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福建泉州的谢先生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辽宁锦州等地做生意。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生活状况感叹道,当时东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福建“高太多”,“那时候辽宁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生活水平也很不错,福建这边人们还主要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差多了。”

诚如斯言,1978年,福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仅位列第23位,人均GDP只居全国第25位,均处于下游水平。但改革开放后,福建经济快速增长,目前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前十,人均GDP更是高居前六。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40年。这4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由非均衡向均衡,逐渐协调发展。

东南沿海率先崛起

改革开放后,为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1979年,我国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这也使得此后东部沿海的农村地区率先开始了个体加工业。

1984年,我国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我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可以说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十年。浙江、广东、福建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如今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前三。

这其中,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总量仅位列全国第五位。但此后,广东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至上世纪80年代末,广东经济总量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并一直保持至今。此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广东找工作。“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话广为流传。

改革开放之后,珠江流域尤其是珠三角的崛起,并实现与长三角并驾齐驱,也是数千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一个大变化。

其中,作为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和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由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长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96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24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22.4%,人均GDP从606元增长到18.3万元。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1990年,中央作出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其中,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区域分布上看,改革开放以后,南方沿海城市的崛起是一大特点。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北方城市明显更占优势。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前十位的城市,北方占6席,除了京津两大直辖市,还有长春、哈尔滨、沈阳和大连这四个来自东北地区的副省级城市。但到了1998年,经济总量前十位中,来自北方地区的仅剩京津两市,南方地区占据了8席之多。

一年之后(1999年),深圳经济总量超过了重庆,上升至全国第四位,至此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格局正式形成至今。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例如,紧邻上海的县级市昆山当时以“笔记本电脑之城”闻名,高峰时期全球新上市的笔记本电脑每三台就有一台产自昆山。

随着出口贸易的发展,珠三角的东莞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2006年,作为普通地级市的东莞,经济总量超过了中部的武汉、长沙等省会城市,一度高居全国第15位。

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前20名的城市中,南方城市达13个,其中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普通地级市苏州高居第五位、无锡位居第九位、佛山位居第十一位。

从大的格局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逐步北移的过程。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1999年后,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作用日益凸显。大规模的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等重化工业需求量很大,因此大量的投资向环渤海等地倾斜。

这其中,作为环渤海省份,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中,山东的经济总量曾位居全国第二位,并紧追广东。这个阶段也一度有“经济重心北移”之说。

中西部群星闪耀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差距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进入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差距逐渐缩小。

但由于发展的惯性,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进入新世纪后外向型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所以在2008年以前,东部沿海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差距缩小的幅度并不明显。

但2008年是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后,由于外贸出口受阻,东部沿海地区很多产业转移到内陆和东南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增速随之放缓。数据显示,东部地区自2012年起,经济增速结束了由1991年以来长达21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阶段,转为个位数的中高速增长。

相比之下,受外贸影响较小的中西部地区随着产业转移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速也随之快速增长。

这其中,地处西南山区的贵州是西部省份后发赶超的一个典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贵州的人均GDP一直处于全国倒数第一的位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2010年10月26日,贵州召开史上第一次工业发展大会,推出“工业强省”战略。同年12月26日,108家央企投资贵州47个项目,总投资达2929亿元。有了央企的推动,贵州的投资驶上了快车道。2011年,贵州固定资产投资达5100亿元,增长60%;2012年固投达7809.05亿元,比上年增长53.1%。

在工业强省的同时,近年来贵州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在大数据方面,贵州重点打造以大数据、高端电子信息制造和高端特色装备制造为核心的现代产业集群和中国内陆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最终搭建了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智能终端生态体系。

若以绝对值计算,改革开放40年来,贵州的GDP增长了289倍,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

不仅贵州,包括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也在2008年后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反应在城市经济中,以中西部七小龙(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西安、合肥)为核心的中西部城市快速崛起。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像成都、武汉、重庆这些中西部地区高教资源丰富的大区中心城市,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下,正逐渐捡回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将这些优势盘活并充分发挥出来。

例如,安徽的省会合肥,原有基础最为薄弱、城市体量最小,但在过去10年间,合肥的经济总量超越了济南、福州等9个省会城市,全国省会排名升至第九位。

同样来自中部的长沙亦十分生猛。金融危机后,长沙在其主打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医药、汽车等领域都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并涌现出了三一重工、中联、山河智能等体量较大的企业。过去十年,长沙GDP增幅位列主要一二线城市的第二位。

相比之下,2008年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少外贸明星城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06年,佛山GDP排名位居全国第11位,“世界工厂”东莞位居第15位,但到了2017年,佛山已退居第16位,东莞位居第19位。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过去东莞“猛”,是因为当时外贸出口增长迅速,对经济拉动明显。如今的区域经济发展更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作为地级市的东莞不可能像长沙、郑州一样具备对土地、科技等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

一高一低之下,近年来东中西部发展相对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区域经济专家范恒山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区域多头并进的局面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大成就和积极转变,中西部地区2008年至2016年连续9年经济增速超过东部地区。

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去“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也得到明显改变。作为教育重镇,过去武汉、西安地区的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往往流向了广东、上海、北京等地。但近年来,留在中西部的人才越来越多。

例如,今年以来,西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落户浪潮。11月20日,西安迎来今年第70万名“新西安人”落户的好消息。

跨区域协调发展

在中西部强省会加速崛起的同时,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由“西快东慢”转为“南快北慢”。金融危机十年来,有11个省份近十年GDP增幅低于200%,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等地。

在今年4月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8年会”上,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介绍, 2013年以来,我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经济增速开始拉开,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个百分点扩大到2017年的1.4个百分点。2017年,南方实现GDP为52.5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61%,是1980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时期,相应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9%左右,呈现出全国经济增长“南快北慢”和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这其中,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其他三个板块的分化愈加明显。主要原因是,东北地区经济以重化工业、大型国企为主,能源重化产业占比太大,2013年以来,宏观经济趋于平缓,东北的能源、原材料价格随之下行,经济发展也随之放缓。

相比之下,广东、浙江等南方沿海经济大省的转型升级成效十分明显。丁长发说,由于广东和浙江等地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不转型就得死”,所以转型的动力更为迫切,通过数年的努力,近几年转型升级成效不断显现,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正引领新一轮发展。

展望未来,我国区域发展将更加协调。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

如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这也意味着未来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将齐头并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教授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以前我国是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协调,现在我国在区域发展方面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的、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包括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区建设,都是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宽的范围内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