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遂决定请杨绛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专门研究西洋小说的杨绛,深爱这部小说,也深知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她找了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要想忠实原作,必须从原文翻译。先生已有两门外语的基础,为译好《堂吉诃德》,她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

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 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当然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至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并畅销之初,适值西班牙国王、王后访问中国,6月15日,杨绛受到国王和王后的接见,并献上了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当时陪同国王的邓小平同志向杨绛介绍了西班牙国王、王后,并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先生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后,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杨绛先生访问西班牙,杨绛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而谢绝,但她又觉得这样做有失礼仪,后来于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西班牙之行后的1984年,她将《堂吉诃德》全文重新校订一遍,1985年再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二十多年来,杨绛译本《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已达70余万套。

2001年,杨绛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全部著作稿酬捐赠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那些好学而贫困的学生。几年来,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划拨到“好读书奖学金”账户的稿酬,迄今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此,杨先生风趣地说:“其中当然有《堂吉诃德》的很大贡献,这说明堂吉诃德没有死,他还在中国实行他的骑士道呢!“

杨绛译《堂吉诃德》

(作者胡真才为《杨绛文集》的责任编辑)