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记者/高育文

去年以来,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而掀起这轮浪潮的却是当初引领全球化,并最先从中受益的西方国家。这一趋势也成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

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之所以全球化至今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等问题,是因为各国政府没有做好工作。从不贸易、不开放到开放,情况一定不会比以前差,因为用自己的资源可以换到原来无法生产的东西,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全球贸易一定是有好处的。”

如何继续推动全球化,关键在于解决税源问题。刘遵义表示,再培训是比较长期的工作,解决税源则更为有效。“比如可以考虑对所有出口收1%的税,对进口收1%的税,这些税可以用来帮助在全球贸易中受损的人群。有了税源就可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出于避税的目的,“美国企业存放在他国的资金总规模高达约2万亿美元,这是很可观的数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此前欧盟已经表示爱尔兰一定要向苹果补征税收。”刘遵义称。

在他看来,这对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顺差也有重大作用。“苹果电脑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做的,但中国的增加值很小,到了美国后,权利金(royalty)不是付给美国的,而是付给苹果在爱尔兰的分支。因此这种案例似乎从表面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顺差。所以当我们在看中美贸易时,美国说中国对美有3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我和几个同事的测算结果是1300多亿美元,可见这种差距是天壤之别。”

刘遵义于1964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及经济学理学学士学位,后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66年起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2004年至2010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曾任中投香港董事长,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利率正常化并非坏事

第一财经: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美国进入了加息进程。如何看待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刘遵义:未来还会继续加息,而且我认为利率正常化是一件好事。现在金融市场很反常,股债价格同升,以往应该一上一下,这其实就是长期低利率造成的。

低利率让中下阶层人民比较受苦,他们主要是存钱的而非借钱的,最苦的是退休者,他们依靠养老金养老,但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利息,只能坐吃山空,因此利率正常化是好事。美国近两年的经济还是不错的,特朗普计划推出振兴经济方案,包括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利率也会持续抬升。

第一财经:如果要加大投资力度,美国就会出现更大的财政赤字,这就需要一些措施来减少贸易赤字,比如打贸易战。

刘遵义:不一定要打贸易战。有赤字可能也不是坏事,危机以来的几年,欧美国家的财政纪律过于收紧,欧洲的财政整顿尤其严格,现在能够财政扩张并非坏事。例如,建造一条公路,这是可以收费的,也不一定会扩大联邦政府的赤字,可以发行相关债券,可能中国到时候还会买,因此这都可以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

第一财经:经济复苏的预期若导致美元走强,反而会加剧美国贸易逆差。

刘遵义:这就看你是希望更强的经济还是更小的逆差。其实货币强势的时候,等于进口外部商品更便宜,多进口一些也无妨,强美元也不一定是坏事。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美国经济仍然较强,因此游资会被吸引过去。这也是必然的。

第一财经:按照过去的经验,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可能会遭遇一些危机,例如美元债务偿还问题和资本外逃问题。

刘遵义:各国可以减少美元负债,现在应该也是还债的时候。中国企业如果有美元负债,应该考虑还美元债,借人民币债。

完善税制推动全球化

第一财经:全球化是不均衡的,导致贫富差距上升,全球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过往几十年的贸易、金融一体化是不是过度了?

刘遵义:其实是政府没有做好工作,从不贸易、不开放到开放的时候,情况一定不会比以前差,因为各国完全可以在开放的时候也选择不贸易,但如果选择了进行贸易,就一定是因为有好处,因为用自己的资源可以换到原来无法生产的东西,用李嘉图(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全球贸易一定是有好处的。

第一财经:最近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大量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不同部门贸易,最后他们的结论是,在中美的贸易过程中,美国是受损的。你怎么看?

刘遵义:我认为不可能,因为贸易都是自愿的。李嘉图的理论是正确的,大家都会受益,但是全球化中一定有赢家和输家,出口和想用进口产品的人就会受益,但被进口产品替代的公司和员工就是输家,政府没有做好的,是向赢家收税来补贴输家。

所以,第一没有财富重新分配机制,第二低技能劳工的薪水必然会跌至最低的水平,一旦开放了,就一定会受到打击。萨缪尔森的要素平价定理(factorequalizationtheory)就提到,只要开放,全球所有要素是同样的,因此最受苦的都是没技能的人。

第一财经:政府需要做什么?

