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歌而优则仕”触发军内不平衡感。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

文工团的拐点,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深冬。

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演员在排练准备演出的节目。文工团改革的风声已经在各团体传开,尽管具体政策还没出来,但精简人员已经成为各团体“下一步的考虑”。

“改革政策还没出来,但怎么实现人员的精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在所有受访者的口中,此刻的部队文工团都处在“敏感时期”。内部紧缩,风声鹤唳,外部的竞争力量却已如星星之火。

2010年才成立的恒大歌舞团,正以高薪进行“引援转会”——挖走了某著名文工团的几个舞蹈演员。一如恒大在足球俱乐部经营中的长袖善舞,恒大歌舞团抓住时机,登上了全国政协、公安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舞台。

“这舞还排吗?”

微信上疯传着部队文工团改革方案,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一些队员开始忧虑。大多时候,他们仍很安静,轻巧地做着四位转、侧翻和托举,以保持身上的热度。

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排练,也被这个尚未证实的消息所影响。电话那头的一个负责人说,“(编排的节目)当时就卡住了。”

2013年8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将改革整顿的箭头,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原来很想来的、签约的演员都提出要走,你说怎么办?人心惶惶的。”一名文工团的基层领导说,“(有文章)说改革要从军队文工团开始,配的照片都是我们下部队的照片。”

“每一次整编都预示着一次人员的大调整”,陈先义说。在真正的改革来临之前,来自外部市场的冲击,已在考验每个文工团。

2009年,炙手可热的流行歌唱组合凤凰传奇被特招进入二炮文工团。在2011年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凤凰传奇直陈,刚加入团里那会儿“觉得挺辛苦”,一旦跟自己的商演产生冲突,就得无条件推掉,开始还真的有点吃不消,甚至觉得后悔当兵了。

而后,由二炮文工团团长亲自作词的军营题材红歌《绿旋风》,成为他们第一份成绩单。他们还在节目现场演绎了这首融合了军营题材、民族旋律和说唱风格的《绿旋风》。

这样的“成绩单”,却昙花一现。

几年的短暂军旅生涯后,包括凤凰传奇在内的多位明星转业回到地方,而他们当初之所以被特招入伍,也是因其才艺被相关高级领导相中。

他们的经纪人徐明朝日前接受采访时将凤凰传奇的“千万元级别的”收入来源归纳为1∶1∶1,即商业演出、广告代言和演唱会、衍生收入各占1/3,网游甚至保暖内衣也成为他们的涉足领域。如果还在部队体制内,以上的每一部分商业活动,都与总政严格推行的纪律相悖。

当“遵守军纪”成为社会明星入伍需要承担的“过于高昂”的成本,明星们“重返市场”便不难理解。

演员张译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曾在《士兵突击》中饰演班长“史今”一角,他的经历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种出走的冲动。

从2003年开始,他就发现部队文艺团体的功能在整编中遭到削弱。“赶上新一轮裁军,一个话剧团体,把人数裁完之后几乎演不了话剧了,这对文工团是伤筋动骨的。”

“我有自己的戏剧梦想,也热爱军装。但现在演不了戏剧,只能演小品了。”张译当时就想进入社会,但是部队纪律不允许。“如果一个演员整天去演这高大全的东西,对于演员自身也是一种伤害。”尽管有不舍,他最终选择离开军营。

在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的叙述中,这样的冲击从更早时候就已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付林因为“自己录歌”违纪而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个人走向社会的尝试,与体制发生了冲突。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包括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在内,几个著名演员已经“打了报告”要求转业。军内人士透露,文工团对此的态度是,“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战士杂技团的11 岁演员赵婉婷在排练节目。

“出位”的明星

“敏感时期”的文工团里,明星们显然处在最敏感的部位上。

舆论的集中关注也滥觞于与团内几位明星有关的新闻:军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尽管后者持手写致歉信鞠躬致歉,但连续的负面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想象。

陈先义直言不讳,大批社会化“明星”的加入,使得部队文工团的形象危机凸显。同时,商业演出市场上“走穴”活跃,“歌而优则仕”也不再新鲜。

据《解放军报》报道,歌唱家李双江为专业技术一级,对应享受中将级别待遇。《人民海军报》则报道,2008年,时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的宋祖英经过专业技术级别调整后,待遇已相当于少将。

“将军”称谓,在文工团外被误传。

早在1988年6月,解放军开始实施文职干部制度。条例规定,对文职干部并不授予军衔,只享受对应军衔的待遇。着装上,文职人员的胸前有一条飘带,肩章上配有六角宝相花,从而区别于一般作战部队军衔的五角星。但这些细节鲜为人知,07式军服的出现,使得上述区别更显式微:佩戴在左胸前资历章,反使得文工团的明星们显得“位高权重”——通过资历章换算,不少文艺明星已经达到正师乃至正军级。所以,他们被错误地称呼为“将军”就不足为奇。

