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找回‘可持续’”是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系列文章合集。本系列以“可持续的”理念及实践为对象,试图依循“回溯理念、辨析现状、探索趋势”的路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程进行一次简要梳理,以期借助反思,来激活人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新探索与新设想。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引言:“可持续的”,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实现?》(点击可查阅全文)中,我们追溯了“可持续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历程,试图找回那一层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已渐渐褪去的底色,以此开启这一场关于理念的思辨。
“可持续的”理念,应被融入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它就像一把可以为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提供庇护的大伞,与每一个领域相关联,兼容着许多细分的理念与实践。当谈及“可持续的”理念实践时,除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外,最有可能被人们联想到的细分领域和实践,或许就是“气候变化”和“环保”(及其各类细分理念)。
不过,依然有不少人会疑惑:在我们谈及“可持续的”理念与实践时,为何要谈及气候变化呢?
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二篇,我们将通过简单的回溯,来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可持续的”理念和实践,与气候变化、环保等究竟有何关系?将“可持续的”理念应用于我们自己身上时,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正文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正式组建,其官网对于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这样描述的:“旨在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认知状况、气候变化原因、潜在影响和应对策略的综合评估”。
2023年3月,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1]正式发布。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在该报告发布之后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您对公众最想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对此,他的回答是:“气候变化是真的,是我们真实所经历的。”
在当下的时点,这或许应是一句令人五味杂陈的回答。
图1:以“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会议
(点击可查看大图)
图源:stockholm50
自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召开之日起,由联合国主导的各类会议,诞生过众多有关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和战略,各会员国也共同许下了数个在切实落实后便可产生重要现实意义的承诺和倡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一位科学家在回答“您对公众最想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这一问题,强调的仍是“气候变化是真的,是我们真实所经历的”这个基本事实时,那么它或许可以佐证本系列引言中所提及的一个观点: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程,的确仍处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初级阶段。
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可持续的”理念与实践,与气候变化、环保等究竟有何关系?
一、气候变化:为什么需要“可持续的”理由之一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同时发声明证实,2023年7月是自1940年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有记录以来的最热月份,打破多项温度纪录[2]。7月6日,全球日平均表面气温超过了2016年8月创下的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3]。
中国气象局2023年6月新闻发布会所披露的信息显示,多地最高气温与日降水量的历史极值被追平或突破:
全国共有446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5月的历史极值,其中云南巧家(44.4℃)、元谋(43℃)等77个站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
全国共有37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达到或突破5月历史极值,其中福建邵武(275.1毫米)、江西宜黄(258.1毫米)、贵州修文(228.3毫米)突破历史极值[4]。
据上海市气象局官方微博显示,今年5月29日13时09分,上海市徐家汇站气温达到36.1℃,创下了上海市百年来的五月气温最高纪录(之前最高纪录是35.7℃,分别出现在1876年、1903年、1915年和2018年)。
据报道,今年4月,亚洲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有气象历史学家将这波明显提前报到的热浪描述为“亚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四月热浪”。5月中旬,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另一份报告表示,2023年至2027年间,全球近地表年平均温度有66%的可能性在至少一年中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5]。
上述这些以文字呈现的事实,实则是现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在日常生活中拥有的亲身体会。不过,依然有不少人会疑惑:在我们谈及“可持续的”理念与实践时,为何要谈及气候变化呢?
