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有一种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你;有一种叫奔赴,虽千里万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还有一种是等待,我在这片草地上,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现;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此时此刻在灵山·梵宫遇见大家,非常感恩。
这是我的第三场年终秀。
但是今年呢,年终秀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读过我那本《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十不惑。十年过去了,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我是一个写作者,也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亲历者。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数据里的四十年
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还专门翻了《时代周刊》,给大家看几张封面。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媒体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马路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路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改革开放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又过了几十年,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第一句话,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他说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将长眠地下,祝福中国。
第三句话,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次一次——在《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里,我简单算了一下,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奖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末日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水大鱼大,水好水差?
上个礼拜我出了这本新书以后,去北京参加了一场活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媒体见面会。周其仁老师也来参加我的活动。
我这本新书叫《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水大鱼大”就是在今年4月份杭州的互联网峰会上周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关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十年的话是什么。周老师一边吃着快餐一边跟我说,有一个词蛮好的,叫“水大鱼大”。后来我就拿这个词做我的书名。
上个礼拜在北大,他也做了一次演讲,关于我这本新书。演讲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经济总量增加了2.5倍,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差,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怎么变成梵宫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话,怎么来的大鱼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2.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没法解释。
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我写过两本《大败局》,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大败局》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发生了什么呢?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时不断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三、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媒体领域传播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呼唤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向哪些人致敬呢?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路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浪漫故事,对吧?他就是一个大忽悠。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2016年,我们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我的诗篇》,当时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去年还曾请过几位工人诗人来到我们的年终秀现场。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我的朋友,吴晓波频道的读者,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过《我的诗篇》的拍摄和播映工作,在这里谢谢大家。
在座各位里有当老板的吗?对他们好一点,好吗?年底到了,千万不要克扣他们的工资。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金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容忍这些人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大家看到可能觉得很奇怪,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实挺郁闷的,甚至很多关于中国改革史的文章说,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什么呢?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这部分人,同样是需要我们致敬的。
有一个词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个词是我们的一位老前辈张五常在他的《中国经济制度》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你到欧美国家去,只要是有点知名度的人,一个地方的市长、州长都能够接待你,花半个小时聊一聊。而中国的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忙得跟狗一样。
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头子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权力,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一百个、一千个?是一万个,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
于是我问他们,你看这些创业者中,有哪些人因为创业自杀了吗?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杀,因为失恋、抑郁、欠债自杀,有因为创业而自杀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
四十年以来,中国是一个不断追赶世界的国家。
我专门找出了一些照片,这是1917年的照片,飞星汽车厂——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一个汽车厂,当年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建的。汽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1886年,奔驰同学发明了汽车;1908年,福特发明了T型车;到1917年,美国已经自称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时,中国才有了第一个外商独资的汽车工厂。
到1931年的时候,张学良在东北开始造汽车,但是很可惜,很快被九一八事变打断。到了1958年,中国有了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叫做红旗轿车。
1983年,我们有了桑塔纳。到了2009年的时候,这个是中国工业史上一个极其光荣的时刻,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1630万辆,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制造大国。一百年时间里,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发展,都没有一个国家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
汽车是工业制造皇冠上的一颗明珠,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了美国,到今年我们的汽车产销量从1600多万辆增加到2900多万辆。但是接下来会到3500万辆,会到5000万辆?不是,汽车在后工业时代,在工业4.0时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全中国、全世界都开始赌新能源汽车。今年,北京有一位同学已经开了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到二环去逛了,交了罚款,很得意地发了一条新闻稿。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将量产化,到2030年,无人驾驶汽车将量产化,一百年来,从一辆汽车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发生的无数变化。
林肯是我们这一次年终秀的赞助商。这家企业过去的几年里,在中国地区的销售量不断增加。他们进入中国以后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是1983年桑塔纳所处的时代,也不是1990年通用进入中国所在的时代,他们是一个后进入者。我们看到他们的用户出现了这些特点,叫做展现自我风格信念、重视生活体验与感受、关注人文底蕴与精神,这是他们进入了一个新中产时代的结果。
所以,每一个商品、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的四十年中,获得成功的因素都是不一样的。早年的时候,可能是满足了某一种短缺的需求,但是在今天,所有的商品全都过剩,所有的差异化全都被抹杀,这时候你需要用什么东西才能触发购买。不仅是林肯,也是很多中国公司需要面对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做灵山·梵宫,20年前它就是太湖边的一块稻田。太湖曾经有一段时间,污染非常严重,是整个中国东部地区绿藻丰富度最高的水域。所以,它周边地区的工厂全部拆迁,农田不允许向太湖直接排污。
然后有人开始在这里做旅游,建了一尊佛——灵山大佛。如今这个地方每年都会接待几百万的游客。拈花湾的这些场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它们能够出现,是因为整个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需求、消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改革,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工作岗位,很多前辈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拨人。
如今我经常会接到一类电话,说晓波你来看看我,干嘛?我要退休了。我当年认识的很多老大哥,在这两年都要退休了。我简单算了一下,差不多,78年以后,四十年,他们当年二十来岁,所以这一波人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时期。
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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