“女性,年轻,又是‘将军’,所以容易引起争议。但是,有的人到了那个职位必须给她级别。”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许多人唱一首歌,火了,调一级。但是火了的终究是少数,推上风口浪尖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军队崇尚来自战争或军事行动的荣誉,“歌而优则仕”触发了军内的不平衡感。通常,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的摸爬滚打和千挑万选,就算当上团长、师长,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这样的失衡为可能进行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你看我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认为,要设法解决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务”的现象。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段军中故事: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也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令这位军长十分恼火。

“双面”文工团

“明星”之外,普通文艺兵的生活并不光鲜。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说,“他们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

对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普通士官苏雷(化名)来说,每月两千多块钱的士官工资,难以维持三口之家的花销,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做家教,“教孩子吉他、二胡,每个小时收费60块钱”。

“恒大开价最起码都是八千的工资,好几个团员都去恒大了。我们签约的才两千多。即便是有编制的,副团才四千,正团才五千。”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说。

多名现任或曾任职文工团的演员说,收入不高,纪律严格,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很少。演员张译甚至说,“部队文艺团体对于男孩子来讲很难熬”。

进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训练房之前,必经一面军容镜。它的左右分别挂着写有“纪律规定”和“处罚规定”的牌子:从上场到谢幕,几乎每个小细节,都有纪律的要求。如果违反这些纪律,视程度轻重,处罚的方式分别是“处分”、“降级”、“转业”,或者“复员”。

这面老旧的军容镜上似已有一些不易擦去的斑痕,但是左右两边的纪律条款,从未变过。

“地方演职人员出现失误,顶多引来观众的嘲笑,而部队演员一旦失误,很可能就会被上升到‘政治错误’的层面。”某歌舞团歌剧演员张华(化名)记得,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革命老区的巡演中,关键时刻忘词,惹来台下观众嬉笑。此事被领导严厉地批评为“不严肃,思想政治意识淡薄”。

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透露,现在各大军区文工团都超编,签约的人都是文工团养着,但是人还是不够用。

因为缺人,一支历史悠久的文工团已经下调了招人的门槛——身高要求从至少1米68,降到了1米64、1米65,却仍捉襟见肘,“我们每年还要去不停地看,不停地招。”

尴尬却也就此出现:如果想继续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优势,需要大量的资金、齐整的队伍和充分的社会认可度。然而摆在面前的却是有限的资金、紧缩的编制和暧昧的市场定位。

战士文工团舞蹈队正在排演的舞剧《三家巷》让他们引以为豪。但参演演员四五十人,其中真正拥有军籍的不过二十人,其余的大多属于非现役签约人员,也包括临时从某企业抽调前来“救场”的演员,一切花费都得由文工团自身负担。

地板已经十多年没换过,因为坑洼,演员们偶尔抱怨,“不敢放开了转圈”。

不足的运作经费,得靠商业演出来弥补,节目的打磨和名气提升,也需要在对社会演出中一步步完成。

2013年3-9月,战士文工团陆续奔赴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基层部队完成演出130多场。《南方都市报》报道,其成员流动性很大,在参演央视《心连心》等慰问演出、各大晚会之外,则从事着“少许商演”。

在市场与部队体制之间,文工团正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陈先义认为,文工团的主要属性,是为部队服务。“他们首先是部队军人,必须遵守部队纪律。作为一个文艺团体,每年必须完成200天的下基层为兵服务演出的任务,每年必须演100场。”

现实中却是“两张皮”。有文工团人士在接受公开媒体采访时,批评有些地方的文工团,“称得上腕儿的明星,是点名都不来;点名来的,又都是参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为谁服务?

唐彬彬曾经是全军年龄最小的文艺兵,7岁时即表演“小和尚钻筒”代表战士杂技团获得世界金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当时年纪小,但在蚊虫、蝙蝠乱飞的舞台上表演,在偏远的海岛听到掌声响起,“很庄严,也很过瘾”。

演员张译最深刻的从业记忆也是在一线部队。“哨所的战士怎么样都不笑,也不鼓掌,只在文工团离开时,久久地立正敬礼。”时隔十五年之后,他仍能仔细地回忆起在内蒙古演出时,那个边防小哨所仅有的两个人和一条狗。

2013年夏天,在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之后,关于解放军文工团的存废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部队不需要文艺团体?——这纯粹是放屁。”张译认为文工团不可能取消,“我的老师,现在还在战友文工团,当时不到20岁就签了生死状去了老山前线。还有战争中牺牲的文艺人员,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在一位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彭丽媛、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那时的歌唱家都是‘为国家而唱歌’。”

广州军区空军某场站的士兵表示,大部分服役时间相当枯燥,“不过文工团来了,还是很热闹的,大家都想去和文艺兵亲近”。

这些对文艺需求最大的地方,在新时期也一度被文工团忽视。多年前,陈先义曾采访过一个从红旗拉普哨口下来的一个班长,“这个士兵说,他从上了哨位到退伍几年都没有下过山。下了山以后,他首先看到一棵绿树,就抱着树痛哭,因为在5000米的雪山上是看不到绿色的。守卫边疆的战士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一个小型的演出队到这个地方为士兵演出,也是非常鼓舞人的。”