如本系列的引言中所提,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是如此之深远和迅速,以至于新的地质纪元很可能将直接以“人类”来命名(“人类世”),以此充分体现人类对地球生态的作用与印刻下的痕迹。经过综合作用,这众多痕迹便会显露于可以被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切实体验到的一种直观表现,即气候变化之中:极端气候事件的确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越来越多的人的确正在沦为气候难民、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污染也的确正在通过大气和食物重新将污染循环到了人类身上。
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就算你否认也不可改变的事实:地球上的气候其实一直都在变化着,无论地球上存在着哪些物种。在现代人类社会的语境中,“气候变化”这个词,往往对应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定义:
“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这也是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所真正想要否认的内容。
与气候变化相伴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虽然不是这两者的“创始人”,但却以类似“投资人”的身份,用实际行动不断加重着它们本身的危重程度,并由此增加了对地球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负面和不利影响——这也是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所加以辩驳的一点:这其实不是我干的,与我无关。
那就让我们以谈及气候变化时最常提及的“碳”为例,来回溯一下人类是否真的与此无关。
碳循环,它是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带循环体系,通过排放、留存、碳固的循环作用,让碳元素循环于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及大气圈。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工业生产活动大大加快了碳从化石燃料进入大气(排放)的速率和体量,并同时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改造和利用大大减少了可通过光合作用来将大气中的碳重新固入土壤内(碳固)的植物——于是,自然生态系统自带的碳循环体系失去了平衡,并进而使得生态环境和气候产生负面反应(海水酸化、温室效应、极端气候事件等)。这些负面反应,也最终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负面影响。
图2: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碳循环体系(示意图)
图源:网络
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一直是“减碳”行动的关注重点。化石能源本身的确是一种不可再生(因为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且有限的能源,因而在早期的关注中,人们往往将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主要原因,落在它们会被消耗完毕这一点上。但是,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且有限性,并非我们应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主要原因——化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已经对生态和人类都造成了重大的,且是难以、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这才是主要原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明确“气候变化”的定义之前,首先明确的,其实是“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或生物区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自然的和管理下的生态系统的组成、复原力或生产力、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或对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
倡导人类应正视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群体,以及众多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和倡议,所试图号召大家用实际的行为改变来避免的,正是这些“重大的有害影响”。推动着这些倡议和行为改变产生和前进的背后,即为“可持续的”理念。
二、环保:不断壮大和演变着的“可持续的”实践
谈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或是论及如何实践“可持续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会是:环保。
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和生态,是被人类遗落下的、应以“可持续的”为目标的最主要的元素。观其所由,原因之一就如德裔美国哲学家托比·李思(Tobias Rees)所言,人类“日益将自然视作‘外面的世界’,一个他们曾经属于但已经逃离的起源地”,进而“由于践行了以维持和捍卫虚幻的人类观为基础的差异化政治,我们已经对地球(以及作为地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我们自己)造成了破坏”[6]。
虽然人类已早早开启了太空探索,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地球将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所以,我们必须尽全力弥补和修复这些破坏,重新拾起“可持续的”理念来为自然环境和生态,也为人类自己,作出守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将“环境”定义为:
“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环保”,即“环境保护”。以上述对于“环境”的定义为标准,可以被视为“环境保护”的措施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类别来看,都不胜枚举,而且可以囊括规模各异的各类行为实践。以水资源为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随手关水龙头、节约用水、一水多用、慎用清洁剂,大到水资源的污染防治、合理开发、调水工程和综合利用等,都是有益于水资源保护的环保行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环境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入的理解,“环保”的定义也在随之不断壮大着。
