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和第一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收官之年。“十三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大关,城镇化也逐渐进入到新的阶段。

城镇化率突破60%

按照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根据2019年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这也是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大关。这也意味着2019年比规划提前一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的目标。

根据新华社7日报道,“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成效显著。公安部数据显示,1亿人落户任务提前完成,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19年的44.38%。

在近期于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上,国家发改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说,(城镇化率达到60.6%)这说明国家主要的人口已经在城镇居住和生活,那么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城就业生活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城镇将成为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载体空间。

吴越涛说,城镇化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也是拉动我们有效投资的倍增器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加速器。目前我们国家每年城镇化率以平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相当于每年有1000万的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必将产生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房等巨大的投资需求。

在城镇化率突破60%的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在不断加快。“十三五”时期,除了部分大城市外,其他大多数城市均已取消落户限制。吴越涛说,目前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已经基本取消了落户的限制,沈阳等特大城市也宣布取消落户的限制,城镇基本服务覆盖到更多的人口,90%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已经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或是以政府购买学费学校来享受义务教育。

在目前现有的城市体系中,根据城区常住人口的不同,300万、500万、1000万,是最重要的三个门槛。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住建部最新发布的《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统计,目前共有29个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大关。也就是说,这29个城市之外,其他城市全部应取消落户限制。而即使29个超过300万人口的城市中,除个别超大城市外,大部分城市也已放宽或者放开落户限制。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提振更多的消费需求。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第一财经分析,农业转移人口有了城市户口之后,就会考虑在城市里定居,把家里人接过来,进而带来更多的消费。在农村地区,虽然也有消费,但整体上要少很多,很多只是基本的消费。但在城市,各种消费都会增加很多。

在前述“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说,当前的城市化率统计了所有的外出农民工。但是这些人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收入就业不稳定,由于收入偏低,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享受到,“他的消费就是打折扣的,相应抑制了他们的消费”。

蔡昉举例,有研究表示,如果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它都能提升27%的消费。目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个百分点,即使没有提高城镇化率,但如果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缺口填平,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力。

蔡昉表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人口城镇化并相应提高他们的消费率。户籍制度改革当前仍存在较大障碍,要特别注重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更合理的分担改革成本,更合理的分享改革收益。

二次城镇化:人口向中心城市、都市圈集聚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我国的城镇化将逐渐进入到下半场,进入到二次城镇化阶段。相比一次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由乡到城的流动,二次城镇化是城市之间的流动,由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大都市集聚。

胡刚说,按照国际经验,在城镇化率超过60%后,人口会加速往大都市圈转移,尤其是向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中心城市集聚。

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尤其是提高发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带动引领作用,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要求。2018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发挥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带动引领作用。

去年8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要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优化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强化用地等要素保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完善部分中心城市市辖区规模结构和管辖范围,解决发展空间严重不足问题。

广东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中心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医疗、交通等各个领域的中心,各种高端要素都集中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集聚资源的能力强,带动力强,要发挥带动引领作用,需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

“十三五”期间,不少中心城市一方面通过撤县设区以及合并周边地区等方式,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平台,扩展发展空间,提升城市能级。另一方面,纷纷出台各种吸引人才的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集聚人才、资金等要素。

比如,今年9月29日,合肥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对于重点产业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如在肥无自有住房,可根据人才的层次,分别按照220平方米、180~160平方米、140平方米、120平方米、90平方米标准,免费租住人才公寓3年;自行租住的,3年内可分别按每年6万元、4.8万元、4.2万元和3.6万元标准发放住房租赁补贴,不受落户条件限制。

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青年人才是消费、创新创业和就业的主体,有年轻人的城市才有未来。

在中心城市的引领之下,都市圈和城市群也在加速发展。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在官网公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全面进入了都市圈时代。《意见》明确,要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统筹考虑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在有条件地区编制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探索都市圈中心城市轨道交通适当向周边城市(镇)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