中国文艺市场一步步发展成熟,让文工团从未如此与市场接近。

2013年11月30日晚,上海已经接近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奔驰中心,“韩红”、“爱心”的冷光字样与热情的人群在黑暗中隐隐攒动。韩红的个人演唱会如期上演,热火朝天。

2009年9月,韩红被特招入伍,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级别为专业技术五级,享受正师级待遇。《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在刊出的“空军新添天籁之音”的报道中,韩红被特招入伍一事被赋予的意义是——空政文工团认真落实空军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空军文化建设的意见》,贯彻“培养一批具有国家艺术水准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每个艺术门类要有两名以上全国全军尖子人才”的指导精神,提高“文艺战斗力”。

明星的名气,实际上也都由主流媒体平台带来。春晚正是连接部队与社会的舞台。2011年春晚中,一共32个节目,有文工团人员参与的有15个,占总数的46.9%。此后两年,有文工团演员参与的春晚节目都不少于10个。

商演或社会演出,是大部分部队文工团目前运作情况的一个缩影。

“你得细化,定义清楚哪些商业演出可为,哪些是不可为的。不能因为是商演就不做了。”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清晰的、制度化的操作标准对于目前的文工团来说最为急需。

付林在担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时就提出“大胆迈向社会演出”,“文工团应该创造自己的军队文化的独立品牌,为社会上更多人服务”。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未得到制度支持,如今,现实已经走在了前面。

“我军跟西方国家的军队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工作、文艺演出历来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先义介绍,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罗荣桓、钱壮飞等老革命家都上台当演员,罗瑞卿还编过戏。

最早的文工团设置,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的工农红军宣传队。这支善于传播胜利消息的队伍,彼时就肩负宣传任务,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募兵高峰时期,每天每个宣传队员都能够招募来一名红军新战士。和平时期,文工团则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

“不光是搞文艺,还要搞宣传,军队文工团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方面军。”唐栋也认为,文工团一场演出“甚至比好多辅导员做一年政治工作都管用”。他见过一些士兵,看完演出之后想转业的不愿意走了,还有人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有士兵甚至把首长家栽的花都拔了,献给来表演的文艺兵。

“为兵服务”、“去基层”,在南方周末记者对多位军内专家的访问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工团功能定位的核心。

“上攀艺术高峰,下为基层服务”则是三十年前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就制定的工作指导思想。恰是这样的思路,让文工团无法闭门造车,一定程度把文工团推入市场竞争中。

结果是,公众看到的文工团和普通士兵看到的文工团形象迥然相异;文工团内部,也因为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在事实上已被割裂。是否享受市场资源带来的红利,一条巨大的鸿沟将他们分开。

“重回正轨”

兵员素质在提高,欣赏水平也在提高,但“多年没有看到军队艺术团体的演出了”,在驻东南沿海某部队政委21年的军龄中,他一次也没有遇到赴基层慰问的军旅明星。

总政的规定让军旅明星们一时重返军营舞台。

2013年10月9日,中国文联组织艺术家在“辽宁舰”上演出,杨洪基、姜昆、宋祖英等军旅艺人悉数登场,一名海军女兵感叹,“这简直就是春晚”。

文件、纪律一次次试图让文工团“重回正轨”,但是多位军内人士表示,类似规定和政策其实早就有,现在只不过是重申。文工团的改革方向仍未明晰。

以往涉及文工团的历次改革,通常以缩编减员为目标。

最近的一次文工团整编发生在2004年,除总政直属的文艺团体外,其他部队文艺团体都重新整编为一家单位,对外统称“文工团”,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文工团为政治部下属正师级单位。

这轮整编力度颇大。以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为例,其名下曾编制颇丰:有过军乐团、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曲艺杂技团、京剧团,演职员最多时曾达到六百余人。时至2004年整编后,几经精简保存下来的战友歌舞团、战友话剧团、战友京剧团同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及文学美术创作室,合并为战友文工团,定编只剩下100人。

2006年初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披露,2005年底完成的20万大裁军中,文体单位被较大程度地压缩。

军内知情人士透露,2013年新一轮改革之后,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在这个可能的改革方案中,逐渐减小的吸引力能否让文工团继续昔日辉煌,尚不得而知。

对于眼下的基层文工团,尴尬仍在继续。

唐栋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经过数次调整,目前文工团的在编人数已经不多,他说,“各军区定编一百人,加上总部的,全军在编制内的人数不过两千多人。”任务并未减少,但改革势在必行,“在人员结构、队伍模式等其它方面还是有改革的空间”。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由于需要完成如大型歌舞等特定任务,在现役人员之外,文工团往往还要进行合同招聘,甚至临时借用。表面的缩编即使顺利进行,也难以使文工团的实际工作人员减少,反倒会形成一个“隐性的包袱”。

更大的一个包袱是,同质化的人才已经过多。“上攀不上大戏主角,下入不了未来娱乐草根,一批学了多年的优秀演员有没有出口与平台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在付林眼中,改革不应止于裁减。

(朱晓佳、岳进祥、杨宝宝、潘梦琪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