来到现代之后,为了推广“平衡的繁荣”这一目标,一些国家也已将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平衡繁荣的做法写进宪法之中:不丹宪法规定全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不得低于60%;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也在宪法中赋予了自然以法律规定的自然体权利。无论是从各国和地区的法律法规,还是从社会舆论语境和实践氛围来看,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必要性,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然而,如本系列的引言中所提,为了让环保行为真正被融入日常生活,而不仅仅停留在“世界环保日”“地球一小时”等纪念日和/或活动时的“一日行”,从而真正实现治标又治本的改变,我们更为需要的,是一场关于理念的思辨和转变——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实则关乎人类对于自身的态度,需要我们将“可持续的”理念应用于自己身上。
三、人类:“可持续的”理念的另一个适用对象
正如李思所指出的,人类自1600年前后开始将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并在17世纪早期完成了人类政治观和自然观的根本性转变。李思认为,该转变以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为典型代表:
“对霍布斯来说,自然界已不再是一个由神圣理性组织起来的宇宙:它已经成为‘外面的’动物状态,一个非人类的领域,一种没有任何理性的状态”[7]。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自然在人类心中的身份和地位,逐渐从“赖以生存的家园”转变为了“可以充分(甚至肆意)利用的资源”——人类,也是资源之一。
- 城市化与现代时间体系:人类“工具化”和“资源化”的天使轮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生活因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成为了大部分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古朴且自然的状态。除了上述提到的政治观与自然观的转变,城市化和现代时间体系的发明,也成为了推动人类强化新观念,并且把人类的“工具性”渐渐推向极致的两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城市,这一由罗马人首创的概念,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市化,这一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化而生的趋势,因其背后这两个推动力的主流化,而收获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加速发展态势,甚至演变成了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及其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原本属于自然概念的“时间”,也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下,被加重了工具性和社会性意义,成为指导、甚至是控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准。古代随着自然时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演变为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休闲时间”。黛安娜·阿克曼(Diane Ackerman)在《人类时代》一书中是如此总结的:
“我们不仅利用钟表将时间等分为平均的片段,用玻璃煤气灯照亮夜晚的黑暗,重新设置自身的生物周期规律,还重新设定了这个星球上其他生命形式的节律[8]。”
在这两者的推动之下,人类的“工具”属性日益凸显:服务于企业和社会成为了人类的首要任务,而对个人身心健康的维持和思辨的探索则成为了次要、甚至是再次的任务。在这一发展历程之中,人类的确普遍收获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但作为诞生于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和自然环境与生态一样,在各个层面被人类自己的活动所破坏和侵蚀。
以人类的身心健康为例,正如古斯塔夫·米尔恩(Gustav Milne)在《城市里的“野蛮”人》一书中所指出的:
“城镇的出现还不到一万年,这与人类漫长的进化周期相比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除了一些相对较小的遗传变异之外,我们并没有发生生理上的进化,来更好地适应这些新的全球城市状况。可以说,我们的许多心态、情感、本能和直觉也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我们现在所处的城市化世界,与我们在基因、代谢、生理和心理上能更好地适应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9]。”
米尔恩提到的这种“严重的不匹配”,正是人类文明已开始变得不可持续的警示: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已经失衡,急需校正。面对这种种问题,李思也在其文章中表明:
“我认为,除了提出新的人类本质、生活方式、技术实践方式……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0]。”
- 人类整体福祉水平的评估标准:人类“工具化”和“资源化”困境的锁链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了被人们称为“幸福悖论”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伊斯特林教授经过研究提出了这一与我们当前所谓的主流预设相反的论点:
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比较中,人们的幸福感与收入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存在一个临界点(即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在此之后一个国家的整体幸福感并不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如今,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已突破了这一临界点,因此,我们也应该相应地修订人类整体福祉水平的评估标准,从重视可直接用数字计量和比较的指标(例如平均预期寿命、以学历为标准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逐渐转向那些不可直接、甚至是难以被转化为数字来计量和比较的指标(例如身心健康水平、社会平等水平、文化和职业多元化水平等),以此为已经突破临界点的人们谋取更高水平的福祉,同时为尚未接近临界点的人们提供更好、更可持续的帮助和指引,为人类绘制一幅全新的目标蓝图。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之时,GNP的创造者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便对它提出了最坦率的批评和警示:“国家的福祉,是很难从国民收入这样一个指标中推断出来的[12]。”同期,他还曾警示人们:
“一定要记住增长的质量和数量的区别,增长的代价和回报的区别,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区别……目的应当始终明确:‘更多’增长的目标,一定要具体地说明到底是要实现什么东西的更多增长,以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增长[13]。”
然而,面对创造者的权威警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把它悄悄地藏了起来,用一个指标就能衡量每年的经济进步,这么做的吸引力实在太强烈了[14]。”
与引言中所提到的“甜甜圈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等“可持续的”理念与实践的尝试一样,这样的评估理念转变,也的确已经落地为一些实践尝试。只不过和前者一样,这些实践尝试也一直未被所谓的主流价值观认可和融入。(部分案例见下方图示,详见与本文同时发布的专题文章《在可持续的未来里,我们不应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福祉?》)
