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智量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应是7年前了。他住华师大一村,在我的印象里,高校附属的教工的“村”仿佛都有一种功能,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圈定一批安贫乐道的人。智量先生的房子太旧了,窗外很有年头的绿化使得那个房间发暗。书架上,一些苍老的书籍让我失去观看的热情,而更加留意听他讲。
智量先生的魅力,我在还没拜访他之前,甚至都没有看过任何有关他的文字时,就能感受到。这事很神秘,有个神奇的连接将我吸引到他的住所。我手中带着的,不是他最负盛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和他翻译的普希金的其他作品,也不是他的小说《饥饿的山村》。我带的是一本1985年出版的《康拉德小说选》。
连接就来自其中。书是袁家骅、赵启光编的,收入的康拉德小说里有一篇《黑暗的心》,是智量先生的译本。康拉德的小说文字致密,段落漫长,层理繁复,一向是不容易读的,但《黑暗的心》的名气太大,促使我去努力看完最后一个字。我的理解粗浅,但记忆力不错,对于小说里的丛林魔王库尔兹,我记得的是他杀了无数土著人,用他们的头骨装点自己的地盘。这当然是十分残忍的。然而,小说里的叙事人马洛直到最后,都说他忠诚于库尔兹。他的表达使我费解。
我倒不是为了求教而去访问智量先生的。《黑暗之心》后,我又看了先生的另外几部俄语译作——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选《贝壳》,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些诗,然后,我特别想找到智量先生,翻着书对他说:我读过了,我比较喜欢这首,比较不喜欢那首……连接在加强,我重新翻开《康拉德小说选》,找到《黑暗之心》,它的位置在书的后半部,像船舱的压舱石,我又重看它的开头:某日,在泰晤士河入海口的地方,有几个人坐在一起,他们都是退了休的船长,远离了海上生活,只剩下一肚子回忆,唯有一个叫马洛的人仍然“依海为生”,马洛开口讲起了他的故事,他说他年少时看着世界地图,目光就追向了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觉得那里黑暗而神秘……我觉得,我也应该跟智量老师坐在一起了。
“我心脏坏了,心还没坏”,年近九旬的智量先生开口便说。他的笑意荡漾开来,覆盖在房里各处,把我摄了过去。我离他更近了。他的叙述,每一句话不需要修辞就有场景味,就连接电话时的那声“喂”都带着气氛。这真的很像康拉德的叙事。我把我念小说的体会说了几句,然后打开书,刚想问“您是怎么翻译的?”就住了口。
怎么翻译的?除了一字一句,逐字逐句,还能怎么翻译呢?这是笨问题,和“对XXX您怎么看?”一样笨。
我直接用手指点到了书页上。小说第四页上的文字,写的是马洛:
“他是我们中唯一仍然‘依海而生’的人。对他所能说的最坏的一句话只是,他不能代表他的阶级。他是一个水手,但是他也是一个流浪汉,而大多数水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过着一种原地不动的生活。他们的心情都像是在闭门居家一样,而他们的家永远在他们身边——船,他们的祖国也永远在他们身边——大海。船和船总是非常相像的,而大海也永远是同一个模样。在他们这种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异国的海岸,异邦人的面孔,变化万千的生活,都从身边一溜而过,不是被蒙上一层神秘感,而是被蒙上了些许自以为是的无知;因为对一个水手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秘的,除非是大海本身。大海是支配他的存在的霸主,像命运之神一般不可思议。至于其他,公余之暇,偶尔上岸溜达一次,或是偶尔寻欢作乐一番,就足以使他看到整个一片大陆的秘密了,而往往他会发现,这种秘密也并不值得去了解。水手们的信口开河总是直来直去的,全部的含义就像一只敲开的核桃一样,明摆在它的破壳里一样。但是马洛,除了信口开河的癖好这一点之外,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水手,对他来说,一个故事的含义并不像胡桃肉一样藏在壳里边,而是在外层把故事裹了起来,而故事突出了含义,就像一股灼热的光,散射出一抹烟雾来一样,这情景就好像那些迷蒙的月晕光环,有时候只是靠了月亮光怪陆离的辉映,才使我们能看得清它。”
这篇小说,我真的是念过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每一句话仿佛都是初识?