刘遵义:再培训是比较长期的工作,还一定要有一个税源,比如可以考虑对所有出口收1%的税,对进口的人收1%的税,这些税可以用来帮助在全球贸易中受损的人群。有了税源就可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比如我55岁,我的工作被所有进口代替了,其实这个年龄段就可以不用再培训了,政府可以养他们到65岁退休,因为对55岁以上的人再培训的价值可能在下降。

第一财经:1%足够用来支持再分配吗?

刘遵义:我认为这肯定是足够了。

第一财经:特朗普一直在召唤跨国企业回归美国。但其实在这之前,全球企业已经开始回归本国,因为全球化的成本和管理成本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刘遵义:我认为这并不一定对。美国全球化的问题,尤其在金融方面,很多是避税的结果。美国很多公司都把公司挪出去,主要为了避税,例如苹果把专利都设在爱尔兰的公司,这样一来就不用被美国征税,而这都是美国税收的漏洞。

美国没有回去的资金总规模高达约2万亿美元,这是很可观的数字。特朗普和欧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此前欧盟已经表示爱尔兰一定要向苹果补征税收。

此外,苹果电脑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做的,但中国的增加值很小,到了美国后,权利金(royalty)不是付给美国,而是付给苹果在爱尔兰的分支。因此这种案例从表面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顺差。所以当我们在看中美贸易时,美国说中国对美有3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我和几个同事的测算结果是1300多亿元,可见这种差距是天壤之别。

(背景:欧盟在2016年8月正式裁定,要求苹果向爱尔兰补缴130亿欧元的欠缴税款,此次追缴事件是布鲁塞尔被授权监督在欧企业以来的最大补缴金额。苹果在爱尔兰设立了两个子公司: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和苹果欧洲运营公司。苹果国际销售公司负责在欧洲、亚太、非洲等地区的销售,根据爱尔兰的特殊税务安排,其允许苹果将苹果国际销售公司的大部分利润划分至某一个“总部”,而这个“总部”并没有设立在爱尔兰以及其他任何国家,根据爱尔兰法律,这个“总部”被视作“无国籍公司”,所以无需向爱尔兰纳税。最终,苹果只需为苹果国际销售公司的一小部分利润向爱尔兰缴税。数据统计,2011年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实现160亿欧元利润,而爱尔兰子公司分配到的利润不到5000万欧元,剩余部分全部划分到拥有免税资格的“总部”。欧盟官员表示,爱尔兰的这种税务政策为苹果提供了巨大的财务优势,构成非法的国家补助。)

第一财经:如果能把税收问题改善,就意味着全球配置资源和生产的成本要更高,因为现在的低成本是被人为避税所降低了。

刘遵义:的确是这样的。美国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即不论公司的分支机构在哪里,也不论公司是否要搬回美国,公司每年都要向美国相关部门报税。

应鼓励用本币进行贸易

第一财经:我们来谈谈人民币,根据目前的定价机制,美元一旦走强,人民币就会面临贬值压力?

刘遵义:人民币没有必要盯住世界最强的货币。如果美元升值10%,但中国对美贸易只有20%,那么盯住美元是对中国出口有害的。

第一财经:所以现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是比较合理的?

刘遵义:我认为这很合理。如果美元升值10%,人民币可以只升2%,因此在美元升值的时候,人民币可以少升值一点,而在美元贬值的时候,人民币就可以升值。盯着美元其实也是盯不住的,反而会更差,这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而参考一篮子的话,就可以看见美元的波动性比人民币的波动性大得多,例如印尼就会发现持有人民币比美元更好更稳定,因此现在要实现“稳”,而且是对一篮子货币的稳,我认为这是做得到的。

第一财经:长远来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即一篮子机制尽管可以实现“稳”,但仍然不是清洁浮动(cleanfloating)。

刘遵义:我不赞成完全清洁浮动。清洁浮动的先决条件是没有太多的游资,这就涉及了托宾税的问题,如果有托宾税,游资就会下降,全球的金融流动也会更加合理。此外,目前中国还有资本管制,就算美国加息,中国也不用急着加息,但香港就没有选择了。

第一财经: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currencyboard)会被取消吗?

