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作为经济运行命脉的金融业,必然会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

11月21日,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平行研讨会的主旨演讲中,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将持续稳步推进金融开放,这将带来巨大机遇,另一方面,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也迫使金融业进一步深化改革。

王洪章:金融进一步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能力的挑战将显著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开放的节奏。比如,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向连通公司(美国运通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核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新一轮金融开放对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带来了机遇。”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洪章表示,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国外金融产品引入,提升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改进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优化竞争结构,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加快转型,提高效率,而通过引入外资股东的风控体系,深化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也有利于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王洪章强调,金融本来就是高风险行业,在引进机构、产品技术的同时,不可能是无风险的。随着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能力的挑战将显著增加。

这些挑战包括对商业金融机构风控能力的挑战,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的挑战,监管能力的挑战等,另外,中资金融机构由于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还存在较大的缺失,在逐步消除国家信用隐性担保的情况下,中资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受到致命的冲击。

金融开放不仅包括“引进来”,还要“走出去”。王洪章表示,这涉及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和认知程度,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尽管近年来中资银行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但是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力还是非常低,对于国际金融市场还处在涉水不深的阶段,尚未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和外资金融数量规模增加,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也不少。王洪章认为,原有的监管工具应该进行调整,例如可以贷款的管理办法是否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也应该适用于外资银行;同时要加强监管,内外市场打通以后要有预防性的措施,防范可能带来的市场波动性风险。

基于上述挑战,王洪章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完善产品体系,包括对冲工具,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以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金融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二是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络,加强金融行为合规性监管,资金流动大数据检测,宏观审慎预防性调节,市场预期的引导管理和必要时的管控和干预。

埃里克·伯尔格罗夫:中国展现出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整能力

“为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进行调整,而中国已经展现了其应对调整的能力。”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尔格罗夫说。

具体而言,供应侧的结构性改革使得中国能够持续地实现增长,在保障人民安全方面颇有成效,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等,埃里克·伯尔格罗夫认为这些都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使得金融体系能够支持由创新驱动的发展。

埃里克·伯尔格罗夫称,要实现以创新驱动的增长,就意味着金融体系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真正的创新实际上源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的金融体系要能够支持中小企业的建立和滞后企业的退出。同时,金融体系应该发挥资源聚集的作用,便于聚焦重要的研究领域。

埃里克·伯尔格罗夫认为,接下来要彻底跨越重点收入陷阱将会越来越艰难,尤其是社会和环境面临的调整,各国都需要共同努力实现零碳排放,增长模型要能够进一步促进协调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于2006年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意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周诚君:要重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今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调整,依据的规则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时候金融业要深刻认识到这些变化,作出适应性调整。”央行中国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说。

处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发生的转型时期,周诚君认为,要更加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轮中国对外投资贸易开放,以及产业升级、供应链调整和价值链跃迁的过程中,要用本币来实现,强调的本币主导、本币优先。

“一定要重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2030年中国要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这给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深化,金融业的改革发展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金融业在这方面要未雨绸缪,既做好自己的适应性调整,又为经济的绿色发展转型提供支撑。”周诚君强调。

此外,周诚君还表示要继续开放,以更高的姿态参与新一轮国际化标准,尤其是更高规格、更加开放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创新中小企业发展,尤其要关注真正体现数字化转型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