一项较为近期的、由主流机构发起的倡议,即为世界经济论坛(WEF, World Economic Forum)于2021年发布的《新经济的仪表盘——为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复苏打造一个新的测量方式》,旨在号召人们从“繁荣”“地球”“人民”“制度”这四个方面来订制新的经济测量方式[14]。
图3: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新的经济测量方式”
图源:《新经济的仪表盘——为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复苏打造一个新的测量方式》
图4:替代GDP的部分尝试
(点击可查看大图)
注:详细内容见与本文同时发布的专题文章《在可持续的未来里,我们不应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福祉?》。
图源:第一财经研究院整理
为了让这类实践尝试被更多的人知晓、接纳和应用,并成为主流,ZOE未来经济研究所(ZOE Institute for Future-fit Economies)在去年发布了一篇以构建经济韧性为主题的政策简报。(第一财经研究院对该份简报进行了编译,详见《越过GDP,经济韧性应如何融入政策目标?|可持续+》,点击可查看全文)
简报提出了“韧性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的视角(与“平衡”视角相似),并指出必须“让理念跻身主流”,为此“我们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这样的运作:我们需要让人们意识到,韧性并不局限于回归常态,而是要让政策制定者进行全局考虑——换言之,我们需要转换到一种能够理解韧性构建的全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来思考问题的系统性视角”。同时,简报也对GDP的替代指标和“越过GDP”(beyond GDP)倡议进行了简要探索,以此强调韧性作为一项政策目标的潜力。
四、结语:激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潜力
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导演席里尔·迪翁(Cyril Dion)在其著作《人类的明天》中对农场经营者、作家、思想家皮埃尔·拉比进行了访谈,拉比提到:
“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深刻危机,不是由物质不足造成的。危机源于我们自己,源于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同他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所做选择和我们奉行的价值的内在核心[15]。”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古谚似乎也格外符合“可持续的”心路历程。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气候变化是真的,是我们真实所经历的”,但科学家们依然在无数次强调这个基本事实时,或许这真的可以证明,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程的确仍处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初级阶段。
诚然,在化石能源、现代时间体系、城市化、工业化等力量的推动下,人类的确普遍收获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人类社会也的确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是,人类终究也是诞生于自然、依赖于自然的一份子,而人类如今也和自然环境与生态一样,在各个层面被人类自己的活动所破坏和侵蚀。
事已至此,或许我们是时候回望来时路,对我们在已走过的路上所有意或无意留下的障碍进行反思和清理,最终找到可以治标且治本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预告: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试图梳理现代人类社会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都已创设了哪些“站点”,并试图探寻它们背后的真实故事,以此来尝试对我们在已走过的路上所有意或无意留下的障碍进行反思和清理,进而去探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创造“可持续的”未来。
注释:
[1] 《气候变化2023》(AR6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23),该报告总结了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2016年至2023年)关于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与风险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评估结论。
[2] “确认!今年7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月份,WMO:气温记录将不断被打破”,冯迪凡,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101830752.html
[3] “7月或是有记录以来最热月份!联合国秘书长:全球沸腾的时代已到来”,冯迪凡,第一财经, https://www.yicai.com/news/101820957.html
[4] “国家气候中心:5月共有446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5月的历史极值”,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101772992.html
[5] “全球进入‘烧烤模式’?WMO:未来五年全球气温将创下新纪录”,冯迪凡,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101759435.html
[6][7][10] 引自托比·李思(Tobias Rees)的《从人类世到微生物世》一文,该文收录于《走出人类世》一书,编著者为宋冰,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21年出版。
[8] 《人类时代:被我们改变的世界》(The Human Age: The World Shaped by Us),黛安娜·阿克曼(Diane Ackerman)著。
[9] 《城市里的“野蛮”人:如何在现代城市里健康生活》(Uncivilised Genes: Human Evolution and the Urban Paradox),古斯塔夫·米尔恩(Gustav Milne)著。
[11][12][13] 《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著。
[14] “GDP不再是衡量增长的准确指标——那有什么测量方式可以取代它呢?”,Andrea Willige,世界经济论坛,https://mp.weixin.qq.com/s/pVaHf2pVRV9LzdKuzb20yw
[15] 《人类的明天》(Demain: un nouveau monde en marche),席里尔·迪翁(Cyril Dion)著。
(本文题图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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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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