刘遵义: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不会取消,因为香港面积很小,高度依赖需要进出口,需要有一个货币锚。

第一财经:人民币维持相对稳定,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力支撑。

刘遵义:对。2010年之前,几乎所有中国贸易都是用美元结算,2010年~2015年,人民币的使用持续增加,2015年到了最高峰,超过了30%,不过2015年8月后就一直在下跌。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利用率为14%,较顶峰时期的2015年减少一半。

但是我认为,还是要鼓励大家用本币交易。例如,如果中国跟印尼进行贸易,如果用美元,就要从人民币换成美元,美元再换成印尼盾,这就产生了两个交易成本,同时下订单到到货的时候有一定时间距离,这就存在汇率风险,因此中国和印尼就应该用本币来进行贸易。

第一财经:用本币交易同样适用于“一带一路”。

刘遵义:没错。不过,都用本币的话,假如贸易是平衡的,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但如果不平衡的话,有人会多拿,比如我们从印尼进口多了,可能我们就需要多支付印尼盾。

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欧洲以前用的老办法。在欧洲,当时双边贸易很难平衡,但三、四、五人之间就可以平衡,因为彼此都互相有顺差,最终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平衡。

建立汇率协调和清算机制

第一财经:这是一个贸易货币联盟的概念?

刘遵义:其实不能说是贸易联盟,这更像一个结算机制,因为结算到最后,可能还会剩下一点,不可能刚刚好,但出超必定已经减少了很多。最后清算时,剩下的余额可以由一个机构来承担。

第一财经:这个架构由谁来做最合适?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一个选择?

刘遵义:SWIFT的问题在于其不可能出资。我认为还是需要一个多边政府机构来主导。同时,以东亚地区为主体来展开最为方便,“一带一路”60多个相关国家不太容易马上就做到。

我建议的这个模式在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曾经实践过。当时,德国不相信法郎,法国不相信德国马克,最后国际清算银行(BIS)就表示,BIS可以替各国清算,正好当时马歇尔计划还有一笔余额。

第一财经:这样做的话,美元霸权就会被削弱。

刘遵义:美元独大的体系是不稳定的,但人民币独大也是不稳定的。中国要走的路不是去代替美元,而且这也要花很大功夫,其实我们更应该鼓励所有国家都用本币交易,这会受到所有国家支持。

第一财经:但这样做的话仍会产生汇率风险。美元独大的体系也有其优势,当时才会被各国所支持。

刘遵义:1971年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到了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美国停止履行美元可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公开与黄金正式脱钩,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支柱被破坏,以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全面崩溃,此后取而代之的是浮动汇率。

第一财经:我们可能需要一定的政策协调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贸易的可持续。但自由浮动汇率走了这么多年,稳定的汇率架构安排看起来已经回不去了。

刘遵义:货币相对稳定,有助于贸易和投资。例如,欧元设立之后,欧元在欧元区内的国际贸易增加了3倍,可见,尽管关税会影响贸易,但其实汇率波动下降的话,会更有助于促进贸易增长。

我认为,第一步是可以鼓励用本币贸易,第二步是想办法做一些汇率协调。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在十多年前提出,只是针对欧元和美元,欧元和美元不应该波动性太大,欧元/美元要设定一个1～1.2的区间,维持不超过这个区间,如果欧元/美元到了1,就说明美元太强了,就会影响美国的出口,到了这个水平,美国就应该买欧元;但如果到了1.2,就说明欧元太强了,欧洲就应该买美元。

第一财经:这与瑞士央行早些时候盯住欧元的操作类似,全球投资者都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来进行投机?

刘遵义:瑞士央行是单边行动,但欧美之间是双边行动。不可否认,如果汇率波动太大,就没人愿意做贸易了。但就现在来看,上述操作在美国和欧元区可能很难实现了,但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呢?这种可能性很大,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汇率就会相对稳定。

第一财经:从全球资本流动的角度看,我们是否需要托宾税?

刘遵义:我认为需要,这可以用来打击投机者。

第一财经:尽管赞成的经济学家不少,但托宾税被讨论了这么多年,为何始终不能落实?

刘遵义:没有落实可能是因为涉及了太多利益攸关方,例如外汇买卖的规模巨大,银行的外汇买卖量也很大,如果征收托宾税,炒作的人也没有空间了。

第一财经:照理说,IMF这样的国际机构应该支持托宾税。

刘遵义:欧洲比较支持托宾税。IMF的角色在上世纪70年代后就有所削弱了,IMF的战后职责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监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如果成员国法定汇率的波动幅度超过10%,就必须得到IMF的批准。同时,对于那些因为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外汇储备缺乏的国家,IMF会提供短期贷款。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IMF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减弱了,很难保持货币体系的稳定;在浮动汇率体系之下,其对成员国汇率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的监督功能大大减弱。现在IMF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宏观经济管理,这并不是它原来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