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世界的读本
赞美一切正常人会赞美的想法,谴责一切正常人会谴责的理念,如果仅仅止步于此,你不可能获得更多。
文|李翔
《沉疴遍地》
作 者:[美] 托尼·朱特
出 版:新星出版社
定 价:25元
出版日期:2012年3月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托尼·朱特在书中揭示了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指引我们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作者认为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
“那些声称是制度出了问题,或者在每个过失背后都看见神秘花招的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但是,不同意、回绝和异议行为,尽管它们推到极端时会非常讨厌,却恰恰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命线。”
前年因病去世的托尼·朱特如是说。以欧洲研究专家身份闻名的托尼·朱特,在去世之前已然是西方世界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说的这句话有些拗口。我的理解就是,凡是把我们碰到的问题一概推到制度身上,或者以一副神秘口吻说“你懂的”,背后全都是潜规则和阴谋论在搞鬼的人,都是不值得聆听的人。不过,那些让人讨厌的不同意见却是值得珍视的。
《沉疴遍地》是托尼·朱特在去世之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书名出自18世纪英国剧作家奥利弗·歌德斯密斯:“沉疴遍地,众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单看这几句话就能知道,托尼·朱特是在吐槽这个时代—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吐槽,美国和欧洲那些大知识分子们也都在吐槽。《纽约时报》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最近的专栏文章《纯真年代》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他在文中抱怨现今欧美民主制度已经沦为一种失去平衡的讨好公众比赛。“现在的领导人不懂得限制公众意见……民主体制下的政客的思维就像公司经理一样:满足客户的需要。顾客就是上帝。”而在另一方面,“许多选民没有了清晰的自我认识,把他们的欲望当作特权,一旦领导人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勃然大怒。”
如果你持人性之善本就不可依赖,而人的欲望需要适当约束,那么必须得寄希望于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大卫·布鲁克斯的拯救世界之法无外如(文章见上期全球专栏)是。
在希望政府有更多作为上,托尼·朱特持有同样见解。他称自己写作《沉疴遍地》的目的之一,正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作为一名生活在当下中国的读者,务必不能遗忘“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这句话,否则就难以进行心平气和的阅读,而进入一轮谴责制度与政府的竞赛。
托尼·朱特希望西方能走出功能失调的“自由市场”与让人战栗的集权主义的围城。他认为这并非没有可能,只要西方能够回到里根与撒切尔时代之前。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自由市场革命,其特征是将“自由与自由赚钱混为一谈”。人类在经历了一段对理想世界和伟大社会的狂热追求之后,在观念上展开反击的奥地利人如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卡尔·波普尔和彼得·德鲁克等人将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重新推回到人类膜拜的神庙中。
在托尼·朱特看来,我们总是在谈论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视作一种政治制度。一些国家的经济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它可以和多种意识形态和政府治理方式共存,并得到发展。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却并没有找到一种能缔造好社会的政治制度。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他坚持说可能大家误读了20世纪的教训,将那个多难的世纪的下半叶最终理解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道德故事。“自由是自由。但是如果它带来了不平等、贫困和玩世不恭,那么,我们应当直陈事实,而不是用自由战胜压迫的名义,把它的确定掩藏在地毯之下。”为此他甚至主张要将社会主义这个词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捡回来。
托尼·朱特对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或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去寻求拯救世界的方案心存疑虑。他清楚地知道,尽管我们仍能从阅读马克思的着作中得到教益,但他的思想因为同前苏联之极权的联系,几乎已经被彻底败坏。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则毫不客气地论证“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他写了本架构简单的书,列出了十项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然后逐条反驳,声称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斯大林主义”的阴影投射到了马克思的思想上,让后者也被笼罩在乔治·奥威尔式的黑暗中。
真实的马克思,“他没有时间去设想一个完美的社会,对平等的说法保持高度的警惕,也从来没有梦想过一个所有人都穿连体工作服、背后写着国家保险号码的未来。他希望看到多样化而不是整齐划一。他从未宣传人是历史无助的玩物。他比右翼保守主义者更敌视国家机器,并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的深入,而不是民主的敌人……他慷慨地赞美中产阶级,并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人权和物质繁荣伟大遗产的继承者。”
但的确如托尼·朱特所说的那样,试图为一个已经被贴上标签的思想家或者某种理论翻案,最终将会是徒劳的。因为它已经被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成见所覆盖。托尼·朱特自己就能证明,每当他想讨论现如今西方国家政府治理方式时,一旦有人口中吐出“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讨论马上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之中,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该要说些什么,似乎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踏入深渊。而且,如果人们只能按照对一种观念的最为善意的解读来理解,那么,所有的观念也都像是被整过容一般,大同小异,赞美一切正常人会赞美的想法,谴责一切正常人会谴责的理念。
对经济学家而言,提出拯救世界的方案就简单得多。无外乎是一派人马坚持认为我们应重新回凯恩斯主义。另一派人马坚定地站在凯恩斯的对立面,声称要埋葬他的遗产。
凯恩斯的经济学曾经被人讥讽为“萧条经济学”,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则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克拉克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谈论凯恩斯的小册子《为什么是凯恩斯?》中说:“凯恩斯不是社会主义者,不相信指令性经济,也不会教条地倡导国家干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所接受的训练和教育告诉他,一般而言,最好的做法是通过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来解决问题。”但尽管有此认知,凯恩斯仍然认为像大萧条期间的胡佛总统那样,消极地等待市场自行恢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它在思维和行动上都是懒惰的和不作为的。
这个判断引出了凯恩斯可能被引用最多的一段话:“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对的。但这个‘长期’误导了当前局势。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了过于简单而无用的任务。如果我们面对狂风暴雨,他们只会告诉我们,当风暴过去,海面就会风平浪静。”
凯恩斯对政府有效干预的呼吁在本轮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不景气中像回声一般响起。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忠实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都在重新呼吁凯恩斯的回归。他称自己出版的《自由市场的坠落》旨在挑起一场观念的竞争,“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呈现出很多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很剧烈的……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的时候充当消防员”。和本文提到的其他所有事关拯救世界的书一样,《自由市场的坠落》中也充斥着大量名言警句和注入“重构经济学”、“走向新社会”这样宏大的章节。
当然,如回声一般响起的还有种种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凯恩斯的方案的排斥,对企业家精神的颂扬和对自由市场的无限信任。你会诧异人类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的语言与观念在这90年中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在旁观者看来,所有这些观念在对待让人忧心忡忡的物质主义、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的问题上并无差异,它们的差异仅仅在于解决方案的不同。在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变化的呼吁上,它们也没有不同,问题只在于,该如何变是好。
李翔是《第一财经周刊》总主笔。
联络他可以邮件lixiang@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