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上午,由第一财经研究院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推出的 《中国金融风险和稳定报告2018》(下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发布后,以“在改革和波动中实现金融稳定”为主题的闭门研讨会同步举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报告》主题涵盖三个要点,即改革、波动、稳定。“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就如实刻画了我们当前的情况。”他解释称,当前改革正在推进,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过去金融风险的积累、中美贸易摩擦等,金融市场表现出很大波动,在这种情况之下,稳定也显得更加突出。

《报告》将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4个风险、2个条件,分为不同的时点,在结合全球背景和考虑数据约束的同时,抓住中国的关键风险和经济金融环境,引入涵盖当前发展的前瞻性指标,从而描绘了中国金融稳定整体图景。在揭示出三大主要风险的同时,《报告》还针对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提出了详细的政策组合建议。

《报告》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高度关注。“金融危机后姗姗来迟的全球同步复苏出现不久,即被席卷全球覆盖几大洲的’贸易战’和一系列风险因素正式打断。 ”《报告》称,如果美国的复苏周期以时间压缩和波幅放大的形态提前终结,那么要比市场预期更快的加息和贸易战引致的信心波动,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当特朗普宣布贸易战时,美国股市下跌,中国股市下跌。中国股市下跌不全是贸易战的问题,也有内部原因和很多因素,但由贸易战引发的信心冲击很大。他指出,还需要注意到全球债务水平上升的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贸易波动引起的全球波动可能会比较大,引起中国国内的金融波动则可能更大。

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表示,《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2015年诞生,是中国第一份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稳定地图方法论,构建中国金融稳定分析范式的报告。IMF今年4月正式采用了全球央行的通行方法——以“金融条件”取代金融稳定地图的方法论。今年的《报告》也推出了第一财经研究院编制的中国的金融条件指数,充分考虑中国特点的前提下,尝试实现与国际的通约。

《报告》由李扬和朱民担任联席总顾问。核心内容包括六章,第一章《中国金融稳定概览》由IMF 前高级经济学家孙涛博士领衔撰写。港交所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担纲撰写了第二章内容《资管新规和打破刚兑》。第三章《金融市场的联动和监管应对》由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邓海清撰写,第四章《管理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由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撰写,第五章《数字货币的泡沫、风险和未来》由姚名睿以笔名署名撰写。最后一章《外部金融风险》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领衔撰写。

三大风险压力提升

回顾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资本外流压力缓解,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出现了升值,中国金融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定。另一方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宏观杠杆率大体稳定。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整合与重塑,新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体系正在成型。

进入2018年,中国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旨在解决长期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然而,美国顺周期经济政策导致的全球宏观金融风险加剧,全球贸易争端升温,中国面临的内外部金融压力正在加大。

《报告》对比了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期间的中国金融稳定变化情况发现,在此期间,中国的宏观经济风险、信贷风险以及市场和流动性风险有所下降,风险偏好上升,但外部传染风险上升、货币和金融条件趋紧。

《报告》预测,2018年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三个方面的风险和挑战。首先,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停滞,去杠杆过程中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定力不足,可能导致和加剧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累。

其次,去杠杆过程中打破刚兑的节奏和力度如果过于激进,可能带来信用过度紧缩、债务违约的传染和扩散,并触发更大范围内金融市场的风险暴露,导致过大的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第三,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全球贸易争端升级,这些外部因素通过贸易、全球价值链(GVC)和金融渠道传导,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尤其是其可能导致的信心冲击,会加剧内外部金融风险的互相强化,对金融稳定构成重大挑战。

六大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视角,《报告》提出了“一揽子”化解短期金融风险、实现中长期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第一,去杠杆要保持货币政策定力,通过结构措施避免信用过度紧缩,坚持基于市场化原则处理信用事件,重点是加快建设信用风险处置的相关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这是加剧信用风险蔓延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强调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但是对于金融机构遇到风险之后的应对机制和方案准备不足。尤其是在去杠杆、打破刚兑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缺乏成熟的资产处置办法和处置案例,缺乏盘活不良资产的渠道与方案,更缺乏足够广阔的、分散信用风险的衍生品市场。一旦遇到风险,缺乏退路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金融机构,只能被动倾向于“过度紧缩信用”。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分散市场风险,分担信用损失的体系,明确金融机构对于信用风险承担的过程和程度,鼓励培育不良债务的投资机构和投资群体,尽力扭转“过度紧缩信用”的趋势并防范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第二,在全球流动性收紧和贸易冲突的复杂外部环境下,密切监控国内外重要信息和市场动向,高度关注各项宏观金融政策的协调,防止外部金融冲击和内部金融风险暴露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叠加,导致市场过度波动、资本大量无序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资产价格迅速下跌和信贷紧缩同时爆发的风险局面出现。

“目前外部环境较为复杂,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同时,全球贸易冲突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报告》认为,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走得最快,处于缩表阶段;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处于加息阶段;欧洲央行处于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阶段;日本央行处于拐点前的预期阶段。且从美联储最新利率决议看,其预计加息节奏快于市场预期。

第三,在内外部风险的大背景下,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短期政策组合应该是:避免人民币短期内大幅贬值,避免进口价格上升,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维持较低实际利率以降低偿债成本,适当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可能的全球市场流动性抽紧;尽早认可真实不良资产,并以财政注资和市场注资相结合的方式化解银行体系的存量信用风险。其中,要把握一个关键点:以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和民间对外有序投资,对内、对外保护好、用好中国的储蓄。

第四,为实现短期和中长期金融稳定的政策目标,贯穿始终的是维护信心。从短期看,需要防止内外部风险叠加导致的信心冲击。《报告》认为,中长期看,维护和维持信心的关键仍在于改革开放,在于给予企业主体和居民以稳定的预期和产权保护,创造真正公平的市场化竞争环境,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

第五,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改革提高资本回报率,是实现中长期金融稳定的根本途径。《报告》认为,防范金融风险,其着眼点不应仅局限于金融市场本身,因为所有的金融危机本质上都与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有关。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资本回报率,是防范金融风险和规避金融危机的长期根本办法。

最后,从前瞻角度出发,《报告》也对数字(加密)货币进行了评估和展望。《报告》认为,就本质而言,比特币不是真正的货币,目前比特币不具有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资质,比特币期货也难以成为真正的风险管理工具。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央行正在加入数字货币的实验。理想中的央行数字货币,应具备全新的品质,从而超越现有的私人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