这些文字的气氛异常之浓郁,完全无法讲它是属于“议论文”,属于“记叙文”,还是“说明文”,还是“抒情散文”……“对他能说的最坏的一句话是,他不能代表他的阶级”,这句话实在太惊人了,说一个人“不代表他的阶级”,这意味着什么?智量先生是吃过大苦大难的人,1958年后,他就被认定为“代表”他的阶级,一个食利者,一个混在人民之中的寄生虫,他的身份是“五类分子”,这种带数字的称号,要么表示最好(“三好生”),要么表示最坏(“四害”)。这是他不可能愿意接受的命运。而马洛的情况相反,他不能代表他的阶级,这在康拉德写来是对他“最坏”的一个评价,那就表明,这个阶级是有地位、受尊重的,而马洛是里边的异类,是边缘人。可是这个“最坏”,似乎又是在说反语……
区区一个句子,就包含了多少深长的意味。
康拉德接着说,马洛是水手,但也是流浪汉——这又是惊人之语,尤其是“但”字惊人。惊人的议论接踵而来:他说,大部分水手过着一种原地不动的生活——这又怎么解释?他说,他们总跟船在一起,那是他们的家,而祖国则永远是大海——一点不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一句:“他们的心情就像是在闭门居家一样。”
一连几番惊人之后,逻辑便像流水一样顺遂:水手,生活节奏一成不变,到过多少异国异邦,他们都是过客,都要匆匆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但紧接着又起了高潮:康拉德说到了水手眼里没有“神秘”。有一大堆中式的俗话正蠢蠢欲动,像什么“阅人无数”,什么“饱经风霜”,什么“看淡了一切”……然而康拉德却说,水手“公余之暇”,偶尔上岸溜达、寻欢作乐一番,就足以“看到整个一片大陆的秘密”!
这是什么样的气魄!可更豪迈的居然还在下一句里:“往往他会发现,这种秘密也并不值得去了解”……
康拉德开写《黑暗之心》的1899年,是相当穷的,也很想出名。可是赚钱成名的迫切需要,并没有损伤这部作品里任何一个字的光彩。这篇小说,哪怕只是这一段话,就包含了康拉德作品的各种重要的主题:航海,水手,海上心情,被自以为是的无知所充斥的生活,大陆的秘密;也包含了他对写作的基本看法:一个值得写的故事,不是一个敲开了壳就能看到果肉的核桃,它的内容与形式应该完全一体,不能剥离,应该叙述中有风格,风格中有叙述。故事的含义应该像烟,像雾,像月亮照在各个地方留下的影子,读者通过这些影子才注意到月晕。
1899年,这些话,莫奈之类印象派画家读到了将会激动落泪,因为他们同样确信,风景的本质在于神秘变幻的光而不在于客观事物;马上要出版《释梦》的弗洛伊德会深深引康拉德为知己,因为他懂得,梦的内容不只是白日所思的简单投射,它更等于人对梦的叙述——梦的形式;爱因斯坦也一定找到同道了,他将来所要阐释的时间和空间,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体的。
当然,这些领悟要到以后了。在智量先生家,我只是不能自拔地沉入这段文字里,就连“您什么时候翻译的”都忘了问。智量先生说,小说使用的英语相当难,写法也是特别。他讲,在译了一部分以后,他不知道自己在译什么。
他在书里慢慢地翻,慢慢地寻找。最后停在了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我翻不下去了。”
那是马洛来到刚果殖民地,看到白人殖民者驱赶着土著人干活的场景。摄人的氛围一如既往: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这是多么简单、多么清晰的关系,然而在小说里并非如此。黑人土著是一些“黑色的人形的东西”,他们紧紧依附着大地,呈现出“各种各样痛苦的、认命的和绝望的姿态”。马洛知道“工作在进行”,可他并没有直接描写鞭打、呻吟、流血流汗,而只是写听到一枚火雷爆炸,“我脚下的土地轻轻颤抖了一下”。
在智量先生曾经的处境里,一切都那么清晰:好人与坏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不属于这个,就属于那个。每一个人都被告知,工作在进行,运动在继续,于是这些就成为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也以此笼统地概括自己当时的经历。我后来读一篇文章,智量先生写的,写他1958年后,在河北几个农村劳动改造,他说“我的确真心诚意地在改造”,“我下定决心去改造”,可是,他始终并不明确地知道他在改造什么,他明白的只是,改造将让他“回到人民的队伍里”。
