级的多样性,让学生变得更单一更从众。那为什么还会有很多超级贵的学校将小班授课当做自己的竞争优势?答案是,那是学校针对付钱的父母的宣传,而不是针对学生的考虑。

第三个理论是“小池塘大鱼”理论。在格拉德威尔看来,一个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大学,是常青藤高校还是一所普通大学,同19世纪末巴黎刚刚出现的印象派画家选择去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还是自己开画展有共通之处:是选择做大池塘中可能被人忽视的小鱼,还是选择在小池塘中做一条大鱼。常青藤高校这个大池塘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但是它的劣势却被人忽视:其中一条是它会让大部分学生深深感到挫败——连比尔·盖茨都说他在哈佛最大的发现是,他不再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大池塘录取了那些非常聪明的学生,却又使他们变得意志消沉。”小池塘也没那么差,格拉德威尔引用的数据表明,普通学校的优等生发表的论文数比顶级学校的好学生发表得多—虽然不如顶级学校的顶级学生。

然后,有些劣势会带来优势,是“值得经历的困难”。格拉德威尔举出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阅读障碍症,一个是幼时失怙。“有相当一部分成功的企业家都是阅读障碍者。伦敦城市大学的朱莉·洛根通过近期的研究报告指出,该比例约达到1/3”,其中包括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思科的CEO约翰·钱伯斯等。在一位研究者埃森施塔特找到的573位名人传记资料中,约1/4的人在10岁之前丧父或丧母,34.5%的人在15岁之前失去一位至亲。在从乔治·华盛顿到巴拉克·奥巴马的44位美国总统中,有12位在年幼时失去父亲。历史学家露西尔·里芒戈研究的从19世纪早期到二战初期的英国首相中,有67%的人在16岁前失去过父母中的一位。阅读障碍症或者父母早逝,当然不值得经历,但是在这种巨大的负面经历里,一定也蕴藏着可以转化为正面优势的东西。

“在最好的情况下,阅读障碍能激发出你身上某种还在‘休眠’的技能。”格拉德威尔说。在他举出的例子中,患上阅读障碍症并从这种劣势里挣脱出来的人中,有的人是因为变得更会倾听;有的人是变得更加善辩、更加具备说服力;另外他们也都更能接受失败了。加拿大精神病学专家J·T·麦克迪在《士气的结构》中将二战期间遭受伦敦大轰炸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被炸死的人,他们理应感到恐慌和绝望,但作为受害者他们已去世,不可能对士气再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侥幸脱险的人;第三种是远离灾难的人。第二类人会感到恐惧,但是也具备强烈的求生意志。第三类人则变得满不在乎,认为自己注定不会被伤害。我们在电影和现实生活中都见过不少第三类人。曾经经历过不幸和灾难让他们似乎免疫于恐惧。麦克迪的结论是,“惨痛的经历会给人们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这类经历在深刻伤害某个群体的同时,也让另一个群体变得强大。”这个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那些“值得经历的困难”,解释为什么那些经历过不幸的人,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力量,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东西会让你更强大,至少在心理上。

格拉德威尔所说的权力的限制—“优势力量的劣势”—已经被政治学家讨论过很多,而今天互联网唤起的“微力量”的崛起,更是加速了权力的瓦解。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去读一读莫伊塞斯·纳伊姆的着作《权力的终结》。不过格拉德威尔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做论述。他回到权力的“合法性原则”来解释权力的受限。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那些被要求服从权力机构的人必须有发言的权力;第二,法律要具备可预见性,不能朝令夕改;第三,权力机构必须公平。

他以此来解释从小学课堂上的混乱、一个地区的青少年犯罪,再到北爱尔兰问题。在格拉德威尔看来,权力机构必须反省自身的作为是否加剧了混乱,而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己可以采取针对混乱者的措施来消灭混乱。面对一个混乱课堂的老师,不应该有“我要控制你的行为让你不要捣乱”的想法,而应该想“我要做些什么有趣的事,才能在第一时间防止你不守规矩”。青少年犯罪高发区的政府,应该去想为什么犯罪变成了很酷的事情,警察却变成了反面人物。如果缺乏这种反观自身的能力,权力机构反而会为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