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一百多年前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创办了胡庆余堂国药局,这家值得自豪的民族药业百年老店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冯根生。

冯根生生于1934年,祖籍浙江慈溪。他出身于中药世家,祖孙三代皆是“江南药王”胡庆余堂的药工,从小就埋下了与中药业的深厚渊源;他是中国中药现代化的“见证人”和“亲历者”,被誉为“浙商典范”、“国药工匠”。

胡庆余堂关门弟子 潜心学习中医药

1949年1月19日,冯根生14岁就穿上祖母新缝的长衫去著名的胡庆余堂当小学徒了。解放前胡庆余堂一年只收一个学徒,恰逢当年5月杭州解放,传统收徒制取消,冯根生便成了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也成了江南药王的最后一位传人,由此开启了他六十多年的中药生涯。

三年学徒,冯根生每天凌晨五点到晚上九点,16个小时专心其中。两千多种药的品相、药性、配伍、功效烂熟于心,丸、散、膏、丹的制用也驾轻就熟。满师后他又站了2年柜台,撮药配制当不在话下,此后又煎药二年,每天三百帖,十多万帖药从他手中出去,当年杭州人都知道冯根生煎的药地道见效。

胡庆余堂内悬挂着一块牌匾,上书“戒欺”二字。著名的“戒欺”匾额系胡雪岩清光绪四年四月亲笔所写店训,它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戒欺”的理念,反映在经营上,首推的是“真不二价”,即做生意讲诚信,老少无欺,贫富无欺,不能有丝毫掺假。这一理念也深深影响着冯根生, 在此后的企业经营管理中,他秉持着胡庆余堂的祖训,有着自己的坚守。

被称“狂商” 屡做“国企改革出头鸟”

1972年7月,杭州市要组建第二中药厂,任命冯根生出任厂长。

这个厂原本只是胡庆余堂的一个驴皮车间,远离城区,说是第二中药厂,实际只是一座破庙,边上都是坟地。几间破屋,几口锅灶,还有几十根搅棒,这就是中药二厂当年的样子。冯根生却在这片荒芜之地上对中药进行了继承和改造,以37万元的固定资产迅速起家。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了,春天来了,故事也更多了。

改革开放让冯根生的改革思想迸发而出,他的创业史无疑是中国改革大潮中的一个缩影,他以“国企改革出头鸟”的姿态屡屡成为新闻焦点,1978年,青春宝抗衰老片虽通过药理检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获得生产批文。冯根生怕错过药品推出最佳时间,毅然决定先投产,正是他的“先斩后奏”最终才救了产品救了企业;1982年,一位清纯少女走进了电视广告,“青春宝”成为第一个投入大手笔广告的保健品,也是第一个采用片剂型的保健品;1984年,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冯根生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1992年,冯根生还在药厂基础上创建了中国青春宝集团,企业规模越做越大。

既是改革者 也是传承者

在冯根生的创业生涯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追赶着母厂胡庆余堂。然而,当青春宝集团年利税已经达到两亿元的时候,仍然固守旧制的胡庆余堂却落败到负债9000多万元的地步。

1996年,青春宝集团公司根据杭州市委要求接管了亏损企业杭州胡庆余堂药厂。“这个胡庆余堂要翻过来是很难很难的,但是要翻过来必须要花出很大的精力。所以我考虑过如果成功,那是更好,如果失败的话,不但胡庆余堂失败了,包括青春宝集团也都失败了。”冯根生说道。

面对市场经济的残酷无情,冯根生凭借着民族中药业的一腔深情,毅然接受了这个挑战。在兼并胡庆余堂后,他以雷霆手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传统国企走上了现代化企业的道路。改革后的胡庆余堂成立了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调整企业结构,改进原有工艺,把百年传承的中药特色与新兴技术相结合,为这家民族老店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在并入青春宝集团的第二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胡庆余堂就从奄奄一息中起死回生,销售回笼达1亿元。冯根生这段“儿子”救“老子”的故事也成为了传奇佳话。

尽管每走一步都险象环生,但作为改革急先锋的冯根生也依旧坚守着中药的传承。他说:“我的设备上可以改,工艺上可以调整,但我的配方是绝对严密的,全是中医的原理。古代的配方,我们一味都不能去改。”

“国药不兴,我人生不畅。”这是冯根生最广为人知的言论,他也身体力行地为民族中药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