当改造临到他的头上的时候,他是不太知道他在改造什么的。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干了一些什么活儿,他得到了一个村子的村委会的感谢信,证明他“劳动表现不错”。这就像马洛那一刻在工地上,只能听到炸雷,感觉到大地的颤动,看到土著人痛苦地等死。我们所说的“奴役”,是一种事后的宽泛定性,带有明确的褒贬。如果智量先生在康拉德的行文中读到了对奴役行为的明确描写,他的翻译工作大概就会顺利很多。
那种表述太陌生了,康拉德不仅使用一种跟中文截然不同的字母语言,而且他对事对物的认知和表达,不仅与当年中国人所习惯并很少反思的路数不一样,想必也突破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普通读者的认知。《黑暗的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就把稿子放下了,放了很久一直没动它。”智量先生说,直到有一天重新拿起来,“我发现我可以翻译下去。”
于是他译完了整个作品。他都没有告诉我那是哪年的事情。我也没有问。在智量先生面前,我能做的仅仅是听,以及机械地、不带任何想法地翻书,翻到某一页,念几行字,再翻,再念几行字,有时看看他,他当然在微笑,从无例外。在表达人的神态气质这方面,中文是一种贫乏的语言,除了“笑”“微笑”,我竟然找不到更多的词语来描述智量先生的表情。也难怪我们的感官要么长期闲置不用,要么就被大堆悼词一般的套话喂饱。
然而,我本着一种想要重温智量先生当年突然“开窍”的过程的心思,继续不断地重读这篇小说,直到自己也明白“开窍”的意义。康拉德写了这么长的一篇,议论洋洋洒洒,却没有一句话落空,景物描写无处不在,却没有任何一处自我重复。当我在听智量先生讲他的初恋故事,讲他因为头上的帽子而遇到的种种麻烦,讲他怎样离婚,跟妻子怎样“选择”带哪个孩子,讲之后被调入华师大教书等的时候,一个小姑娘(大概是外孙女)经常溜进这间斗室,跟先生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氛围被打破了,但这种被打断的感觉,跟《黑暗的心》里,马洛的故事讲到引人入胜的深处时,康拉德忽然插了两笔去描写听众们的样子(他们的面目在越发浓重的暮色中更加模糊)的节奏很有些相似。“插话”是多有意思的事情,“出戏”也是戏的一部分。
1900~1901年,在《黑暗的心》发表的时候,康拉德又开始写他的《诺斯托罗莫》。这部小说写到月光下的海洋,一个码头工长,从大陆出发,进入海洋,带着来自大陆的秘密——一船被托付给他的银锭。别人对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地认为他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而他自己,把这船银锭藏了起来,变成了他自己的秘密。
现在这些作品都是顶级的文学宝藏。可是在当年,康拉德一直陷入深重的自我怀疑——他并不是怀疑这东西能否顺利出版,改善他的经济条件,他是完全吃不准,这样写出来小说,算不算有价值。在1903年写给H.G.威尔斯的信里,他说:“我……彻底疯了,愁思牵肠于我的工作。我好像骑车沿着一块14英寸厚的木板过悬崖,一哆嗦就全完了。”同年写给A.H.戴弗瑞的信里,他说:“孤独正把我吞噬。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读不进去。我好像待在一个既是坟墓又是地狱的地方,只能写啊,写啊,写啊。”虽然是表达痛苦和怀疑,但是文字那么精确,比喻既动人又真诚,一个处在真实的水深火热中的人,落笔行文有着难以言传的高贵。
智量先生那天告诉我,一直有做口述史的人来找他,听他讲往事:“就像你听我讲这样。”他的回忆文章也都结集出版了,有一本《人海漂浮散记》,有一本《往事与怀念》。我就把书放在身边,有时看上几页。好几年过后,有一天我又去访问智量先生,他刚出院不久,笑容依旧。我问起那个小姑娘,她还常来吗?先生说:她长大了,就不爱和我玩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